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财政金融风险问题研究》一书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径下负债总额23.76万亿元，占2010年全年GDP比值59%，接近国际公认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的警戒线。

　　媒体在报道这事时用到了这样的标题：“政府债务接近国际负债率警戒线 地方债危机四伏”。

　　果真如此吗？一线观察人士的态度却并不见得悲观。为什么？三个理由。

　　首先，地方债的这一轮扩张，是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2009年，地方债务相对于2008年暴涨了61.92%。其实，这并非什么新鲜招数，而是应对危机的惯例，上一轮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在1997年，随后的1998年，地方债务猛增了48.20%。这意思是说，地方债务的突增部分是中央政策的副产品。翻译成技术术语，就是地方债务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可以与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合并。这令所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警示和担心都显得无足轻重。

　　其次，从地方债的构成来看，10多万亿元的总盘子中，政府负有法定偿还责任的债务约占60％强；政府负有担保连带的债务约占40％弱。今天出现问题和困难的项目，更多的是出现在担保连带的或有债务部分。这个特点，说明地方债务的困难与央行紧缩政策的执行力度密切相关。反向思考就是，一旦央行的货币政策趋于放松（这是个大概率事件），今天出现困难的部分，可能一夜之间就会恢复正常。地方债务困难的恢复弹性和恢复力度，可能远出人意料。你看，单靠货币政策的放松，地方债的问题就可以缓解，更说明地方债问题的严重程度有限。

　　最后，从还债能力上看，地方政府并不存在资不抵债的困境。恰恰相反，在现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储备和建立储备的能力，给债务的摆布提供了相当宽裕的回旋余地。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性质局限在了期限错配这个范围内，既非资不抵债，更非庞式融资。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制度安排框架和技术保障手段的有效范围内，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比乍看上去要小，小得多，大致在可掌控的安全边际之内。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地方债务可以一直高枕无忧下去。真正的、系统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央行的数量型调控的手法不可持续，这个不可持续已经进入倒计时。一旦央行从数量型调控退出，转向与国际接轨的价格型调控，地方政府债务在下一个紧缩期，会出现成本上升与信贷获取优先权丧失的双重压力，地方政府债务的安全边际会大幅收窄甚至消失殆尽。二是中国的市场利率进入长期的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十多年来所仗恃的法宝土地估值将受到长期的压制，这将从源头上大幅削弱地方政府的负债能力和偿债能力，从而加大下一轮紧缩期的地方政府债务的财务困难。

　　根本解决办法在哪里？尽早摆脱对银行这类间接融资手段的依赖，尽早建立并不断加强对直接融资手段的利用，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