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近日，城镇化正进入“第二季”，再度炙手可热。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并且要求做好房产调控。那么，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里?如何在执行中让城镇化不变味?
12月5日，央视财经评论员、单仁资讯集团董事长单仁在做客午后财经节目时表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增长为本”。生硬规定城市化率指标并不科学，“造城运动”将阻碍城镇化的正常进程。
他建议，解决教育和就业才能让农民心甘情愿进城，同时要改革用地制度。政府应调配整个社会的教育、医疗以及生产型资源，不同地区形成相对平等的权利。
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增长为本”
城镇化，曾被看成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发展红利和增长引擎，在过去30多年的增长中功不可没。如今，它正进入“第二季”，背负着让部分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使命，受到全社会史无前例的关注。
而在各地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一些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出现了农民“被城镇化”的窘境。
城镇化“变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摊大饼”，其背后的实质就是“土地财政”在作怪;二是城镇化被房地产绑架，成了造城运动;三是城镇化重建设轻管理，大小城市及县城间发展失衡。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那么，“第二季”城镇化的“新”如何体现?单仁认为，“新”在城镇化进程要综合系统地解决，更多是解决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的综合配套一个过程。
他表示，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是公共配套、资源和人口等要素的一体化，而这些要通过新型城镇化来解决，三中全会精神从中央层面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与核心意义。
同时，单仁指出，城镇化不应该人为驱赶，而是自然演化过程中去完成。
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看看各地公布的城镇化率：西藏2017年达到35%以上，贵州2012年为35%“十二五”期末达到41%左右，南通2012年达到59%，苏州2012年达到80%。
这种“造城运动”势必将阻碍城镇化的正常进程。单仁觉得生硬规定城市化率指标并不科学，应“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增长为本”。
“如果现在强迫城镇化，这一辈人都不适应。现在生活在我老家农村的是长辈和兄弟姐妹们12人，但我们下面一代都在大、小城市安家生活，没有一个在农村。我妈妈今年93岁，除了老家，哪里也生活不习惯。再过20年，长辈和同辈都老去的时候，我们家族就没有人在农村，自然城镇化了”。
中国的社会管理有两种基本的状态，第一、人口多、地方大、层级多;第二、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形态。一旦搞指标式、运动式的往往尾大不掉。单仁建议，城镇化是全球发展趋势，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自然发展，自然城镇化，不搞运动式、革命式的城镇化运动。
解决教育和就业才能让农民心甘情愿进城
“叫俺进城也好，上楼也好，解决不了饭碗，解决不了生活，怕是不中!在家种地，到城里吃饭，那咋吃得起嘛!”农村大嫂一语道出了解决城镇化的大问题——进城容易就业难。尤其在县域城镇，能否从农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一步。
现代农村和新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专业化的过程，更多的农民从自耕农退出来，所以，单仁指出，城镇化首先需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其次是住房、社会保障和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政府可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公共卫生、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下一步，为解决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来源问题，土地改革需要研究怎样保障农民的利益，改变征地过程中产生扭曲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在用地制度方面，2012年之前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改革用地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
单仁表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去农村化，农村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一定要去解决土地所有权、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允许土地流转，从自耕农变成规模化经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释放土地的能量。浙江“产业集群+小城镇发展”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还有深圳的土地资本化运作等等，不断尝试形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要时刻警惕，只注重速度的城镇化容易犯错，韩国和印度历史上曾有大量失地农民，在公共政策在公平性和包容性不足的情况下，产生了贫民窟问题。
因此单仁建议，考核地方政府应用多维指标，不能简单看产业和GDP。应多考察就业率、农民转为产业工人的比率等。“政府只要解决一些社会资源配置、核心政策导向的问题。把国家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合理分配，不同地区形成相对平等的权利”。
目前，我国束缚人口转移的因素还有很多，新城镇化以人为本，需要户籍、医疗、养老制度等多重改革才能破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