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
□ 皮后锋
抵达天津到1881年8月水师学堂落成，其间整整一周年时间，不可能坐吃干饭，至少参与了对学堂原订章程的修改。比较可知，《续定章程》对原订章程作了大幅度修改，如将招生年龄从17岁以内放宽到20岁以内；将剔退试习学生的时间由两月后改为三月后；将原定章程内第一班学生月给瞻银1两改为4两；针对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分别予以奖励［53］。更重要的是，《续定章程》增加了十分详细且超越船政学堂课程的教学计划，强化了洋文总（正）教习的职责与权限范围（详见后文），显然出自严复的手笔。
2．参与学堂招生
当时北方风气未开，水师学堂之类的新式学堂难于招生。1880年冬，吴赞诚“回南就医，顺便赴
沪选募学童”［54］，于1881年3月5日在《申报》刊登天津水师学堂招生告示。与此同时，严复自1881年2月（光绪七年正月）起预借两月薪资及船费50两返回福州故里，也顺便为水师学堂招生。严复主持的初选，无论是考试形式还是考试题目，均随意而灵活。如他见到朋友谢銮恩之子谢葆璋，觉得他适合当海军，当即出题考察，一为诗题“月到中秋分外明”，一为八股破题。谢葆璋做完，严复比较满意，当即决定录取他［55］；又如伍光建投考时，严复让他解释英文单词“鼠”字，伍光建以一口浓重的粤语应对，考官听不懂，伍光建即以手势在桌上作老鼠爬行状，严复见状大笑，认为伍光建很聪明而将他录取［56］。1882年1月，严复再度在福州为水师学堂招生，当月确定24人，2、3月间又续招3人［57］，其中包括严复的妹夫陈弗藩（管轮学堂第二届毕业生）。
1882年5月，天津水师学堂增设管轮学堂。此前一个月，李鸿章指示：水师学堂正教习严宗光精习西学， 于测算、格致具有根柢， 应令该员就近赴水雷学堂，会同原管各道，逐加考校，认真遴选，将其中资质、学业略可造就者，提归水师学堂，照章分班肄业督课。［58］
由此可见，严复担任驾驶班洋文总（正）教习之初，就同时为驾驶、管轮两个专业招生，而且在挑选天津水雷学堂学生时，也是重要的把关人之一。
3．参与聘请外国教习
1882年5月，天津水师学堂增设管轮班，吴仲翔建议由严复的同窗萨镇冰与郑文成分别充任洋文
正副教习，李鸿章批示照办，并特别指示：“萨镇冰暂充教习，原非常局，两年后必须另延洋师，务饬严宗光、萨镇冰预为咨访，届时禀请延订为要。”［59］但延聘洋教习一事进展缓慢，颇不顺利。1883年，严复奉李鸿章之命，函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总教习蓝博德（Captain Lambert），请其代为延订管轮正副教习，分课理法、手艺，薪水分别为200两、100两。蓝博德表示，管轮正副教习薪水标准偏低，中国如需聘请练船教习，愿意一并协助。此外，延募管轮洋教习原拟合同约定：学堂为洋教习提供一所洋房、配套生活用具以及医资药费。同年9月，严复与吴仲翔反复商议，建议将这两条内容删除，代以每月各给津贴银50两由洋教习自理，以免节外生枝，另根据蓝博德的意见将洋教习薪水各增加50两［60］。李鸿章批准了上述建议，指令严复速将改定合同抄寄蓝博德查照妥办，“务须代觅有水师头等学照，学有根柢，教法与现时新式各项轮机相合者赶为延订二名，剋期来津”［61］。此后，吴仲翔呈送《拟募练船正教习等合约》亦获批准。严复旋将和约妥细译寄蓝
博德，嘱其从速妥为延订。1884年10月，天津水师学堂所聘管轮正副洋教习霍克尔（Henry William
Walker）、希耳顺（Georgy Henry Herson）到任［62］。希耳顺殁后，管轮副洋教习一职由本国人刘国桢担任。1885年，练船正教习洋员鲍察、练船驾驶教习洋员倪耳森到任［63］。
4．主持日常教学管理
其一，掌定学堂课程。《续定章程》制订了详细的堂课及部分舰课的教学计划：学生入堂第一年， 所学西学以语言文字为大宗，兼习浅近算学。第二、三年则以算学为要领，如几何、代数、平三角之类，均应指授，而中西海道、星辰部位等项，又在兼习之列。第四、五年所造渐深，当授以弧三角、重学、微积、驾驶、御风、测量、躔晷诸法。若果诸生进境精锐，则帆缆、枪炮、水雷、轮机理要，与格致、化学、台垒学中有关水师者，均可在堂先与训习，以资后来出洋肄业根柢。以上略举次第，应责成洋文正教习循序指授，以期日起有功。［64］
此外，学堂章程还规定，“正教习设立各班日课簿”［ 65］，即日常课程表。严复根据章程及学生的资质与课程进展，为驾驶班预课部分舰课，成为天津水师学堂的一大特色。与英国海军官生相比，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毕业班堂课阶段多学三角、驾驶、天文、重学等多项课程。1886年3月，时任代理总办的严复应管轮副洋教习希耳顺的请求，向李鸿章建议驾驶班与管轮班均增设鱼雷课程，获批准［66］。此后，第二届驾驶毕业班多学割锥、化学、流质重学、动重学、鱼雷5项；第三届驾驶毕业班则多学割锥、汽机、鱼雷3项。曾应邀赴学堂会考的英、俄两国水师兵官都认为，“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俟上练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67］。由此可见，天津水
师学堂驾驶班的堂课不仅超过了船政学堂，甚至超过了欧洲同类学校。
《续定章程》对外场课也作了详细规定：
学生初入学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习带赴学堂外，仿外国水师操法，排列整齐，训演步伐，并令练习手足，藉壮筋力。三年后，每日早晚仍由二、三班教习训练枪炮。至第五年，随同外国练船教习，早晚上学堂前样船，学操帆缆诸事。［68］1883年3月19日，吴仲翔提请于学堂前操场东偏，竖立高8丈桅杆一枝，配备桅盘、索梯、铁缆，以便教习课操之余兼教诸生升桅，预练手足而壮胆气。李鸿章指示大沽船坞如式配造［69］。这种为落实章程规定而提出的具体建议，显然出自严复。
其二，主持考评赏罚。据学堂章程及《北洋纪事》第十本，洋文总（正）教习的职责主要为：平时每月底统计学生各门功课分数，按多寡排名，送交总办呈报上司；对二、三班学生季考屡列本班前三名者随时查看，禀请拔班；学生春、夏、冬三季小考、秋季大考以及五年期满后毕业大考时，参与全部或部分考试科目命题，会同监考委员全程校阅试卷，统核分数。
具体而言，1884—1892年，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前四届、管轮班前三届先后毕业大考。李鸿章均委托水师营务处罗丰禄会同中外同行专家先行到堂会考，数日后李鸿章亲自到堂考校学生。所有10余项课程，或部分由严复、罗丰禄等命题，或部分直接采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试题。考试结束后，严复与罗丰禄等仔细校阅试卷，最后由严复为驾驶班各生出具考语，严复出任学堂会办后，同时为管轮班毕业生出具考语［70］。1895年2月，李鸿章赴日本议和，旋奏调罗丰禄随行，他们不可能再度参与此后水师学堂的毕业大考。据《北洋海军章程》及天津水师学堂章程，1894年—1899年，第五、六届驾驶班以及第四、五、六届管轮班的毕业大考模式应与从前基本相同。如1895年11月11日，第五届驾驶班毕业大考，直隶总督王文韶按例前往考校［71］，同时邀请英国前水师官登禄担任襄校［72］。由于史料缺乏，许多具体情况目前难以知晓。此外，严复1893年还参与了对昆明湖水操学堂内学堂首届35名结业生的考校筛选工作［73］。
其三，改进教学管理办法。
章程原定视学生季考成绩拔班、降班，而由于学生入堂各有先后、课程进度不一等原因而难于施行。1884年2月，吴仲翔提请李鸿章变通办理：以后每班季考最后数名学生酌予罚扣赡银，如下季考试能不再列本班应罚名数以内，则将所扣银两照数给还，以资鼓励。这种具体的改进措施显然出自严复的建议。1891年4月，第三届管轮班学生毕业，其中“入堂久者已阅七年，近者亦将五载”［74］，部分学生在堂肄业时间已超过学制规定。有鉴于此，严复与吕耀斗、罗丰禄共同向李鸿章建议加强淘汰措施：“凡学生初选入堂一年后考试，必须定出章程，严为去取，如此办理，最为引导良法，俾各生均知奋勉，而于偷惰各生，尤可有所警惧矣。”［75］
综上所述，严复担任“洋文总（正）教习”期间，不仅分管驾驶班教学业务，还广泛参与了学堂的
筹建、招生、选聘外国教习等多方面的工作。由此可见，洋文正副教习显然有主从之分，与当今正副教授之类的职称明显不同；与管轮班洋文总教习相比，严复发挥的作用更大。当总办吴仲翔调离学堂以后，李鸿章指令由严复而不是主管行政的监督暂时代理总办一职，充分说明严复当时在学堂
（应无会办）是仅次于总办的核心人物。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记载：学堂组织及教授法实由乃父一人主之［76］，此说对错参半。如前所述，驾驶班的教学管理实由严复主持，严璩记载准确；而学堂的行政管理则由总办吴仲翔及正副监督主持，严璩记载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