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当·克里其利（之华媒体）
表面看来，数字触目惊心：从1997年12月到2012年8月的十五年时间中，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数量总体下降了44%。根据一些专业人士分析：首次公开发行（IPO）这一公司募资与发展型态已到了“垂暮之年”。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南希·弗伯尔。她在今年９月于《纽约时报》发表专栏，印证“上市公司正在消亡”一说。南希写道：“普通人能够投资公众公司并且从中获利，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代表美国资本主义最大卖点之一（至少美国梦的销售者们是这么宣称的）；然而，绝大多数在20世纪下半页还统治着美国经济的上市公司，其整体影响力正在不断削弱。”
不过，也有针锋相对的相反观点。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引用了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吉拉德·戴维斯的论文，其标题叫作《‘伯利和米斯公司’才到了迟暮之年》。个中的历史渊源则是，早在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伯利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米斯联名发表论文预言IPO所带来的不良连锁效应：“国家经济将被一群不断体积膨胀的少数公司所掌控，而这些大公司则由不负责任的管理层在经营…”根据这两位学者早年的观点，美国证券市场将催生股票投资者群体的不断庞大，而随着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辗转买卖，公众公司的“所有者”将逐渐和“失控的管理经营者”之间割裂开来，整个上市公司生态将演变为一个“封建体系”。
戴维斯说，正如我们几十年来不断经历的那些危言耸听的预言一样，伯利和米斯（看衰IPO）的观点如今依旧占据报章头条并不为奇，但只要揭开表面深入探究一下事情的本原，你就会明白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他说，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上市公司确实在不断“膨胀体积”，尤其是经历了60年代的兼并浪潮，很多公司成了超大型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员工从1960年13.2万增加到1970年的39.2万；同一时期，通用汽车公司(GM)的员工数量增加了10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增长了近20万人员······伯利和米斯关于公众公司权力日益集权化的担忧似乎也一度成为现实。”
然而在里根执政时代，通过出台一系列法案和新规（例如401（K）养老金计划、废除州级限制恶意收购的法律等），鼓励无数美国老百姓持股基金从而参与股票市场。根据戴维斯的论文统计数据，从1983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投资股票市场的家庭比例从20%出头上升到了50%以上；与此同时，“华尔街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所有这些促使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重新审视“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必要性。相悖于伯利和米斯的预言，股票投资者并没有失去权力，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投资人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股东；“股东权益运动”也让上市公司管理者和其他内部人员备感IPO带来的种种压力。
也就是在戴维斯教授所称的“股东的胜利”(Triumph of the Shareholders)氛围成为流行之时，诸如私募股权基金、杠杆收购、MBO等一系列IPO的“替代品”方案也渐趋浮出水面，成为公司融资的新选项。此外，极低的利率也使大量公司倾向于通过贷款而非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许多曾经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也开始转向伦敦或其他交易市场。
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市场——纽约泛欧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2009年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数在1997年达到顶峰，为8823家，之后便稳步下降到2012年8月的4957家。不仅如此，较之20年前的情形，“（上市）公司变少了、公司整合和集权化程度下降了、股东控制力上升了；并且，上市公司呈现更‘短寿’趋势：其中一部分选择主动退市……”戴维斯总结道。
很不幸地，IPO的衰微正好和美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最糟糕的上市公司市值水平相同行——都发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并且，许多公司沿袭了耐克和苹果的运行模式——总部设在美国，但绝大部分员工都在海外；因此，不难理解，全美证券市场的前25大市值的公众公司的创造工作机会能力普遍下降。
笔者认为，所谓“股东权益运动”的纵深度究竟几何，还宜辩证看待。在美国，对冲基金和多数养老基金对所持股票的公众公司施加影响的能力相对较高——即使是这些被认为是“主动管理型基金”的机构投资者施加影响力的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用脚投票”而已（即卖出业绩不佳的公司股票）；然而更多指数型的共同基金和换手交易基金被归类为“被动管理型基金”——他们只是简单买入、持有他们追踪的指数表上的股票（而且他们必须持有这些指数表上的股票），而鲜有利用其股东投票权而去给管理层施压的。
在中国，股东激进行为应该还没有构成问题，但当股东（尤其是持有大宗股权的股东）认为有必要影响公司的决策时，这一问题是无可避免的。这在美国已有先例，持有高比例股票的投资者完全可以行使其权力来改变公司的决策，甚至驱逐董事会。
这一情形在经济衰退时出现的可能性将升高。众所周知，由于政府的快速介入和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作用，中国到目前为止较好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是当产业竞争加剧之时，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西方国家——在经济低迷中难以回暖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极可能面临来自股东的更大压力，而实施一些抵御业务萧条的政策，包括裁员、放弃投资或扩张计划等。这些决定有可能是股东亲自推动的，尤其是那些有着后见之明、“事后聪明”的外国股东。
股东权益运动（或股东激进行为）的压力还可能在公司寻求退市时凸显出来。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家跨国金融服务机构的中国风险总监 Robin Huang称，过去的18个月中，在27家寻求私有化的退市中国公司中，有一半面临着股东集体起诉。
【作者系之华媒体专栏作家，西班牙裔英国记者，曾常年在欧洲、墨西哥、中国等地工作。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