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语体系中，“有用”、“没用”、“有没有用”，属于几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甚至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讲到。“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已经成为内化到国人灵魂深处的观念。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东西，是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沉淀，是一种无比强大的文化惯性，以至于我们对此心安理得，不认为其中有什么问题。尽管中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实用”和“实用主义”的概念，但在理解上却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风牛马不相及。西方的实用主义，植根于古希腊文明，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独立的派系。简单来说，他们主要讲的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强调实践、行动、经验、效果和实证，主张人能够并要善于利用知识和规律改变环境、达成目标，在其整个体系当中，“实践”、“实证”和“实效”是最为要害的三个要素。而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虽然也包含着“三实”成份，但在更大程度上偏重于“最直接的应用”、“短期内的功效”、“眼下能看见的利益”和“能够立竿见影”，不像西式“实用主义”那样，更多偏向于长远和整体。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眼下用不上的东西，不会太多去想去做，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夸张一点讲，中国的实用主义和西方的实用主义，可以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式实用主义，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国粹。我国名列“四大文明古国”，古代“科技”成果宛如恒河沙数，太多发明确实也是奇妙绝伦，譬如东汉时期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此外在各个领域也出现过太多的专著。可是，如果我们系统梳理，就不难发现，那些所谓的科技成果和著作，绝大多数谈的是最为直接的经验、操作，对原理和规律进行系统深究的少之又少，且整体上的比重不太理想。包括《梦溪笔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在内的巨著，实际上都明显具有这种痕迹。

　　中国人传统的学问，在主流上是见“人”不见“物”，即便是偶尔涉及到“物”的东西，也是过多强调实用和实操，很少沿着抽象方向钻研，“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似乎也成为太多学者的通病。靠具体经验的叠加，早在战国时期我们就能造出类似于现代子弹结构、符合飞行力学的箭头，但最终还是不能发展出飞行力学，也不能按照力学原理，触类旁通，发展出更多其他的东西。中国科技传统甚至可以概括为“重经验、弱技术、少科学”九个字。

　　我们数千年都一直有争论“有没有用”的传统。商鞅见秦孝公来来回回折腾了四次，也是围绕“有没有用”展开的，商鞅通过不断更换“药方”，终于摸清了秦孝公的心思。在对待宗教态度方面，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属于典型的“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群体，信这教，信那教，教徒都很多，却往往连最基本教义都搞不清楚，天天说大仙赐我福吧，然后我如何供奉你，给你还愿塑金身，而真正出于深层次理念认同的极少。正是因为如此，不少人各个教门的神祗全都供奉，释迦牟尼、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关帝爷爷、妈祖娘娘和耶稣基督一个也不能少，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四处下注，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对待神圣，更多不是发自内心的全方位系统信仰，而更多采取一种近似“贿赂”的亵渎态度，跟现实当中托人办事一个样，把“信仰”当作跟神之间的短期交易。而在那些出家人当中，很多也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因遭受打击变得心如死灰，期望以此来“了却”凡尘，或者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寻求避难，其真实的动机是“逃避”。中国式传教，也非常耐人寻味，你若按照教义去传，效果往往好不了，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有没有用”、“有什么用”之类的质疑。后来他们被迫改变原有传统上的策略，“曲线传教”，面向知识分子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宣传西方科技，针对公众提供医疗、慈善和团体内互助等社会保障属性的服务。通过这些眼下就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的东西，基督教才逐渐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实际上，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以来，一些教派要在中国迅速发展，靠的都是“不打针”、“不吃药”、“强身健体”、“有饭吃”、“有病看”、“有衣穿”，以及数以百计的“成功案例”，再加上受益人的“现身说法”、“口碑传播”。历朝历代真正的政治动员“神器”，往往并非什么崇高理想，而是“大富+大贵”、“吃大户、分田地”，以及阿Q心思当中的“小尼姑脸蛋”、“吴妈屁股”和“秀才娘子的床”。

　　人类读书和学校教育的历史，至少已经接近3000年，对个人和社会的巨大作用，早已被上百代、数以十亿计人的“大数据”证明过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社会上还不时争论“读书有没有用”、“上大学有没有用”这样低级的问题，衡量标准竟然是毕业之后的就业情况！即使考虑到算经济账，大学毕业之后回报如何，更大程度都是一个投资问题，根本不适合以短期就业情况来衡量。投资有回报快慢、见效大小之别，还涉及到要素衔接、项目组合和过程管理等一系列专业问题，不能因为“投资效果阶段性不如意”就直接推导出“投资无用论”。按照中国式实用主义思维，以“有没有用”为标准，去浮浅理解这些问题，已经毁了成千上万的人。某种程度上，读书如同人脉，是一项伴随终生的组合投资。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后来成就斐然、光照全球的伟人们，当年也曾面临过“就业障碍”，但学校教育无疑对于他们日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爱因斯坦毕业之后找工作，就曾一再被拒，最后不得不屈尊于“专利局”这种边缘化的清水衙门打杂。开国领袖毛泽东，进入社会不久还担任过北大图书管理员。他们与别人的不同在于，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在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持续寻找新的机会，而不是抛出各种版本的“无用论”进行抱怨。

　　不注重研发和创新，其实也是中国式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跟古代注重工艺和终端发明而不重视原理及规律，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古代中国尽管科技成果异常璀璨，但终究发展不出来真正的“科学”，而1840年之后的本土企业，注重最终产品外形上的改良，更为看重“山寨大法”和“规模领先”。这种特殊思维，在我国目前还催生了“民科”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成果”太多是“重复发明”、“重复发现”，山寨一切可能山寨的东西，与古代能工巧匠有着更多相似，距离科学还很遥远。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那些“学家”们，大多也逃脱不了此种逻辑的左右。他们不像欧美的同行们，更多去提炼模型和发现规律，而是干起了讼棍、赌徒和算卦先生的勾当，要不忙碌于无休无止的口水战，要么热衷于下注、预测和神算。如果真能预测准也就罢了，可惜往往最终被证明是一场闹剧而已。欧美倒是也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但绝非“学家”，而是评论员或分析师。把“匠人”当“家”，恐怕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

　　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式实用主义也自有特色，具体表现就是势利、世故，追求短期回报。“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走茶凉”，“每次投入都要求相应回报”，就是这种文化的真实写照。人们在整体上更加相信零和博弈，更加相信短期回报。结果出现了这么几方面的问题，其一、整个社会缺乏诚信，很多人老是担心被人利用，害怕上当受骗，似乎别人接触你都是冲着占便宜来的，难以达到交心的程度；其二、三五年之内从某人身上得不到益处，就认为与之交往没什么用处，自然疏远甚至不再往来；其三、对得势之人奉承有加，不太尊重失势者的基本人格，甚至送以白眼，恨不得踏上一脚；其四、一旦未能从发迹亲友那里获得好处，不问缘由，就给对方乱扣“白眼狼”、“势利”等帽子，不考虑自己要求合理不合理，不考虑人家是不是确有难处。此种情况下，社会运行成本很高，群体性内耗严重，力量聚合难度太大。

　　由于西方实用主义更多建构在“三实”基础上，并在着眼整体和长远的同时，兼顾到短期利益，因此他们在实践中更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加速度发展效果”。现代科学体系、市场经济制度、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民主自由，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成长起来的，且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功能。目前各主要发达国家中，实用主义于美国最为盛行，在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等领域都发挥着重大影响力，是美国的半官方哲学，也基本成为了美国人的行动准则。这种实用主义具有强大的弹性和活力，支撑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水平都日新月异、傲立潮头，综合实力也大致能够持续保持遥遥领先的态势。

　　中国式实用主义，由于整体上过分注重终端应用、眼下利益和当期交易，表面上占了很大便宜，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提高了资源运行效率。但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是巨大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付出相当的努力打磨你的工具，将来处理事情，效率才会倍增。这就如同你想吃苹果，要么就得努力赚钱，要么就得亲自栽培。通过这两种途径，你可以不断吃到上好苹果。倘若你既不愿花钱买，又不愿亲手种，想捡现成的，这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未来可享用、可调配的资源，基本赶不上前面两种情况，缺乏长期战略发展纵深，状况不好的时候还可能裹足不前、鸡毛遍地。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国家和民族，整体上都是成立的。教育层面的实用主义，导致太多青少年连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过早辍学，影响了个人前途，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企业研发层面的实用主义，导致创新能力的不足，关键技术无法突破，竞争力提升缺乏后劲，在全球产业链话语权的争夺中近乎不战而降，越发展越处于不利的境地。信仰方面的实用主义，致使邪教层出不穷，并往往能够得到迅猛发展，最终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政治动员方面的实用主义，造成社会系统紊乱，民众道德出现严重滑坡，所有人戕害所有人，历史不断去低水平轮回，民主自由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