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灭不尽的岘山石幢

（襄樊学院  魏平柱）

北宋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襄阳岘山羊杜祠内新立了一座八面体的石幢。除顶盖、底座外，石幢高六尺四寸，每面宽一尺。上刻朝廷批准襄州重建羊公祠的批复公文，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知襄州事王原叔重建羊侯祠庙诗及与之唱和者，凡十六人的诗。另有后来者于此饮饯题名八则。这一珍贵的石幢现已不存，但散见的文字记载尚在。据载，清康熙十一年（1672），石幢犹存，文字磨灭尚不甚严重。时王士祯典蜀试后由江而下，取道襄阳，于岘山羊公祠内见此石幢。在其所著《入蜀记程》及《池北偶谈》中均有记载。他还写了一首《岘山石幢》的诗。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陈锷修襄阳府志时，石幢上的文字仅存九百七十五字。乾隆时期，吴省钦也鉴赏了这石幢，写了一首《观八角幢用范文正羊公祠原韵》的诗。乾隆四十四年（1779），陈大文观察安、襄、郧三郡，重修羊杜祠时，八角石幢“尚可摩搨”。嘉庆二年（1797），太学生、内阁侍读严观作《岘山饮饯题名石幢》诗，马绍基为作按语，说石幢“今在襄阳城南五里羊杜祠内”。至道光六年（1826），周凯任襄州知府时，“岘山之南，唐宋二石幢犹在焉”，文字可能已经磨灭。此后，不知在何时，连石幢也没有了。金石虽坚，却坚不过柔纸。

至于该石幢的规制，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九说，“凡六面，高六尺，每面阔九寸”。而马绍基则云，“高六尺四寸，凡八面，每面宽一尺。”石幢的高、宽尺寸及有几面，皆有出入。不仅如此，王士祯还介绍了石幢六面的布局：“一面直书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阳县’，第二行刻‘准庆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书剳子……末行尚存‘帖到速采石大字书刻上件’。”“其四面界作六层，刻诗，下题名。”也就是说，另有四面，分作六层，上五层刻诗，最下一层为饮饯题名。以上共五面，还有一面，王士祯说：“又一面大书题名”。可是，马绍基所描绘的并非如此。一面除“襄阳县”为“襄阳府”外，形制无异。另有一面分作两层上层题“京西提点”云云四行，行二十字。下层鎸“太守孙颀”云云四行，三十四字。有又一面分作五层，上四层刻诗，下一层题名。剩余五面，均分作六层。上五层刻诗，下层题名。共八面，描述详尽，连字径大小也做了交代。那么，石幢究竟是六面还是八面呢？石幢八面应是确凿无误的。王士祯虽然“徘徊祠下”，但因公事繁忙，“未及摩搨”，为此他在《蜀道驿程记》中写道：“恨匆匆不及摩搨也。”他的资料来自他的门生张力臣，其可靠程度当有折扣。正如前文所述，后来人们所见均为八面石幢，只要不是复制，石幢八面就可作定论了。

北宋诗人特别喜爱集会赋诗，如苏门学士的西园雅集、洛中学士的耆英会、杭州学士的九隽会等等。而庆历七年的襄阳集会，无疑是较早的一次，也是颇具影响的一次。十六人中，王原叔是襄州知州，是主人。此人名洙字原叔，位尊望重。应天宋城（河南商丘）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补庐州舒城尉。召为国子监直讲，迁史馆检讨，天章阁侍讲，同判太常寺。庆历中因预苏顺钦进奏院祠神会，贬知濠州，徙知襄州。在襄州重建了羊公祠，并写了《重建岘山羊公祠》长诗一首刻于石幢。

唱和者中的范仲淹，也是一位名冠华夏的贤俊。字希文，吴县（江苏苏州）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参军、知州、司谏、吏部员外郎等职。仁宗时以经略副使兼知延州（延安市），负责对西夏用兵达四年之久。后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积极革新政治，实施变法。失败后遭贬谪，出知邓州。邓州则与襄州毗邻。他的诗是《寄题岘山羊公祠堂》。

    其他唱和者有李淑，字献臣，徐州丰（今属江苏）人，十二岁献文真宗，赐童子出身，试秘书省校书郎。天禧三年（1019）除馆阁校勘。仁宗天圣中擢史馆修撰。景佑初知制诰。此后五除翰林学士，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读、龙图阁学士。张去惑，仁宗景佑初为平江节度推官。庆历中提点河东刑狱，尚书祠部员外郎。裴昱，河阳节度推官。马云，沧州观察推官。刘敞，大理评事通判蔡州。黄通，均州郧乡县尉。韦不伐，襄阳人，大理寺丞。孙抗，太常博士。吴育，给事中知蔡州事。李康伯，庆历七年以太子府率致仕。李宗易，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贾黯，匠作监丞通判襄州事。连庠，宜城县令。范徽之，庆历时为著作佐郎。

    以上十六人的诗作，除黄通诗有二十五字、孙抗诗有十字为风雨所删，范徽之诗剥蚀严重外，均完好无损。为研究这些诗人的思想，尤其是为研究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的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石幢上的九则饮饯题名，为研究宋史及襄樊地方文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这九则题名，时间最早的是皇祐五年（1053）重九日，襄阳县令王嘉锡所题。王嘉锡作为地方官陪同京西提点刑狱、尚书职方员外郎张遵以及提点刑狱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康遵度一起登览岘山，为记游览而题。陪同的还有襄州通判黄孝立。题名四人，《宋史》无传。张遵，不知何许人也。康遵度，据《续通鉴长编》知其在庆历八年（1048）为左侍禁、閤门祗侯，曾以契丹正旦副使出使契丹。五年后随同张遵“按部经岘山”，过襄阳。黄孝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中提到，说他是“闽人”，官太常博士。王嘉锡，生平事迹未详。《襄阳府志》、《襄阳县志》均失载。

其次是嘉祐六年（1061）十月四日，天章阁待制知郡事刘元瑜等八人同游岘山置酒赋诗。根据上年诏令“待制台谏官正刺史以上，各举诸司使至三班使臣堪将领及行阵战斗者三人”，刘元瑜举荐了路纶、朱适、王世良三人。为给三人送行，他率长林县令何異、谷城县令张唐英、竹山县令权襄阳县令安宗奭、襄阳尉李旭等，置酒岘山赋诗并在八面石幢上题名。刘元瑜、张唐英《宋史》有传，其他人就靠这石刻，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刘、张二人《宋史》虽然有传，但他们在襄州任职的具体时间却只能由此石幢题名来作定论。厉鹗《宋诗纪事》中张唐英任谷城令在“皇祐初”的说法，应由此而得到纠正。《全宋诗》卷620介绍张唐英说：“仁宗庆历三年（1043）进士。荐试贤良方正不就，调谷城令。”何时“荐试”，何时“调谷城令”则略而不论。也当由岘山石幢题名而补正。

再其次熙宁九年（1076）二月十一日，太守孙颀等三人的饮饯题名。孙颀，《宋史》无传。据《沅湘耆旧集》知其字景修（一字子思），号拙翁，长沙人。真宗咸平间进士。曾知桂阳军，迁湖北转运使。终太常少卿。孔凡礼《三苏年谱》说他元丰元年（1078）五月“以京东西路提刑移湖北转运”，苏辙作诗《送提刑孙颀少卿移湖北转运》，为之送行。又在元丰二年（1079）四月三日，为孙颀所作《古今家戒》写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四年（1081）九月四日，以湖北转运副使知荆南，元丰七年（1084）六月辛未知广州。而岘山石幢题名则曰：“太守孙颀景修同湖南运使苗时中子居、运判唐义问君益游此。熙宁丙辰仲春十一日。”看来，孙颀尚有“太守”之任。时在“熙宁丙辰”，即熙宁九年（1076）。这就为探讨孙颀的生平，提供了确凿无误的依据。也就是说，孙颀在任提刑和湖北转运之前曾经有太守之职任。

     苗时中，《宋史》卷331有传，传中言“熙宁中以司农丞使梓州……转广西转运副使”。《全宋诗》卷685在介绍作者时说：“熙宁六年（1073）以司农丞为太子中舍，权发遣梓州路转运判官。九年，为广西转运副使，一作湘南转运使。”均未及湖南运使事。当由石幢题名所示补之、改之。

唐义问，《宋史》卷316有传。为唐介次子，字士宣。石幢题名则言字君益，或又一字？

又其次是元丰三年（1080）的一则题名：“黄尧允元之提刑湖南、石璘子文奉使襄阳，胡宗回纯夫别于岘山之亭。元丰庚申仲冬癸巳宗回谨令男义修题。”黄尧允，《宋史》无传，《续通鉴长编》卷258仅载：“庚辰（1100年）（哲宗）遣三司勾当公事黄尧允减价粜淮南路官米。”未及题名中“提刑湖南”职事。可由此石幢所载添补。

“石璘子文奉使襄阳”，待考。

胡宗回，《宋史》卷318有传。胡宿之从子，字醇夫。石幢写作“纯夫”，可视为同音假借。另据《长编》卷303，胡宗回元丰三年（1080）职任京西南路提点刑狱，京西南路提刑衙门此时尚在襄阳城内。直到绍圣元年（1094）胡宗炎为京西南路提点刑狱时，方迁至邓城县。旧衙门改做了州学，邹浩《迁学记》记有此事。胡宗回元丰三年在襄阳无疑。

    又其次是绍圣四年（1097）的一则题名：“毕之进代归，贺君仪、赵德麟、李仲益、马汝楫、董君序、魏道辅、周共（恭）叔同饯。绍圣丁丑二月五日。”毕之进即毕渐，潜江人。绍圣元年（1094）进士，《宋史》无传。其它文献如《宋诗纪事》、《扪虱新语》、《中国人名大词典》，有关毕渐的介绍，均未及襄阳事。岘山题名，便补了进士及第至元符二年（1099）通判潭州的缺。原来在“进士第一”之后，便入了襄阳幕府。两年之后代归，于是贺君仪等襄阳幕府同仁，置酒岘山，饯饮送别。周恭叔（周行己）《送毕之进状元》两首诗，也写于此时。诗中“二年襄阳幕，归舟岘山渚”之句，更是明证。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1091）进士。《宋史》无传。

李仲益即李友谅，仲益乃其字。与赵德麟同为襄阳府从事，赵德麟《侯鲭录》卷三云：“襄阳时，同官李友谅仲益赠张子齐思仲家歌人团茶，予题其封云：‘色映宫姝粉，香传汉殿春。团团明月魄，却赠月中人’。”李友谅与襄州教官邹浩过从甚密，在襄阳期间二人诗歌唱和颇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8载：“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有谅以宣德郎转追一官勒停。以有谅以银钱遗邹浩，且致简敘别也。”邹浩当时正以谏官论事获罪，因受牵连。由此尚可推知，邹浩离开襄阳以后，李友谅也由襄阳从事迁任宣德郎。李友谅是何时到襄阳从事任的呢？《苏轼诗集》卷21有一首《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诗。孔凡礼《三苏年谱》系于元祐八年（1093）正月，并且说：“诗题所云之襄阳从事乃在京师新得，得后归钱塘，并由钱塘赴任也。”钱塘僧人释道潜也有一首诗《送李仲益赴襄阳幕》，果然如此的话，至襄阳岘山石幢题名之时，则李友谅在襄阳从事任已经有七年了。

贺君仪、马汝楫、董君序，除此题名，余未详。

元符元年（1098）的题名：“郡太守岑岩起饮饯前熙帅钟弱翁于此，吴周臣（卿）、赵德麟、魏道辅、李方叔俱至。元符元年六月十日。”岑岩起即岑象求，岩起乃其字。《宋史》无传。《续通鉴长编》、《宋会要集稿》，仅言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元祐元年（1086）知郑州，徙利州转运判官，改提点刑狱。五年（1090）为殿中侍御史，六年（1091）出为两浙路转运副使。七年（1092）入为户部郎中。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权尚书刑部侍郎复按山陵使。后除宝文阁待制知郓州，未几致仕。崇宁三年（1104）入元祐党籍。履历中未及岘山题名中元符元年（1098）为“郡太守”一事。他与苏轼相交甚密，熙宁五年（1072）三月提举梓州常平，迂道过杭州，苏轼作诗送行。元祐七年十一月为户部郎中，苏轼有诗《次天字韵答岑岩起》。交往中也未及任襄州太守事。石幢题名岂能有疑？我们在李方叔的诗中找到了依据。李有《道中即事呈岑使君吏部次和德麟》、《岑使君牧襄阳受代还朝某同赵德麟、谢公定、潘仲宝皆饯于八叠驿。酒中以西王母谓“山川悠远，白云自出，相期不老，尚能复来”各人分四字为韵以送之，某分得相期不老》二诗。诗中岑使君，正是岑象求岩起。他的前任当是欧阳棐，因为邹浩绍圣元年（1093）在襄州任教官时，曾向欧阳棐知府求过学粮。

    钟弱翁即钟传，字弱翁，饶州乐平人。《宋史》卷348有传。当是“责监永州酒税”赴永州路经襄阳，岑岩起为之设宴岘山。钟传此前为集贤殿修撰知熙州，因对夏作战白鹿原献捷诈增首虏事发，被贬永州。故题名中称“前熙帅”。

“俱至者”四人，皆襄州幕僚。除李方叔外，亦就列元符三年的岘山石幢题名。李方叔即李廌，苏门六君子之一。《宋史》有传，但未及在襄阳事。李廌又号太华逸民、济南先生。华州人。早年以文章受知苏轼，苏轼谓其“张耒、秦观之流也。”元佑三年（１０８８），苏轼知贡举，阅卷中得一卷以为是李廌的，置之首选。揭封后，却大出所料，李廌落选。苏轼为此十分悔恨，有“平生漫谈古战场，过眼还迷日五色”之叹。李廌以后再次赴举，却又一次失利。于是，他绝意仕进，定居长社。曾羁旅襄阳，写了许多歌吟襄阳人物、纪游襄阳名胜的诗篇。以岘山石幢题名和他在襄阳的诗作考之，自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三年（1100）他是在襄阳的。

元符三年（1100）的题名：“吴周卿、赵德麟、赵君度、谢公定、魏道辅、魏承老同来，庚辰二月六日。”吴周卿，《宋史》无传。《淳熙三山志》第26卷记载，说他字宪甫，闽县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知黄梅县，终大理事评。未及襄州幕府事。其在襄阳仅见以上两次题名，为襄阳从事当有三年。

赵君度、谢公定、魏承老三人，事迹未详。

赵德麟，《宋史》卷244有传，未及襄阳从事事。与苏轼过从异常亲密，入元祐党籍。“东坡既谪，德麟亦坐废十年”。其在襄阳幕府任从事，大概即在所谓“坐废”期间。这期间他经常巡察府属各县，与李廌、魏泰、李友谅、谢公定、潘仲宝等人徜徉山水，饮酒赋诗。单从石幢题名考查，自绍圣四年（1097）二月五日至元符三年（1100）二月六日，他在襄阳便有足足三年时间。“令畴为襄阳从事至少有两年”的说法，当改为：令畴为襄阳从事至少有三年。

魏道辅即魏泰，道辅是其字，襄州邓城县人。其姊魏玩，为曾布之妇，能文善词，被封为鲁国夫人。魏泰亦好读书，博学多才。但因曾于试院与主文者忿争，殴人几死，受到不许取应的处分，于是绝意仕进，隐居汉上，自号临汉隐居。与吕惠卿、王安石、黄庭坚等有交。章惇为相，欲征引入仕，遭到了他的拒绝。勤奋著述，有《襄阳题咏》二卷，惜已佚。今存《临汉隐居诗话》一卷，《东轩笔录》十五卷。岘山石幢三次题名，足见其与襄阳府幕僚交游之深。邹浩有《次韵魏道辅教授折梅怀荆帅望之》诗，可证魏泰时任州学教授。

    崇宁元年（1102）的题名：“范准夫以檄复检襄阳，邂逅李子昂、蔡昌期同宿鹿门别院，次早再登此。崇宁壬午仲春初三日。”题名者三人，有待详考。

淳熙乙巳（1185）的题名：“淳熙乙巳，临川王厚之顺伯被命指置邮传至襄阳。孟冬二日还辕。朐山高仲一。永嘉刘义山。中山阎口英饯别于岘首。天宇清肃，北望中原，慨然久之。”题名中四人，王厚之字顺伯，号复斋。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语文学家、理学家、藏书家。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淳熙十二年，以监都进奏院来襄阳，因有此题名。高仲一，当是知襄阳府的高夔。《续通鉴》卷一百五十，于淳熙十二年九月载：“丁酉，郭杲申襄阳府木渠下屯田二麦数。帝曰：‘下种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细具因依。’……继以湖广总领赵彦逾，知襄阳府高夔、京西运判刘立义、鄂州江陵副都统阎世雄，奏襄汉之间麦稻熟时。乃诏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闻奏。”由此知，高仲一非高夔莫属。另两人，刘义山、阎口英。亦可由此段文字记载推知。刘义山当是刘立义，阎口英当是阎世雄。淳熙十二年十一月，二人皆在襄阳，一个是运判，一个是副都统。名字有误，当以金石为准。王万芳《襄阳府志》所载，或许也有抄录之讹。因此，尚需进一步考证。由此题名可纠正某些谬误。如邹昌盛在《襄阳府志源流与版本考》一文中，认为高夔命襄阳教授刘宗编纂《襄阳府志》在宋徽宗末年的“宣和七年（1125）之前”。与石幢题名的时间提前了六十余年，把本是南宋的高夔提前到了北宋。刘宗编纂《襄阳府志》也只能在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高夔任襄阳知府之后。

    总之，岘山石幢饮饯题名是研究北宋历史的资料，更是研究襄阳地方文史的重要证物。如果在羊杜祠恢复石幢，又是开发旅游的文化资源。（潘世东转载于魏平柱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