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三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已经敲定。于是，有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都提出，一切不利已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将会逐步拆除，一切不利于市场化的毒素也会逐渐被排处。比如：在打破国有资本垄断、解除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减少政府过渡参与市场资源配置等方面。他们甚至大胆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会提出原则性、方向性的意见和分步骤实施的改革举措。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改革势在必行，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的企业会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不会有过激的、大尺度的举措。换句话说，改革不会革国有企业的命。
回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我国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始终坚持“国有企业优先”的原则。
自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民间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
公元前81年，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讨论国有经济的存废，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对国营化政策，他们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来仍然存在。
比如，国有垄断“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又比如，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再比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
这些儒生没有学过制度经济学，但看到的问题已经与科斯几乎一样。可是，儒生们无法回答为国有经济辩护的桑弘羊提出的疑问：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
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问”，两千年无解，迄今仍亟待回答。自汉以后的历代政府，从来没有一个有勇气消灭国有经济体系。
面对国有企业的“强势地位”，民营企业更应该学的是如何和国有企业共存的智慧。这种“共存”本质上是一种博弈，包括竞争和合作。
（龙吟山论道，颜伦琴，2013-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