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超生爸爸”的经历

刊于《家庭医生》杂志2013年11月下半月版（第22期）

本刊记者 凌茜雯

 

如今的何亚福已开始被关注，被视作人口问题的民间学者。

    说何亚福是民间学者，因为他没有专业研究机构的工作背景，但过去十年，却一直在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年5月，他的新书《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何亚福平时的谋生方式是英语翻译，此外，他还有另一个角色：“超生爸爸”。若联系到一起，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他的研究不是工作需要，更像是人生需要。

 

“一个孩子太孤独”

 

何亚福的“超生故事”，发生在2001年。

2000年，他的妻子再次怀孕。和同期很多家庭一样，要面对一个问题：生，还是不生？他选择了前者。按政策，他没有生二胎的条件。他和妻子是初婚，双方都不乏兄弟姐妹，也不是少数民族。1995年，何亚福夫妇已经生了一个女儿。

“一个孩子太孤独了！”这是何亚福当初决定的理由。

他进一步的说法是：“生两个孩子，不是希望他们将来给我养老，而是认为，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更有利。老大从小被赋予了照顾弟妹的责任，有利于培养他的责任心；而有哥哥或姐姐的孩子，更有利于开发早期智力。”

何亚福还把自己的成长经历作为例证。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三兄妹感情很好，一直相互扶持。“我妹妹语言能力强，小时候，我常常与她用英语对话，练习口语。我哥动手能力强，我家的电器坏了，都是他修的。父母会逝去，夫妻可能离异，唯有兄弟姐妹，会一生陪伴在自己身旁。”

 

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

 

多养一个孩子，不是多一张嘴吃饭那么简单，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事关家庭大政，要成本核算。

何亚福的第一个盘算是，他和妻子是个体户，不是公职人员，没有丢工作之忧。这一点“便利”，让他得到亲友们的羡慕。

接下来，是家庭财政支出问题。

他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经济支出一定会大一些，但我完全有能力供得起。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养两个孩子的支出，其实只是养一个孩子的1.5倍左右。老大的衣服、玩具、书籍，都可以留给老二用。父母不需要为孩子提供很富裕的物质条件，多给孩子关心、爱心，就足够了。”

再接下去的问题，就没这么“轻松”了。

何亚福添二胎，不在当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第二个孩子的“身份”就成了大问题。按他自己的说法，孩子当了几年的“黑户”。

关于缴纳“社会抚养费”，他并不认同，也曾以“没钱”为由，拖延缴费。待孩子快到上学的年龄，不上户口就上不了学，他不得不妥协。

这段经历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纠结。他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就是从生二胎开始的。

 

“何氏提案”与自主生育

 

2010年，何亚福向人民网的“E两会”栏目递了一份提案——《计划生育转变为自主生育的建议》。在后来的投票评选中，这份提案的支持度名列第一。

提案内容就是他的主张：不仅放开二胎，重要的是，“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

对此，他说：“所谓自主生育，就是让每一对夫妇自己决定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因为只有每对夫妇自身，才最了解自己家庭的状况，才知道孩子出生后，究竟是家庭的负担，还是家庭的福利。”

何亚福的“学术交流”，主要是在互联网上，他有自己的博客。这些年来，他已写了700多篇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博客访问量超过千万，他随之声名鹊起。

他显然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把它“搬”到纸上，成为更有庄重感的印刷品。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及的《人口危局》一书。

    在采访中，他还提到了中学时代的一段往事。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何亚福对化学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当时的化学老师直接相关。那位化学老师“英俊潇洒，讲课生动活泼”。谁知，还不到一个学期，化学课突然换了老师。原来，那位老师因超生，被停职了。半年后，他又见到了那位老师。老师已是失意中年的模样，“黑发中夹杂着银丝，背部佝偻，愁眉不展”。

    往事如此难忘，或许是有同类经历的缘故。何亚福说:“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

（编辑：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