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动力，将有赖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这无论从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从去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八大报告，亦或从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布署中，我们均可明确感知。

　　毫无疑问，在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远的时期内，“城镇化”均将是我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健词，亦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城镇化”为何如此重要？这与我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密切相关。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在度过短暂的刺激式复苏之后，就持续面临外部需求减少、投资效益降低、以及收入分配悬殊等困境，而对此进行全面破解，“城镇化”显然是一个好的抓手：如此，通过加速推进“城镇化”，既可以有效释放和拉动内需，从而弥补因外需减少而造成的需求总量不足；又可以通过城镇化的“价值洼地”效应，从而使我国投资效益得到整体提高；更可以通过城镇化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分配不均，从而使我国民生（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得到大幅改善。

　　可是，我国城镇化当前仍面临着制度性阻碍，如果不解决土地双轨制下（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价差悬珠，不改变户籍二元制下的分配失衡，包括资本、人力等市场化要素将难以大批量参与城镇化建设，从而不仅使新一轮城镇化发展步履维艰，城镇化的诸多预期目标亦将难见成效。

　　其实，城镇化仅是我国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突破口，而并非是我国经济未来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万能钥匙。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城镇化固然可以拉动内需、并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是，除基础建材产业、现代农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可以得到显见的拉动外，其他产业（尤其是高新产业）却与城镇化并无直接关联。从体制改革配套的角度看，城镇化不可能单兵突进就可以取得成功，其推进的速度、推进的效果，不仅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予以配套，更需要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保障——缺乏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金融）的配合推进，在我国当下地方财政本已失衡的情况下，大规模城镇化所需的资金来源，要么难以落实，要么没有效率，要么有可能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财产性收入悬殊）的真正落实，我国新一轮城镇化不仅无法改善民生，更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富失衡；没有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保障，我国大规模城镇化的既定国策，不仅可能会“高调入场，无奈退场”，更有可能在唯城镇化政绩观的推动下，迎来新一轮城镇化形象工程充斥的局面。

　　在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已然启动之时，我们有必要先行对我国城市化历程进行反思。众所周知，过去2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升级互动，城市化的扩容，可以为工业化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配置环境，而工业化的加速，则可以进一步满足城市化发展所需的消费需求、以及财政税收。但是，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日趋弱化，城市化过于超速于工业化，不仅已经造成我国当下许多城市出现“鬼城”，更让地方财政形成难以割离的非税收入占半（卖地收入）的局面，而城市化过于超前下的高房价更让民意怨声载道。总结过去10年大规模城市化的缺失，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过于注重投资驱动，而忽视产业互动；过于依赖土地财政，而非合理的税收财政；过于强调GDP增长，而忽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诚然，我们应承认，过去10年大规模城市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是，我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亦很大程度上因为过于依赖城市化。

　　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切不可形成“城镇化”依赖！面对我国已然启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城镇化，我们有必要正视此前10年大规模城市化的缺失、并切实引以为戒。城镇化不可与当地产业经济、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工资收入相脱节，诚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言“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应在破解土地双轨制、户籍二元制的前提下，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配套保障，协同一致地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