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日渐沉重的负债压力，高校已然使出了浑身解数，而部分高校更想通过“土地置换”方式，也就是“卖地”来还债。就此现象，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10月30日强调，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

　　事实上，在当下高校负债问题严重的背景下，即便没有国土资源部的禁令，高校通过“卖地”暂时缓解了偿债的“燃眉之急”，也不可能解决长期的财务窘境，高校负债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从高校融资体制改革着手。

　　长期以来，我国公办高校经费依靠政府投入已成为一种惯例。据统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拨款占所有教育拨款总额的比重已达到1/4左右。但是，自1999年以来，全国高校扩招近5倍，而财政预算却增加不到2倍。随着扩招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财政划拨的经费已明显捉襟见肘。因此，近年来，高校普遍采取“银校合作”的形式，银行贷款迅速成为高校扩招所需资金的主要渠道，也渐渐成为巨大的财务压力。

　　针对高校的负债问题，有关部门也曾建议国家发行1000亿元的教育国债。与“卖地还债”如出一辙，这一思路并没有深究高校高负债现状的合理性，而是简单地提议让公共财政成为最终的“买单者”。该建议如果真的贯彻实施，将让高校成为一个永远不会“长大”、也不需要自立的“宠儿”，令各高校更加“高枕无忧”地挥霍这些经费，而不用考虑经费来源和使用效率了。如此下去，高校将会逐步陷入债务膨胀的深潭之中。

　　如何破解高校负债难题呢？不妨让我们思考一个“怪现象”：即便高校资产负债率已经高企，商业银行却仍然会“趋之若鹜”地向其贷款，一些商业银行甚至给予高校的授信额度高达50亿元，丝毫不考虑债务风险。这一“怪现象”的背后，是国有高校在体制上“隐形”享有政府信用的支撑。但遗憾的是，经济规律决定“隐含信用”的结果往往是“滥用信用”，这一点与当年的国有企业集体败北于市场开放、国有银行坏账重重的窘境几无差别。正因为国家信用担保在形式上是隐形的，最终也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承诺，其结果就是只会扩大风险而不是收缩风险。有媒体就报道，某地一位市领导曾在酒桌上表示，自己在位期间，可能还不上高校建设所引发的贷款，而另一位市领导甚至直接说，“我就根本没打算还。”

　　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对国有高校融资体制加以矫正，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也就是国民投入被迫为之买单。在国外，知名大学资金的总体投向是由资金提供方事前做出规定的，并且资金提供方可以在投资过程中和投资后监督学校对于资金的运作。在符合出资者要求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高校通常交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负责具体的投资决策。在市场化运作下，国外著名高校的投融资业务收获颇丰。例如，最近10年来，耶鲁大学的财富平均年增长17.4%，其中在Google的投资获益贡献良多，在期货市场、房地产、石油、国际股票等方面也有不错的投资收益。

　　反观我国，目前市场化融资的教育领域企业屈指可数。先有新东方于2006年9月赴美上市，后有诺亚舟本月在纽交所挂牌。但是，他们一个是民营学校，另一个是教育产品的经销商，均不是公办高校，也不享受财政补贴。在“断奶”的窘境下，它们毅然走向市场化之路，通过海外上市融资运作，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正是体制优势的一种胜出。

　　国土资源部对高校擅自转让土地发出的“禁令”，再一次唤起我们对高校负债问题的审视。只有改革现有国有高校的投资管理体制，才会激发高校经济“自立”的意识，高校资金的运作才会自然走向合理化道路。一味依仗公共财力对其进行补贴的“溺爱”思路，只会加速高校走向破产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