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12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整体来看，无论是增长指标还是物价指标，基本上都中规中矩，并未超出市场预期。反而是两个不那么显眼的指标，引来了不少的关注和争议。

　　其一是基尼系数。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答记者问时公布了这个一度中止了近10年的指标。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从2009年起连续第4年回落。尽管比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高出不少，但同之前研究机构测算的0.61仍然相距甚远。结合身边耳濡目染的贫富差距，公众普遍认为其有低估之嫌。

　　其二是劳动人口数据。2012年末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绝对量和占比的双下降，为近年来所仅见，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步消退。

　　关于基尼系数，这里不再多说，毕竟在一个连官员财产都未公示的社会中讨论这一话题的意义不大。这里着重探讨一下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

　　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言，“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与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也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基本的经济要素，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消退，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第一，潜在增长率下滑。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增长即人均GDP的增长，可以细分为三个因素，即人均GDP=(GDP/就业量)*(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演，劳动人口总量从2012年开始缓慢下降，到2018年会小幅回升，但2022年再度加速下降，2025年预计为8.89亿，远低于2012年的9.35亿。人口红利消退之势不可逆转，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大幅跃升，潜在增长率下滑已成定局，中国经济由此将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第二，通胀压力长期化。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直接结果是其价格的上升，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束追赶历程，通过模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大幅缩小。如果劳动力价格上涨不能被生产率提高所消化，则物价中枢必将会随工资上涨而抬升，通胀压力将会长期化。此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继续受到挤压，企业要么通过创新和升级来提高生产率，要么通过转移来寻找新的空间，此前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得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将面临挑战。

　　第三，房地产市场盛景难再。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演，中国婚龄人口（25-40岁）2011年为3.39亿，此后会微幅上升，到2018年将达到3.50亿的高点，然后开始快速下降，2035年将降至2.21亿。考虑到婚房是房地产市场上最坚硬的需求，这意味着房市只剩5到6年的好光景，拐点将会在2019年之后出现。在此之前，中国必须尽快找到房地产之外的支柱产业。

　　除此之外，诸如社保空账问题、男女比例失衡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等等也都会在长期内逐渐显现，因此，政府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顶层设计，以更长远的视角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首先，应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作为基本政策在实施30多年之后，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目前我国的生育率约为1.4%，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应逐步调整这一政策，对冲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其次，应接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调整各级政府考核指标，改变GDP在政绩评价体系中的地位，避免再用经济刺激政策来推动快速增长。再次，鼓励企业层面的创新，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逐步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最后，借鉴国际经验，采取合理措施，应对中国老龄化和银发经济的挑战。

　　对商业银行来说，应从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中发现市场机会，例如可以有选择性的扶持由东部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企业、已经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企业，以及适合老龄社会现实的新兴行业，此外，应从那些无法适应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企业退出，对房地产行业的未来发展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