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民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 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偿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想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已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秦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兴师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将而伐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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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复益发军，更使王龁代王陵伐赵。围邯郸八、九月，死伤者众，而弗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秦数不利。……（王）因见武安君，强起之，曰：“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

　　——《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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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冷静理性地制定经济决策（如果把战争也看作一种经济现象的话）？这是上位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某猫仅对秦廷在邯郸之战的战前、战中高层决策这一案例略作分析，尝试说明人们在制定决策时的思维困境和经济学误区。

　　长平战后，秦昭王采纳应侯的意见止戈上党，接受了赵韩两国的求和。然而，赵国出尔反尔，非但没有按约定支付战争赔偿，反而与齐国谋合纵，以图对秦战略反攻。此事引起秦昭王震怒，遂集结大军直指邯郸，欲给赵国一个教训。武安君白起闻之，向秦昭王进谏，曰“赵未可伐也”。昭王以粮草既备、大军已行为由，拒绝了白起的谏言。

　　然，邯郸战事不利。昭王先使应侯游说武安君，后亲自登门造访，言以秦军为此已付出惨重代价，一旦无果而罢兵，将前功尽弃（恩，个人面子问题先不计入考虑~~）。白起仍坚辞不受。

　　秦军最终也未能打下邯郸。在大将倒戈、魏楚救至的最不利状况下，黯然收场，撤军回国。

　　【案例评估】此案，秦昭王在决策中连续犯下两个致命的经济学错误，两个错误同属一类，即“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

　　所谓“沉没成本”（Sunk Cost）是指在项目的前期投资中，已经付出、不可收回的支出。一个项目在进行过程中时常会调整、改变策略，对于中长期规划更是如此。在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者行为理论中，决策的制定和修正应仅仅考虑可变成本，而不应考虑沉没成本。

　　秦军先前在上党战役中的消耗，因为是已经发生、不可改变的事，均应列入沉没成本计量。而这些投资并没有换来预期的收益，即赵国应支付给秦国的战争赔偿——六座城池，这一既成事实令人遗憾。细究其因，应归为应侯对“议和”方案的评估论证工作不足（接受了来自苏代的错误信息。至于应侯的个人私心暂不提及），给昭王提供了失误的企划。

　　沉没成本已经形成，秦国下一步的策略不应再执着于此，而应展开新的项目，比较下一步行为需要付出的成本和将来可收回的收益。此时，秦国的高层管理人员发生了意见分歧，项目的指定负责人——白起，对是否应该攻打邯郸的议题进行了风险评估。

　　——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偿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想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已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秦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秦昭王的回应是什么呢？——“寡人既以兴师矣。”

　　从一个“既”字可以明显地看出，昭王作出此一决策的动因恰恰是“沉没成本”。大军既发，粮饷已靡，则事态如同赶鸭子上架，不行也得行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昭王是可以召回大军，再图他举的，此时战场的主动权在秦而非在赵。但昭王无视了白起要求合理规避风险的建议。

　　之后，王陵“战失利，亡五校”，王龁“死伤者众，而（邯郸）弗下”。此时，昭王应该已经发现了项目的前期规划有问题，理应及时调整方案，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秦昭王一错再错，再一次陷入了被称为“损失憎恶”（Loss Aversion）的心理误区。所谓损失憎恶，是指人们往往不愿意“浪费”资源，即使是已经失去的资源。在沉没成本已形成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感性主导的、有害无益的心理趋势。这一点，我们英明伟大的昭王陛下（某猫顿首再拜ing）也不能免俗。很明显，昭王在制定决策时表现出的是一种亚理性状态。为了追回沉没成本而继续追加投资，却常常导致最终更多的损失。

　　白起坚持：一个理性的决策只应考虑：某事将给你带来多少好处，和你将要（注意是将要）为之付出多大成本，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差额是否满足你对利润的需求，进而决定如何分配资源。而你“曾经为此事所付出的成本”是无须也不该被列入考量的。（“惟愿大王览臣愚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此所谓为一臣屈而胜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计，必欲快心于赵，以致臣罪，此亦所谓胜一臣而为天下屈者也。”）

　　昭王不能理解这一点，反而将项目进展不顺利的原因归咎于白起，“强起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一句，暴露了昭王内心的或然性倾向（probability bias）。这是一种把希望寄托在“也许”“有可能”的将来转机上的心理倾向，说白了就是侥幸心理。对于决策者而言，实在是一种非常要命的心态。昭王指望白起创造奇迹，白起自己却不指望。从这点可以看出白起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的评估论证只建立在事实数据的基础上，或然性并不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

　　秦国决策层执着于沉没成本又心存侥幸，导致邯郸之战的黯淡收场，这是高层管理人员所不能不引以为戒的。

　　最后送一句名言，共勉：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