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替一位学者做一个“个人简介”。
罗天昊，湖北红安人，早年于某知名企业从事战略研究工作，曾游历粤、沪、浙、渝、黔等地，考察了数十座国内城市，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区域与城市竞争、产业经济与商业模式，研究成果曾被美国智库等引用。
现为独立学者，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一书，自称为孙中山《建国方略》以来，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和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人民日报》、《半月谈》、《财经》、《南方周末》、《南风窗》、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等中外知名媒体撰稿人，中央电视台《对手》、《今日观察》等栏目特约嘉宾。
有消息说，罗天昊在两会上再提他最为擅长的城市战略话题，提出中国可以考虑“迁都”。其实，迁都之说由来已久，国内也有其它学者如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等经常提到此议，连候选首都的位置都相似雷同，可谓老生常谈。罗天昊在两会再提此话题，又将此话题炒热，也为自己赚足了眼球。
最近，罗天昊的一篇被冠以“中国可以考虑迁都”的文章流传网络坊间。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此文开头第一句是“首堵北京，大雾锁城。事实上，北京已成‘危城’多年。”紧接着第二句则是“人口膨胀，已超2000万”。
文中显见，迁都的依据是北京危急，而危急的首要所在是北京的“人口膨胀”。而在追求生产力解放、人口自由流动、迁徙自由的当下，北京的人口膨胀其实就是全中国的人口的膨胀的结果。
按此逻辑推演下去，主张因人口膨胀压力而迁都的罗天昊研究员应该是赞同实行限制人口膨胀的计划生育国策的。但恰恰相反，罗天昊在其它众多文章中，把计划生育视同为限制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根源，是导致中国未来危急的最大祸首，是制造未来几千万中国光棍的罪魁。为讥讽计生政策，罗天昊甚至“建议”中国引进一亿外国美女。
然而，如果计划生育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人口匮乏之危机，那么首都因为人口膨胀而产生的迁都必要性还存在吗？在罗天昊眼中，一套理论所具有的起码的内部逻辑一致性也不知道跑到哪里了。
就像国内一些“迁都论”学者的泛泛而论一样，迁都之理由，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北京的人口膨胀压力太大；其次，北京的生态环境不是最好的，甚至是国内较差的；之三，北京缺乏战略纵深，军事安全薄弱。
但这些迁都理由一样也经不起深推细敲，更和中国必须放开一胎制的计生政策没有因果逻辑关系。
首先的一条，为北京人口膨胀之虑就直接逻辑地支持延续当前的计划生育国策。否则，这个迁都的最大理由就不存在了，计划生育国策的本来用意就是要解决人口膨胀压力，这对缓解北京的人口膨胀也有直接效果。
作为首都，北京人的计划生育实行的严格程度和效果一定是全国之首，超生超育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显然，北京的人口膨胀源于外来人口的不断、快速地加入，而非北京自身的人口膨胀。也就是说，北京之外如果放开人口政策，结果会在具有人口富集效应的城市，尤其是首都最直接地表现出来。所以，如果要限制人口膨胀，就要实行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不是在首都实行，而是要在全国实行，包括超生愿望强烈的农村地区。
其次，北京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和人口膨胀不无关系。“首堵”的原因就是车相对于路多了，而车多的原因是人多了。城市人口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自然会加大，这才是“南水北调”诞生的根本原因。迁都之后，如果是全国放松计生，新都必然会重蹈人口急速膨胀的老路，现在看来水资源充沛的新都，很快将面临新的水资源匮乏危局。
当城市人口膨胀之后，需求的食物增加，因此，其它都市之外的农业地区就必须增加生产，这种增加往往是粗放式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比如草原放羊对草地的沙化、比如滥用农药、比如矿山森林的狂挖滥伐等等，为了满足人口的需求，不得不放弃环境。
消费的多，排泄的就多，这就是北京和其它各个城市当前面临的“垃圾围城”的根源所在。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已经几番外推；广州要在番禺建垃圾焚烧厂遭到抗议；最近上海的垃圾处理直接影响到昆山空气的报道又见于媒体。过去人口较少时依靠生态自然降解和消化即可解决生活垃圾的累积，但现在垃圾超速增长，生态环境不堪负重，恶化自然是难以避免。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北京各大景点的垃圾如山的情况，就是人口压力的最直接表现。
人口增加，对居住土地的需求就增多，原来郊区的绿地和农地逐渐变成水泥丛林和城市热岛，城市内预留的绿地远远抵不了原有的植被作用而且逐渐被篡改的建筑容积率所侵蚀。
近日，中央财政拨款50亿用于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这会不会可以被罗天昊解读为另一个南水北调工程？把京津冀重镇都迁到内地不就不用花费这50亿了吗？
之三，战略纵深问题。在导弹可以由外太空从天而降的时代、在美国一小时打遍全球的时代，说北京缺乏战略纵深实在是没有必要。所谓的战略纵深概念，是在过去的以陆军步兵作战为主的战争模式下的概念。罗天昊在“中国可以考虑迁都”一文中所说的以往的因为战略纵深而导致北京屡陷危机的状况，都是这种陆军步兵战争模式的结果。
在当代，不发展军力，任何首都位置都没有战略纵深可言。中国首都离西方万里之遥，本身就是“纵深”，但列强把舰船开到我们海岸边，北京自然就变成了人家的探囊之物。美国建立“第一岛链”，现在又重返亚太维护第一岛链，就是要把中国的国土变得没有任何纵深可言。所以，置办辽宁舰，发展深蓝海军，把国门外推，才是解决战略纵深之虑的根本之策。
其实，国防发展问题和人口问题也有很大关系。经济学上一个必讲的资源分配理论就是所谓的稀缺的资源在“黄油和大炮”之间如何分配才合理的理论。人口多了，就得保黄油，保了黄油，自然就不得不放弃大炮，也就是说，在同等的资源丰度和科技水平之下，人口多的国家作为军事强国的可能性要大大受限。
如果迁都可以达成战略纵深，那么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等沿海大城市要不要迁移？还说是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首都保住，这些沿海特大经济城市就可以拱手让给敌人？如果经济重镇也同样重要，要不要考虑其现在的位置是否合理呢？这些特大城市，哪一个没有和北京相似的城市病？
在今天美国拳打天下的军事格局之下，中国真的要搞战略纵深，怕是还得回到毛泽东的“深挖洞”策略之上，用“洞深”来构筑战略纵深，以躲避打击，保存反击力量。深挖洞当然也不是高招，当属劣势地位上的不得已之下策，但比起由“迁都”而建立起来的战略深度来说，效果却并不会差。
真正要维护自己的战略纵深，首先是消除敌人的战略纵深，就像列强动不动就远涉重洋打到我们的国门之下一样。不仅仅是拒敌于我国门之外，还要限敌于其家门之内，不能让其轻易地就跑出来咬人，用我们自己的纵深打击能力来抵消敌人的威胁，用彼此的无纵深达成我们的相对纵深。
观当今世界各军政大国，无一不是海洋强国，海洋强国近海建都，这顺理成章毫不奇怪。中国要变成海洋强国，要走深蓝路线，北京靠近渤海湾，这不仅不能被解读为缺乏战略纵深的劣势，反而应该是解读为一种有利出击的优势才对。
兵曰，最好的防御是进攻。难道罗天昊的城市战略思维还停留在慈禧太后离宫出逃以躲避战乱的时代？一国之都，不是带领国民逃跑的和庇佑难民的庙宇，而应是带领国民反击侵略和进攻的指挥所。当年国民党政府把首都从比北京离海更远的南京迁到腹地重庆，留下国民百姓与敌作战或任敌屠杀，如此国都，保其何用？
用罗天昊的战略眼光来看世界，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那个国家的首都具有良好的战略纵深。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在美国的位置和北京在中国的位置非常相像，都处在国土的东北部，东南方是切萨皮克湾，如同渤海湾于北京的位置关系，波托马克河穿华盛顿城直接入切萨皮克海湾，从华盛顿可以直接乘船入海，入海的陆地距离同样非常之近。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更是偏远于俄国版图的西头，近在北约炮火的覆盖之下。原属前苏联的几个西部小国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纷纷弃俄联邦而加入欧盟，北约东扩致使北约导弹直接部署到了俄罗斯的战略边境之上，要打击离边境不远的莫斯科甚至不需要中程导弹。按照罗天昊的观点，大概俄罗斯应该向东迁都至少几千公里至浩瀚的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才够纵深。但是，扩展式思维的俄罗斯人并不这么想，躲起来不如打出去才是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而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由于本身就是岛国，更谈不上什么战略纵深。
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等靠海的欧盟国家，加起来国土还不济中国辽阔，同样谈不上什么战略纵深问题。
反倒是我们这个国土辽阔的大国现在有人担忧起首都的战略纵深问题了。这倒是和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总有批人整天担忧大国空巢而要鼓动放开生育一样如出一辙。
美国人的图腾是鹰，是雄鹰总是要一飞冲天的。而中国人的图腾是龙，是蛟龙就要入大海，难道我中华之龙非要在内地找个风平浪静的泥潭蜗居其中才会有安全感？
实际上，有无战略纵深，完全是一种心理感觉，一个胆小如鼠缩头乌龟式的民族，躲到哪里都缺乏安全感。首都当然是战略重镇，把首都置在国境上，既可以解读为缺乏战略纵深，也可以理解为亮剑出鞘，对敌方也可以解读是一种进攻型的战略压迫。
日本现在有在钓鱼岛设立公务员机构的计划。这种把脑袋伸到别人门口的做法，是否和罗天昊的战略纵深思想有点不符？
钱皮认为，中国迁都的必要性实在不大，“迁都”之举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治标不治本，是削足适履之举。罗天昊开出的这个治病处方，就像建议三高病人换个地方继续海吃海喝而不是建议他节制饮食一样。令人对罗天昊的城市战略专家资质生疑。
“都市病”的本质是人口过多膨胀，都市之大、中、小，首先就是表现在人口上，没有听说人口稀少的都市是国际性大都市，地广人稀楼多，现在叫做“鬼城”。大都市的交通、住房、教育、医疗、供水供电、物价、生活环境等等，无一不是因为人口之多而变成问题的。不解决人口问题，都市病永远不可救药。如果以迁都之举解决城市病，就成了治标不治本，那么首都将会永远都“居无定所”，处于“漂泊”之中。今朝迁都入襄阳，明日“便下襄阳向洛阳”。难道罗天昊有什么妙招把放开计生后的人口堵在新首都的城门之外？（罗天昊设计中的新首都有城墙城门吗？
人口膨胀导致北京都市病日重，而罗天昊要解决因为人口膨胀而产生的都市病，但却和反对控制人口的反计生人士走到了一起，甚至被反计生人士尊为理论大师和旗帜，个中机缘令人玩味。
而撇开罗天昊通过迁都话题对计生政策的无厘头解读和对战略纵深的鸵鸟思维，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迁都”本身，可以说，罗天昊不过是提出了一个“N万亿”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倡议，罗天昊也正是这种以迁都带动中西部地区均衡发展的思想。但这不过是把现在的城市摊大饼式发展，换个地方换个饼铛摊一个新的大饼罢了，不过是掀起新一轮的超级房地产投资浪潮罢了。如果过去的大规模“铁公基”投资是可取的，则迁都不失为这种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思维的具体延续和深化。按照这种思路，或许“中部崛起”真的多了一份希望了。
如此，今后各省皆可效而仿之，用省会迁建的办法拉动地方经济了。甚至县镇也可以效而仿之。“造城经济”方兴未艾前途无量。内地的“候选首都”就像当年争夺4万亿投资项目一样，对新都落户已经是两眼放光了。
当年，东莞深圳的一些乡镇就打出标语口号，要五年十年之内再造一个**镇，很多镇也因此被重造了；鄂尔多斯式的造城运动在各地都有案例，“新区”建设遍地开花；兰州市不是也要大规模重新造城吗？
人类的任何建设行为，都不可能是纯利无害的，只能是权衡利弊得失，罗天昊把南水北调解读为祸害一方的错误解读，实属耸人听闻。如果把首都迁入中部，同样会有负效应存在，究竟是造福一方多一点还是祸害一方多一点，怕不是那么容易论证的。若干年之后，迁都造城之举会不会像罗天昊现在把南水北调看作是害民一方之举一样被后人定性为“北污南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也很难说。如果子孙后代依然处在巨大的人口竞争压力之下，任何必然存在的规划缺陷都会成为他们抱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