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晚，新浪微博上认证为“华藏寺高速交警”的官方账号发布消息称，在限速120公里的路段上抓拍到甘H?00002牌照的越野车以194公里时速行驶，超速达61%，并同时公布了该车的照片。记者18日上午从武威市政府了解到，超速车确系武威市政府某位副市长乘坐车辆，之所以超速是“工作原因”，副市长对车速“没感觉到”。（3月19日《中新网》）

　　这则信息，有两点值得公众肯定。一是高速交警官方微博账号一视同仁，公布了明显看似公车的超速信息和照片（一说是私人发布）；二是武威方面迅速回应，承认超速车属于该市某副市长。客观而言，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违规事件，但由于监管者和违规者的权力身份，就释放出不同寻常的意味来。

　　这事儿双方开局表现都不错。但是，公众更关心这事儿的过程与结果。不是人们对权力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而是官官相护的事件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而且成为官民失信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武威市在回应这起事件的时候，也表达出令人喜忧参半的逻辑效果：一边承认副市长的座驾超速，一边又强调超速的理由是因为“工作原因”，而且副市长对车速“没感觉到”。

　　显然，武威市政府的回应，有为副市长辩驳之意。公众难免联想，这是通过“客观”（工作原因）和“主观”（没感觉到）原因，给副市长超速卸责免罚。而这，才是让公众忧心和舆论惊诧之处。如果说，公务超速变成法外施恩的利益和公权免责的借口，被亵渎的是新交规，被侮辱的是民众，被嘲讽的是公权力。

　　众所周知，新交规很严，但在一番公众争议之后，人们开始顺着法治理性去身体力行。也可以说，中国公众对于新交规的理解，开始从法制的抽象解读转化为对现实法治的评判。明显看得出，闯红灯、酒驾的现象明显减少，交通秩序开始变好。公众有此素养，权力部门更应该成为执法和守法的典范。权力部门违规违法，不仅要依法惩戒，而且要舆论强势的曝光予以监督警示。

　　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公务车和私家车一样，都应该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公务车违规超速，和私家车一样，都应接受法定下的处罚。因而，副市长座驾超速违规，正常的回应是，确实违规，愿意接受处罚，而且应该为自己的违规行为向公众道歉。任何的理由解释，都会引发公众的联想揣测，也会造成画蛇添足的诿过评价。

　　在多元化的中国，任何一项具体的事项，都会引发普遍的联想。中国舆论凭借网络载体的自由表达，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然而，中国传统的权力社会，还未完全适应这种舆论的变化，还不懂得如何应对公民意识苏醒的权利社会。权利社会对应的是法治社会，权力社会对于法治的理解有时还存留于理念层面。

　　就副市长座驾超速一事，就凸显权力与权利认知与践行上的鸿沟。公权力似乎还存在以借口逃避处罚的特权意识，公众权力则是不依不饶坚决伸张公务超速不能成为公权卸责的借口。

　　耐人寻味的是，从党中央到国务院，执政党和政府的依法治国理念和公众是相通的。“中国梦”就蕴含着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把权力锁紧制度的笼子里等一系列体现“法”的正义和权利至上的精神。反而是各层级的官员们，他们在具体的行政执行中，不自觉地把法的禁锢给扔掉，特权思维悄然冒了出来。在此逻辑下，官往往不是一个公共符号，而是异化为私欲象征。

　　按照新交规，超车50%即要接受2000元罚款，而且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是很重，但副市长接受处罚也让人尊重，若以公务卸责，则是权力倨傲的不自重，必然引发舆论声讨和民意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