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食物能被完美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被完美分配。于是我们有大量吃不到午餐的山区孩子。

　　如果通货膨胀能被抑制，或者失业率被控制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将拥有满意的生活，但是，它们中至少有一个，甚至两个都在夺路狂奔。于是我们感觉一脚踏空。

　　如果权力能够被约束，我们将拥有基本权利不被侵犯的安全感，但是，权力常常恣意而行。于是我们有像树一样被砍倒的钉子户，像鸡一样被抓回的访民，像野狗一样被撵走的小贩，像水汽一样被消失的异议者。

　　如果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之间能理性、真诚、充分地沟通，我们将拥有和美的族群，但是，非语言学意义上的巴比塔高高耸立。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火光与冲突。

　　人们惊慌失措，人们呼天抢地，人们泪流满面，人们怒不可遏。2012就要结束了，人们说；每一年都是2012，人们说。

　　处在今日中国，人很容易愤怒，因而悲观，乃至绝望。然而，仅仅愤怒是没有用的，愤怒如果缺乏理性支撑，只能通向戾气。悲观就更等而下之，悲观是一种缺德。绝望则更坏，绝望只能制造更多的绝望，就如暴戾只能制造更多的暴戾。

　　我们提倡的态度是，不幻想，但也不绝望。我们提倡的活法是，持有信念并且付诸行动，日拱一卒并且坚信幸福终将来临。

　　13亿人有13亿种幸福，而每一种幸福是否降临，归根到底由个体决定。

　　你怎样，未来就怎样。你自由，未来就不可能被奴役；你直立，未来就不可能伏地；你种植，未来就稻米流脂；当然如果你放弃，未来就是人间炼狱。

　　古希腊人认为，幸福意味着诸神的恩赐，只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古罗马人认为，幸福意味着繁荣、丰产与权力；启蒙时代的人则认为，幸福是所有人在此生中都能追求的目标，也是所有人于尘世间应得的权利。启蒙时代的幸福信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确立、深化，并且形诸制度。从此，幸福不再是神的赠礼、命运的把戏或对少数人的奖励，而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能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改变命运，获得幸福。

　　关于幸福的论述太多了，我选择一个较为简化的表述。在伦理学范畴，个人幸福体现在纯粹的行动，对应的是规则之下的自由与善；在政治学范畴，个人幸福体现在创造而非仅仅接受体制，体现在遵守同时也缔造法律，对应的是正义与公平之下的自由与善。这也许仍然有些拗口，那么再简单一点：个体幸福总是体现在公共幸福之中；公共幸福总是体现为每一个个体的幸福。如斯宾塞所言，一人被奴役，全体不自由；一人不幸，全体不幸。

　　要摆脱不幸，我们就必须直立行走，彼此分享分担。我们应强调也应坚信，我们有这么一份权利，享受现实的而非纸上的有尊严的生活，用一种闪耀着人性光亮的尽可能完满的方式享受人生，遇到过美好的人，做过美好的事，去过美好的地方，也抵抗或至少反对过让这一切不那么美好的邪恶。

　　“你幸福吗”？“不。但我坚信可以幸福，并将用一生来追求我和我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