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红利”。然而，经济发展并非依靠我们的科技创新，主要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出口，以及城市土地的拆迁和转让。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的减少，拆迁后工业化所带来的资源匮乏与环境恶化，已经越来越严重，昔日的红利正逐渐成为经济转型期间的最大隐患，甚至有可能升级为社会危机。作为改革的倡导者、经济体改委的老人，迟福林先生在新作《改革红利》中分析了市场化之后的红利，同时正视了隐患，并提出了“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论断。在他看来，未来的5年内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农民工的市民化、国有资本的公益性投资都是未来经济增长的热点，但是，贫富不均的扩大和利益失衡的格局短期内还难以得到根本扭转，所以，转“危”为“机”的关键在于，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这是今后1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一条必经之路。

　　同样，反思“改革红利”指出未来危机的人越来越多。温铁军先生在新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中回顾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指出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只要一遇到生产和销售不匹配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就向农村转移危机来“软着陆”，或者干脆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硬着陆”。在他看来，经济危机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后的必然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长此以往，中国会和现在的很多欧洲国家一样，陷入负债过高的破产危机。同时，臧云鹏先生在《中国农业真相》中展示了不为我们所关注的另一面，外资控制和渗透中国农业的现状已经触目惊心，中国今后的粮食安全十分堪忧。10年前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曾指出三农问题的严重与迫切，而当时政府只是为农民进城务工开了一些方便之门，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但农业和农村的危险境遇却在这10年中有增无减。农业的现代化，或许比工业现代化更重要，也更艰难。

　　国资委荣融主任在退休后出版了《遵循规律办企业》一书，或许回答了在改革开放中，工业企业如何不断做大做强，并引发民企对“国进民退”担忧的原因。首先，荣融主任一生都在与企业打交道，可以说本身就是最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这样在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之后，他才能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组建与发展中，实事求是、更好的“遵循企业自身的规律”——10年之间，直属企业的数量在减少，但却有8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资产总额翻了一番，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证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能办好国有企业。这个案例或许能告诉我们，农村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城镇化”，尊重农业、了解农民，才是农村迈入现代化的前提。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典范——华为技术，其掌门人任正非先生一直以兵法治商，带领华为创下近两千亿元的年销售收入，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设备商。他的管理方式，在这本《任正非内部讲话》中可见一斑，与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我赢定了》中所揭示的生活和领导的方式一样，领导者都必须要有钢铁的意志，坚定乐观，在逆境中艰苦奋斗、背水一战，即便是遇到无理的指责和刁难，仍然要头脑清醒待人宽厚，不受制于恐惧和反对者，最后，“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赵伟在《给你一个团队，你能怎么管？》中讲述了100条团队法则，在企业的内部沟通中可以做到如鱼得水，但在对外竞争中，华为的狼性法则、勇敢意志才是企业最终获得尊敬的不二法门。某种程度上，中国目前所面对的转型危机，也只能依靠领导人的钢铁意志——即便红利消失殆尽，也要为转型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