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寺庙文化漫谈(三)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三)

 

石 麟



关帝庙,又被称为武庙,是祭祀三国蜀将关羽的庙宇。在旧中国,“郡国州县乡邑闾里皆有庙”,而在“二十四史”所登录的武将中,由“侯”而“王”,而“帝”而至“大帝”,进而成为“神”的,却只有关羽一人。至明中叶以后,其庙与“孔庙”并称,而且成为知名度超过孔老圣人的“武圣”。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这样介绍他:“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此后又用了数百字记录其一生的功过得失:曾一度被曹操俘虏,也曾为曹军建立过功勋,在万军之中取袁绍大将颜良之首,解白马之围,并被封为“汉寿亭候”。后又归刘备,在为蜀汉守荆州的过程中,北攻魏之樊城,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因为刚愎自用,给东吴夺取荆州造成可乘之机,遂败走麦城,被擒身亡。后主景耀三年被追谥为“壮缪候”。
关羽为民间所熟悉,主要仰仗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中“桃园结义”、“保护皇嫂”、“五关斩将”、“义释曹操”、“单刀赴会”等主要情节,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影响所及,使其美誉一跃而为刘关张之首。尤其是在儒、道、佛三教并行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关羽名震三界:
儒教在帝王的支持下,关羽信仰遂于北宋末年逐渐显赫起来。清代史学家赵翼“考之史志”,在《除余丛考》中归纳了关羽被封为神的过程。说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山西解州盐池有水妖为害,乃遣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召将缚之。继先投符于盐池中,妖遂除。徽宗问所招何将,继先回述:乃招关公神于殿左。徽宗大惊骇,以崇宁钱掷之以赏,并赐封为“崇
宁真君”,这是关羽第一次受神的封号。不久,又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并令建“关王庙”于解州。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明初褫去了宋、元以来所有封赠,恢复了汉所封的“汉寿亭候”和蜀汉后主所封的“壮缪候”。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子的文庙相称,从此也就有了“关帝”之称。清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通令全国普建关庙,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太常以牛、羊、猪为祭品,祀以太牢。据传,初入关的清王朝在“海选”武圣时,“候选人”还有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等民族英雄。考虑到这些英雄抗击的对象如匈奴、西夏、辽、金等和“大清”一样同属草原游牧民,这才把“打内战”的关羽视为英雄而封称“武圣”。总之,从关公封号的变化也可看出其信仰的升级和文化现象。
在早,关羽信仰与道教本无甚关系,但关羽生为大将,死后率鬼卒,当属于道士可以召劾调遣的鬼神,因除魔有功,于是成了道教的大神。因此道教尊其为“
关圣帝君”,“协天大帝”,有《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等通俗劝善文,标榜象关羽那样“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的人生观。本邑柿树庙即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
佛教把关羽列为伽蓝神之一,于常见的十八罗汉旁塑关羽像供奉。天台宗的经典《佛祖统纪》中的“智者传”更记载了关羽显身的故事:天台宗祖师智顗在当阳玉泉山建精舍,曾见二人威仪如玉,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自通姓名,乃关羽、关平父子。二人请智顗于近山建寺,智顗从之,寺成,并为关羽授五戒。本邑双溪寺亦奉有“伏魔帝座”;
安康最早的关帝庙“在西津渡之南。”其具体位置、规模以及建成年份已无从考证。《兴安州志》只说它“并衡口镇之北者皆古庙也。”至明洪武四年,安康在城区设守御所,始建新庙于西门内十字街向东。这里所说的西门及街道,当时还没有。庙的名称也不叫“关帝庙”,当为“关侯庙”。因为此时的关武庙已被恢复至汉所封的“汉寿亭侯”和蜀汉后主所封的“壮缪侯”。《明会要·礼六》:“洪武三年(1730)六月,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天下神祇,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就“武庙”或曰“武圣”而言,明乃至宋前为武成王姜尚。《明史·礼志四》:“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在早,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于乾元元年(963)到武成王庙祭祀姜尚,当看到两廊所绘历代名将画像时,“圣谕”只有“功业始终无暇”者,才有资格配享。使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黜。因此,安康言及关帝庙的时间,应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596)以后。
纵观方志和前人专著,安康的关帝庙有四种类型:一种为地方驻军所供奉的属于“军神”性质的“家庙”,如新城南门内和马家巷以及老城土西门内的关帝庙,即为陕安镇左、中、右营官弁兵丁之家佛堂,旧城东门内有个铁匾寺,内祀关帝亦为兴安城守营“香火庙”;另一种属同籍贯的“乡帮”为祈求庇荫而建的内奉关羽的“乡帮庙”,如旅安山西同乡会所建的“协天宫”和本省关中“乡党”所建的“灵佑宫”;还有一种属所在州府县地的祭祀关羽的庙,属于“官庙”性质,亦为“儒教庙”;而且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庙宇,又各有其不同的寓意和文化内涵:驻军奉关羽,主要供奉其忠勇;山西同乡将庙宇谓“协天宫”,是因为道教尊关羽为“协天大帝”;陕西“乡党”将庙宇谓“灵佑宫”,是为了求得关羽这尊神灵的护佑;另有一类如叶家坪椒沟、牛蹄牛溪河等处的乡间小庙,没有规模,更没有讲究的祭祀“规矩”,它与乡村的土地、社神一样,有着安定地方的神性。“官庙”是地方官员奉旨崇祭之所在。也正是因为地方官重视,位于老西门内康阜街,鲁班巷子口东侧的“官庙”才最具规模,至清光绪中仍保留有大殿、拜殿、崇圣祠各三楹,朝房、更衣亭各三间,乐楼大门如仪。
上述“关帝庙”,除了散建于乡间的小庙外,一般不食民间香火。这是因为这些庙本身就不对百姓开放的原因外,重要的是安康城里的老百姓,并不看好这位兵败被杀的普通武将。用当时的标准看,把姜太公称为“武圣”还似乎合理,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功成名就的统帅,并且还是周文王、武王之师,又著有关于谋略的《六韬》。而关羽以一介武夫,死于敌手,身首异处,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连项羽都不如的失败了的英雄。如论其个人品格,除开忠于友谊,作战勇敢,性格坚毅的优点外,还有心胸狭窄,骄傲自大,缺乏政治头脑等致命缺点。而安康是一个移民聚集地,来自各地的移民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奈,因而他们的崇拜也就向着自己最缺少,又是最需要的方面发展。他们有自己的英雄崇拜,这些英雄重朋友,讲义气,就如同织席贩履的刘备,杀猪卖肉的张飞,浪迹江湖的关羽一般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经历,并最终靠自己的力量“发迹变泰”。因而他们只崇拜“桃园三结义”,不独信奉关羽以及由其所派生出来的“武圣”。于是乎百姓便以自己的方式另建内奉刘、关、张的“三义庙”。
“三义庙”,今天的五星街汉滨高中校园为其旧址。清道光年间为邑中屠猪业所建,属同行业进行祭祀的“行业庙”。“庙颇宏敝,乐楼于同治六年(1687)圮于水。相传水自庙西冒城入,激地为深泉,蛟出,负乐楼东北行,至大北街为进士坊所撞,坊倒而乐楼始散”。到了民国年间,位于今天的西大街鲁班巷子口,具有“官庙”性质的“关帝庙”,便成了社会公共活动场所。这样,在保持原有大门制式及名称的情况下,庙中的实质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香火已不再由关羽一人独享,而是由兄玄德,弟翼德与之共享。大门则新增楹联曰:
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公不沗;
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
这副联语的意思是说:凭其战绩而被封侯是当之无愧的,但两次被俘最终死于敌手,而且还身首异处,即便被封称为了“关圣大帝”,恐怕还是消除不了那种耻辱的。
总之,关羽成为“关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复杂现象,精华和糟粕混杂。我们在继承这笔文化遗产的时候,既要发扬光大它积极的一面,更要批判它消极的一面,先辈们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老君,即老子,本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所著《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以其哲学思想,诞生了我国古代的道家派,后被道教徒尊为始祖。究竟是否有其人,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历史上并设有明确的定论。先秦时代把老子、庄子的思想称为道家,老子也就成了道家的创始人,后来的道教推崇道家的思想,老子也就成了道教的祖师。
秦汉时代,有“黄老道”一派崇尚无为,尊黄帝、老子。东汉初有楚王英至黄艺之说,尚未立祠祭祀。至桓帝时始为老子立祠,并以郊天乐祀之,这是以老子为祖师来供奉的开始。从此老子便成了神,并与天神有了相同的地位。道教建立以后,又有了对老子的进一步神化。东晋葛洪的《抱朴子》说老子身长九尺,黄色,鸟喙,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颜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封,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迭之冠,持锋铤之剑。完全是一幅怪异的形相,而且已将其称为“太上老君”。关于老子的时代履历,汉代即已形成一种说法,言其为楚相县(今安徽宿县境)人,曾为周藏书室史官,孔子曾学礼于老子,后道成化身,蝉蜕度世。从此老子数易姓名,无世不出。传说他在黄帝时号“广成子”,周文王时号“燮邑子”,武王时号“育成子”,周康王时号“郭叔子”,汉初为“黄石公”,汉文帝时号“河上公”。后世有《老子八十一化图》,记述老子历代变化的形象。对老子的这种神化,应是道教借老子来追述其源流,神化其教派。
到了晋代,对于老子的来历也进一步神化,《神仙传》说他是春秋时楚之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其母左腋而出。由于生下来头发都白了,于是称为老子。又其母生之于李树下,生而能言,指树为姓,于是姓李。道教奉老子为“帝君”,也就被尊称为“老君”。南朝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四中位为“太清太上老君”,以其为“太清道主”,下临万民,已成道教中统治一方的尊神。
到了唐代,又在道教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三清”的说法,“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宋两代有许多皇帝崇奉道教,先后给老子赐封了尊号,老子的地位被越抬越高。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游幸亳州老君庙,追号为“太上玄元皇帝”,这是老子第一次被冠以“皇帝”之名;唐玄宗所封尊号最多,天宝二年(743)在“玄元皇帝”前又加上“大圣祖”三个字,八年(749)又上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754)再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后来宋真宗又上尊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的神话过程,正是从学派的传人到教派的祖师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虚到实,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地位的变化正是道教发展的缩影。
人们熟悉老子,除了因其所著《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并以此哲学思想诞生了我国古代的道家学派和道教外,主要还是吴承思的《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兜率宫偷丹”,又“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煅炼”,最后从八卦炉中逃出等情节。受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丹的传说和这些故事的影响,邑中砖瓦、窑货、冶铸、金银铜铁锡业、补锅、熬硝等用炉、火有关的行业,多在城乡建有名曰“宫”或“殿”的庙堂,内奉老君,为其使用火炉作业诸行的“行业神”。
将庙宇别称为宫或殿,始于隋唐。这一时期道教在上层社会极为盛行。尤其李唐王室奉老子李聃为先祖,崇道风气更盛。唐玄宗时还在太清宫建玄宗像,侍立于老子塑像之右,后来又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陪祀老子,更显示出对老子的尊宠。既然老子被封为“皇帝”,唐初六帝都要做他的陪侍,于是道教的庙也就仿照皇宫之名而升格为道宫了。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大事修建道观之举,而大的道观或者想“做大”的信徒就多以宫或殿称之。
汉水北岸的长岭梁上有“老君殿”规模不大,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见其仅有三楹。旧志未有记载,创建无从可考,问当地诸老人欲知详情,亦无人知晓;北岸又有地名曰“老君关”,多附会讹传有“老君庙”而名。其实,此是“老津关”之谓的口误所致。老津,北出秦岭到关中的老渡口;旧城大南门外有“泰清宫”内奉老君,即为上述诸行业所立。“泰清”,天的别称。道家著录《鹖冠子·度万》:“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宁。”此宫兴于何时?又没于何时?均无考。旧志只言“柴扉道院”即其旧址,推测当变故于频仍的水患之中。
汉水源出嶓冢,经安康达汉口而入之于江。城区一带的地形地貌就如同一个簸箕,城则正临其口。倘上游之水暴涨,先遇下游“八公岩”以东水口关锁严密,致使行洪不畅;再有黄洋河之水自南争趋,而“立石滩”中又有立石蟠踞中流,致泛滥之水于北不能容纳,至东又遭横截砥触,而南则借势增加容量,使“喇叭洞口”无法排水,又致城内外一片汪洋。重则堤决而轻则堤圮,千百年来因扼于水患而圮城达数十次之多。东关北堤门内有老君庙,香火甚旺。至夏季汉水暴涨或遇秋雨连绵,此庙便成为城内百姓祈求汉水安澜的神圣之地。拜殿楹联则以唐代多位皇帝多次上老子尊号的原因。曰:
唐皇奉为祖;大道传其经。
院内又有以老子乘青牛西游的传说而建的“青牛台”,为“镇水”之用。古人以牛镇水,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一,牛本为动物神之一,是家畜中的庞然大物,用它可以抵挡住洪水的侵袭;第二,五行为古代的根本哲学理念,人们用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解释事物,以牛属土,土能克水,有道是“水来土屯”,从而使牛成为镇水灵物。旧城东门楼上曾竖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补修长春堤记》碑,为兴安知府童兆蓉所撰,其中即有一段“以牛护堤”的文字:“虽然堤所以护城,卧牛所以护提。无堤是无城也,无卧牛是无堤也。”可见以牛镇水的传说,已然深入到仕民人心。
《荀子·天论》有言:“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故神者,实为人的意识和精神寄托。尽管,老子被道教附黄老尊为“教主”。但在安康,人们注重的则是“实用性”。如“小炉匠”们可以把自已的“火炉子”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相比拟,并以此尊老子为“祖”;为了防洪的需要,也可以把老子视为“安澜”之神,其坐骑亦为“镇水”的灵物。俗话说:有功于社稷则祭之,有益于黎民则祀之。这也是存在于安康的一种普遍的宗教文化或曰宗教现象,这种现象本文以后还会有许多事例。
(作者住址:安康市汉滨区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