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雾霾是环境污染问题，更是经济资源和人口布局问题。全国环境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作为首都的北京尤甚，但人口和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已经超过了当地环境承载容量，这才是“北京咳”久治不愈、反而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经济资源和人口布局不调整，此种问题无解。从优化经济资源与人口布局的角度出发，南水北调是一项有可能酿成方向性错误的决策，完全可能如同明清漕运那样成为拖累子孙后人、耗尽国家财力的一大负担。

　　毋庸否认，环境污染是中国工业化的最大副产品，但政府和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投入已经相当可观，近几年力度尤其大，北京等一线城市更是环境保护的重点投入对象。2010年，北京市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就有481套，当年运行费用6.80585亿元；废气治理设施2468套，当年运行费用9.059亿元。这些环保投入已经在很多方面收到了明显效果，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曾在1988年达到268.3886亿吨的高峰，到2010年，我国工业产值已经10倍1988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却下降到了237.4732亿吨。

　　然而，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有所减少不同，近30年来，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总体上一直在上升，机动车排放等生活废气排放更是急剧增长。工业废气排放总量1983年为63167亿标立方米，到2010年已达519168亿标立方米。工业烟尘排放按扩大后的口径统计于1997年达到1565万吨的高峰，2010年仍有603.2万吨。按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在监测的330个城市中，有29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88.8%；有33个城市为三级，占10.0%；有4个城市为劣三级，占1.2%。然而，仍有太多城市空气质量没有明显提高，更赶不上公众对改善空气质量期望提高的速度，致使“PM2.5”这个本来鲜为人知的专业词汇在2011年很短时间里就几乎家喻户晓，“北京咳”更在2013年初的这场雾霾中一举走红国内外。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原因是人口和经济资源过于集中，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私家车快速普及，推动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过多，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恶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京市民用汽车保有量2011年底就达到了470.53万辆，现在早已突破500万辆大关。有人将“首堵”归咎于公车，这只不过是信口开河而已。因为2011年底北京市民用汽车保有量中，私人汽车为387.29万辆，占总量的82.3%，而且占比越来越高。考虑到所谓“公车”中很多是企业单位的车辆以及公交车，真正属于党政机关的民用车辆占比并不大，私人汽车和企业单位汽车占比当在90%以上。将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归咎于公车，完全背离实事求是。

　　由于人口和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坐落于缺水地区的北京竟然已经发展形成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环境承载容量，在水资源透支问题上暴露得特别突出。2011年，北京人均水资源总量134.7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而这还是耗尽了全部9.2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动用17.7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的结果。

　　在现行人口和经济资源布局下，北京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不可能在不付出巨大环境等代价的前提下解决。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多年来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了巨大牺牲，北京周边之所以远远不如上海周边、广州周边发达富庶，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要为北京需求而牺牲水资源的地区又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的可能。

　　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初衷良好的旨在改善民生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加剧北京的环境问题。大幅度提高停车费和燃油费等使用成本本来是抑制私家车购买和使用、进而减少汽车排放的有效经济杠杆，但在维护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和使用私家车的所谓“权益”的旗号下，这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注定步履维艰。提高水价，使之充分反映北京水源的环境成本和调水成本，这是潜移默化抑制产业和人口过度集中的有效经济手段；但如果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维持北京人为的低水价，必然激励更多的人口和经济资源涌向北京，对水资源的需求进一步扩张，如此恶性循环，无论调来多少水源也填不满这样的无底洞，国家财政却有可能背上一个如同明清漕运那样的难乎为继的包袱。须知，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我们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未来10年改善民生在我国政府经济政策中所占权重肯定会大大提升，我们很有可能在这方面陷入误区。要彻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除了调整人口和经济资源布局、改变人口和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北京的局面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