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共青团委书记，老政协委员葛剑雄教授明年将退出政协了。2009年，他在全国政协撰写了一份提案，建议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实行特赦，引发争议成为公众人物。连续三年葛剑雄在博客上发表“两会日记”问责两会而名扬四海。而他的真正专业并不出名。

政协规定1945年3月出生的人将不再选任政协成员。葛剑雄明年超龄，是否被列为“特例”，不得而知。按规定，他应退出两会日记的记录行列了。所以，今年的葛氏“两会日记”可能是他的未篇。可以肯定，他的问责将不是未篇，仍然延续到很长很长的未来。所以，他的政绩有名而无实。

他提出了政协和两会的成员选举程序问题。也提出了两会的责任功能问题。仅仅上京送提案和举手通过党代会决定，就是改变选举程序也不会改变党代会决定。

葛剑雄的“两会日记”实质上没有看点，更没有实效，甚至怀疑他没有问责诚意，为他续职全国政协委员哗众取宠，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话，讲讲而已。

难道他真的希望改变党代会决定吗？

无独有偶，在北半球的美国，有一位生于1953年的美国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不是议员，却专问责政党的政策。对政党口是心非和失职犀利地怒斥。并在批判之中支持美国“终极目标并非一党统治，而是重新建立真正充满活力、良性竟争的民主政治。”

他成功地反对了小布什的中东战争和罗姆尼的紧缩政策，并为此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和经济学界的肯定。他不是每年一次在议会中提案，而是每周两次在《纽约时报》上专栏文章攻击损害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议会提案。

他俩的区别是：保罗只认美国经济不认政党。葛剑雄只认政党不认知识。虽然他们都打着人民的旗子。

与其把保罗定义为费边主义，不如把他归于德国社会主义。与其把葛剑雄归于民主主义，不如把他归于机会主义。实际上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已经消亡了，中国却正当热销。

保罗·克鲁格曼只在经济学话题中谈政治，他被美国界定为经济学家，并不参政。他的著作被收入智库科学类，可能保存几个世纪。

葛剑雄只能每年一次参加全国政协提案，而且仅对两会议而不决的程序描述一番，引人注目。他被中国定义为政治家。政治学不是葛教授的知识专业。他的“两会日记”并不留档存案，会完就完，只有一顿饭的工夫。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许纪霖说：“（中国）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葛剑雄就是被选为政协的“政客”，成为一批公众代表记录着这个时代的政治游戏。

许纪霖总结：“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从特殊到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观念形态的理想类型，在学院内部和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正在出现，而且越来越活跃。这是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将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并赋予超越的批判性意义。从这点而言，或许我们又重新获得了一似希望，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死亡了，在整体话语的废墟上，新的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磐，走向新生。”（《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什么新生呢？研究知识分子的许教授没有回答。研究政协的葛教授在“两会日记”中作了希望：中国政治的新生才是中国知识和分子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