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为一种统治哲学必须和一个特定的政体相关。这也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历代皇帝尊孔，但皇帝们对孔的理解可以有不同。同样，在儒学国际化（区域化）过程中，不同社会接受儒学，但对儒学的理解可以有不同。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儒学在这些东亚社会都普遍存在，但表现为不同形式。

　　就中国来说，作为一种统治哲学的儒学更有了其特定的功能，即作为社会道德的根源。儒学因此也往往具有一种国教性质。在其他宗教文明，存在着一个外在的和超然的东西，但在中国，没有这个东西。对超然的东西的认同使得人们有一个“心中”的客观标准。比如说，西方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外在的标准作为参照。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争论（reasoning）成为可能。而在中国，因为没有这个外在的存在物，人们的参照物就是世俗的。历朝历代，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各方都会把争论拉向一个极端。那么，最后谁来说了算呢？最后目标就是“中庸”，而“中庸”是世俗的皇帝说了算。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有额外的负担，要提供道德资源。同时，这也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拥有了额外的权威。

　　这个特点既是儒学的优势，也是儒学的劣势。说其是优势，是因为儒学对统治者有额外的要求。中国文明对皇帝和政府官员有那么高的要求和儒学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儒学作为一种与西方的民主（democracy）相对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说其是劣势，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规范（normative）层面的东西当成实证层面（positive）的东西，例如把“皇帝应当是贤者”当成了“皇帝是贤者”。因为皇帝和统治者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他们往往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而行使专断的权力。而儒学努力加之于统治者之上的“规范”显得过于软弱，而根本不能约束统治者的行为。

　　因此，要儒学再次成为统治哲学也需要创造性地转型。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必须培养。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孔子学院的国家了。但是，统治者的道德权威不能让统治者本身来规定。对统治者的评估权力必须分散到社会，而这要求儒学的社会化。中国不可能创造一个宗教色彩的外在的制约机制。在民主化时代，这个外在的制约机制只能来自于社会力量。只有当社会对政府官员产生外在的制约时，执政者才会真正体现儒学的优势特质。从长远来看，这种外在的衡量标准和制约手段也有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精神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