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后对自由的追求与思考5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折：文革后恢复高考，我由一名大集体工人成了带工资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干部，成了党报机关的无冕之王；为了摆脱喉舌媒体的束缚，我自愿将光鲜的党报记者证换成了没上级、没财政拨款的经济小报记者证，过上了紧张却自由充实的日子。1986年底，我又进行了一次新的跳跃，从传媒领域跨入了企业，如愿进入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说起这个选择，难度还的确有些大，首先是观念上的，记者职业在很多人眼中很有地位，被高看一眼，而在企业工作则通常被人瞧不起。我周围的人很是不解，纷纷质疑：“人都是往高处走，你怎么反向而动呢？”

我的选择当然有我自己的道理，几年的新闻生涯下来，的确学到了很多，也开阔了视野，在一些基本的职业技能方面，经受了很好的甚至是高强度的历练。我的文字写作、语言交流、综合分析、环境适应、变化思维等方面，均积累了较好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我本身又是经济专业的背景，如果到企业中去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自身的职业价值完全可能会寻求到更广阔的施展天地。而如果继续呆在传媒领域，固然是轻车熟路，但却难免重复，总是干那些数别人脚印的事情，慢慢地会有些乏味的感，成就感觉会逐渐弱化的。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传媒毕竟是个相对敏感的领域，即便经济报纸要比党报机关的自由度大些，但头上的金箍咒也是很难摆脱的。当时几次的反自由化倾向、反精神污染运动，就是鲜明的政治信号。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离开报社后时间不久，我原来所在的经济效益报，就因为总顾问于光远受自由化的株连而被迫下马关闭了。至于几年后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对经济类报刊的整治更是使这个领域进入到了寒冬时节，我的提早行动倒非常从容地远离了大众传媒这个是非之地。

在我的职业价值观中，追求自由始终是最重要的选项，到企业中去，既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有机遇垂青的成分。机会的召唤出现在一次与企业联手组织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在进行专题报道期间，我邀请广东珠海的传播学专家，在沈阳举办了一次公共关系系列讲座。这是东北地区的首次公关专题活动，为了进行社会公众启蒙，降低讲座的成本门槛，我力邀当时很有名的改革弄潮儿——沈阳物资贸易中心参与讲座联办。该企业拥有沈阳当时的地标建筑沈阳物贸大厦，无偿地为讲座提供了场地及专家食宿等支持，我也为该企业老总写了专访稿件作为回馈，并吸收该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免费参加了此次讲座。愉快的合作也引起了该企业老总对我本人的欣赏和兴趣，在他的盛情感召之下，我下定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实现我走向自由的又一次积极转向。此次转向并不顺利，报社坚决不放人，理由是报社需要、日后要重用云云。我则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坚信功到自然成，最后以寻求自由天地的充分理由，实现初衷。

当时的沈阳物资贸易中心是一家隶属于省物资系统的国营企业，作为一家流通体制改革的试点企业，它是当时进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试验田。老总是一位很有胆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他邀请我加盟的理由很直接，他的企业需要我这样有媒体背景及相关技能的人前来施展才华，他相信这里是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平台。他希望我来这里将信息服务搞起来，让该贸易中心的社会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同时也表示，尊重我的意愿，可以为我实现职业价值和个人志向提供全力支持。面对这样的开明老总明确的诚意，我当即表示，一定尽力不负重托。因为我对如何从事信息服务的思路尚不够清晰，我提出从组建企业公关部起步，先着力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待我真正溶入企业角色之后，信息服务的事情再作考虑。

就这样，我借助企业的相关条件和优势，先是将企业的公共关系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以后竟真的诱发出对信息服务产业的浓重兴趣，并成为我此后漫长职业生涯最鲜明的行业归属。在企业工作，需要学习和适应的东西真的不少，但在传媒领域历练出的技能优势和前瞻性思维，又让我始终保有足够的自信及积极阳光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经济细胞，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氛围十分浓重的国度里，企业领域的自由度真的很高。这里是理想绽放最宽松的天地，也是个人价值释放最为充分的宽广平台。因此，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对自己为自由而转战企业的这份理性和坚持很是自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