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的国庆节

          一九七一年的国庆节

    1971年，我们村还有驻军。 

    国庆节前夕的一天，沈阳军区独立守备团政治处连职干事信长好到我家对父亲说：“王老师，把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借给我看看呗。”父亲说：“你怎么突然想看它了呢？”信长好表情很诡秘地笑着但并不回答父亲的问话，而是把话锋一转：“过两天国庆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该登天安门城楼了吧？”我在一旁不分大小就插了一句嘴：“我舅舅也是解放军，69年在人民大会堂还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过呢。舅舅刚来信说，今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一定登天安门城楼了。”母亲立即严厉地制止我：“别乱说！”信长好拍拍我的脑袋狡黠地微笑不语拿着书走了。

    往年国庆节北京都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统帅和副统帅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做出那标志性的挥手，让它在人民心中定格一年，使其在斗批改中倍添革命激情和冲天干劲。可1971年10月1日这天，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消息是天安门广场虽然依然红旗招展，但中央领导人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代替这一庆典方式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分别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首都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等地方和首都群众一起举行了游园活动，以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庆贺。

    在这个人人都异常关注政治的国度里，一个传统的庆祝仪式突然改变了，它必然要引起人们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胡乱猜想。发生什么事情了，统帅和副统帅为什么不登城楼了呢？私下人们只是怯怯相互问一下，而答案必然是没有的。在大队革委会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国庆节那天的《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期画报的封面图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合影，国庆期间听到的一些省人民广播电台还在呼吁人们 “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生活一切都在正常着，只是看到守备团的官兵在紧张地忙碌着，平常见面互相嬉闹的军人都一脸庄严肃穆，大有杞人忧天的架势。信长好这时也不来我家了，我心里嘀咕着这家伙是不是知道点啥，那天为什么要那么问呢？舅舅也不来信，上一次来信他为什么说统帅和副统帅不一定登城楼了呢？

    别说我一个草民，此时就是那些省部级官员，有几人知道我们敬爱的副统帅已经永远不能再登城楼了，他已长眠于温都尔汗了，梦断异国他乡了，尽管这曾是大清帝国的疆土，而现在称邻邦了。

    谜，终于有了答案了。国庆节过了好长时间，三站林场在职工俱乐部召开了有林场职工、驻军、森林警察和我们中小学生参加的大会，军分区来了个吴副司令作报告，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文件，宣布林彪1971年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叛国逃跑了，结果摔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当时有一工人问，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吴副司令笑呵呵地回答：“反正不是用砖头砸下来的！”全场哄然一笑。

    副统帅就这样离去了，别说我等百姓百思不得其解，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网上传他曾改杜甫诗评林彪：“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否真有此事，我看有点悬，等待档案解密吧，不然一切都是臆断。
          一九八四年的国庆节

    1984年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35年。我们爱搞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这样的活动，于是全国各地就必然要掀起隆重庆祝的热潮。“小平您好”这横额就是北京搞庆祝游行时，由北大化学班同学搞的。然而那个年代官本位还很严重，说到小平居然没有职务、没有同志，了得？为此许多重要新闻媒体没有捕捉到这颇具爆炸性的图片新闻，害得新闻媒体权威单位新华社摄影部在1984年国庆报道的总结中说：“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

    新华社还是有自知自明的。但各地的庆祝有不少却陷入人事排座位这样的琐事上了。

    国庆前夕，我们地区要在地委所在地的运动场搞一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大型集会。 要开庆祝大会，组织召开会议的地委办和行署办首先要考虑大会主席台的座位怎样排序，方案很快出来了。由于人员较多，主席台座位有两排，头一排座位由现职的副厅级干部和享受副厅级待遇的干部坐。凡事都有不凑巧，主席台座位拟定的名单坐完后还剩一个，必须再由一位官员添补。 

    消息一出，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等有关部门蜂拥而至争抢这个象征副厅级权力的座位。一些博友可能不知道，当时一些规模不大、人口较少的地区的地委有段时间行进改革，不设地委常委而改设地委委员，当时叫地委委员制，我们地区实行的就是地委委员制，地区纪检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部长、地委秘书长、行署秘书长都不是委员，级别就只能是正处级了。而地区妇联主任却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当时人们称其为“王委员”，这其中不乏戏谑口吻。在我印象中，当时地委委员除了“王委员”外，就是一个书记、二个副书记、行署专员、四个副专员，一个军分区政委，共九人。主席台留了10个座位，这是一个双位数，吉祥数字，是不能撤掉的。那么剩下的一个座位由什么人坐，一时间争抢到了白热化程度。

    组织部人说：“我们部长应当坐前排，我们部门管干部很重要。”宣传部门人：“我们部门更重要，党的大政方针全靠我们宣传呢，我们部长应该当仁不让地坐前边。”地委办人说：“我们秘书长应该算地区一级领导，是协助书记、副书记工作，岂有你们部门来争夺这个座位之理，我们的秘书长坐定了！”纪检委人岂能就此了事，他们说：“我们纪检委是地区四大班子成员之一，我们书记不用争、不用抢，必然是要坐在前排的。”（当时我们地区还没有人大和政协，因为我们是行署，是省里派出机构，不设政协和人大，改叫市了之后才设了政协和人大。）

    正当各部门争执不下的时候，书记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庆祝大会有关事项，当然主席台成员是极为重要一项。会议上各部门据理力争述说着本部门首长坐前排剩余那个坐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最终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见谁坐那个剩余坐席问题僵住了，书记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份省委干部任命文件宣读。这是一份任命几个干部享受副地师级（副厅级）待遇的文件，任命排名顺序为：地区纪检委书记、组长部长、地委秘书长、行署秘书长。随后地委书记表态，前排剩余坐席由省委干部任命文件排序在前的人坐。众人无语。

    庆祝大会那天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地委书记、副书记、行署专员、副专员、妇联主任“王委员”，而纪检书记则因为省委干部任命文件排序在前顺理成章地也坐在了前排。

    一晃快30年了，当年在前排就坐的领导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我们那地方小，在前排就坐的领导他们后来的归宿是一目了然的：书记官至到省委副书记，为了多干几年又转成省纪检委书记，后又当省政府顾问，最后又当上省政府办的一个投资公司董事长，直至公司破产而彻底退休回家。两个副书记都是部队师级干部转业来的，不久各自都到省城当了副厅级闲职领导。专员不几年就到点退休了。四个副专员一个进省城当了粮食厅长，一个当了省教委主任，一个当了专员后又到省城当了统计局长，一个只当一年多副专员便被医院查出癌症被迫退二线当了行署顾问，但几年过去后又发现是医院误诊，根本不是癌症，现在都八十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如果不是退二线极有可能官至正厅级。“王委员”后来当了副专员，在行署转换成市政府时，在一些行署的部、局、办、委的领导联合游说下落选副市长了，只好当政协副主席。而这些男人搞掉她的理由也很简单：看着一个女的在上面指手画脚不得劲、憋屈着。军分区政委到省军区当了后勤部长，军衔至少将。

      纪检书记，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在他四十八年的革命生涯里充满了传奇，他二十二岁任县委书记去苏联访问时，被苏方问了一句：“你们中国怎么派来一个小孩？”文革中他是当地唯一一个没有挨过“斗”的正处级干部。后来从地区纪检委书记职位上出任组织部长，省委特意在文件中标明为“地委副书记级组织部长”，最后官至政协主席，是当地他同代为官者的最高职务。他病故时，他的一个同学写了八个大字：“做官不贪，为人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