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军事化暴力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注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建王权属性
——战争暴力推进历史的后遗症巨大而显示中国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弥足珍贵
徐群贵
【摘要】：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把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之中央集权制度认定为共产党领导体制，注定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运作模式，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阻挠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形成，公开以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等等基本原理，忘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让前苏联东欧执政党成为历史进步的反动派而亡党亡国。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贡献，是把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中国这样的世界性大国以集权制整合资源而高速度沿着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发展起来，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关键时刻，过于强大的官僚集团作为既得利益阶层阻挠社会发展，最终导致大倒退和大败局。因此第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自身改革，是首先需要逐步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回归政党的民间性质和社团党派定位，率先垂范自下而上选举产生政党领袖和各级政府，引导全中国逐步走向联邦制，带动国家全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法制建设，按照列宁主义的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政治框架来消亡特权执政党和政府之类政治腐败源头。即使在小农经济落后区域，也有必要借鉴古巴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做到官府清正廉洁。
【关键词】：中央集权制度 暴力革命 计划经济 封建主义 政党体制 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
封建主义残余势力余威犹存的东南亚“民主政治”官府权力腐败现象普遍性，使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研究员认为中国不应该实施民主政治改革，至少民主政治没有反腐倡廉的效能。我们认真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研究员指出的民主政治腐败化国家菲律宾、印度、泰国、印尼之类“民主政治”体制之后，发现这些所谓的“民主政治”国家并没有实施现代政治学定义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研究员批判过的“中国一些迷信全盘西化的人竭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结果是袁世凯蒋介石皇帝梦想化为现实”，实质上也就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些国家作祟。把这些虚假的“民主政治”国家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典范进行对比，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东南亚这些虚假的“民主政治”国家的政党缺乏广泛的社团发育基础，不能象欧美发达国家里面社会团体的民间自组织功能足以监管政党，至少拥有社会化的对于宪法及其法律体系执行力支配作用，任何政党都不能让国家法律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是政党人员高度自主流动的，公民完全依自己的政治观点来独立自主地在选举活动中不断更新个人“党派”或者说“党籍”。相比之下，民主政治腐败化国家菲律宾、印度、泰国、印尼之类“民主政治”体制没有这样的政党和党员特征，政党完全是操纵国家宪法、法律和财政的“霸主”，形成了相对固定化的政治垄断性特权集团，类似于封建主义“官本位”的特权社会制度，丧失了竞争性政治格局对于民主政治的刚性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宪政制度蜕化变质成为“政党当家作主”，执政党更是成为权力不受约束的腐败主体，各个政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把“民主政治”扭曲成为军队、富豪以及权贵家族的“分赃政治”。所以，拿着“民主政治腐败化”国家菲律宾、印度、泰国、印尼之类“民主政治”体制腐败乱象丛生的事实，来以偏概全把“民主政治”全盘否定，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对于封建主义特权剥削制度的深刻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研究员的这种观点是有的放矢，目的在于证明中国不应该实施民主政治改革。本文笔者徐群贵现在论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封建主义特权政治的残余，而且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本来就是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的发扬光大，严重阻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进取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 中共中央文件违宪界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江苏省委党校教师刘大生在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获奖的“党主立宪”系列化论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承认“共产党皇帝现实地位”的，在“皇帝中央集权体制”前提下，才有了“党主立宪”的改革方案。但是，1989年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第一次在历史上把中国共产党确认为“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从“联合政府成员”改变为“参政党”。虽然宪法没有明确这一点，然而宪法在今日中国的空洞化状态，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早已经铁板钉钉是这样了。站在宪法学的立场上来说，这是中共中央的违宪行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消极性影响深远，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中国的法学家特别是宪法学专家包括倡导宪政法治、宪政社会主义的教授学者站出来表示异议。包括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内的中国“顶层设计”倡导者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给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顶层障碍”，是“顶层制度倒退”。
执政党的概念与君主立宪制是有历史性渊源的，执政党这个名词起源于法国ruling party是和在野党的概念相辅相成的，并不是和参政党的概念彼此作为参照系而确立下来的。执政党没有立法权，在法律议案方面必须和在野党协商并且经过议会的审议获得大多数赞成票支持，才能在君主最会批准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执政党意志。这就是说，判断一个政党是否为执政党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1，不能掌控宪法，例如不能像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废除了宪法，国家主席刘少奇被非法致死；2，执政党不能直接掌控议会的人事任免权，从而直接控制立法权，例如毛泽东时代的全国政协、全国人大都是人事任免权归属于中共中央，一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都是直接管理人大、政协人事任免权的机构；3，执政党仅仅是行政权的主体，执政党的领袖不能是国家元首而签署法律，即法律的最高权威颁布者，例如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实际上兼任国家元首，全方位掌控了国家法律包括司法权，中共中央政法委体制使得司法机关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对于一切政治权利的垄断性，它才不是名副其实的执政党，而是“皇帝党”，直接在权力垄断性方面远远高于君主立宪制的国王天皇。当然，中共中央的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统治国家的政党就是执政党。这是一种没有政治学常识的解释，把中国共产党定位成为“统治者”，是与中国人民处于统治、被统治的矛盾对立状态，至少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标榜的“科学发展观”和一贯声明的“为人民服务”基本原则。
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起源于英国，意思就是“立宪的君主制”或者说人民民主形成的宪法及其法律规制君主权力的政治模式，君主并没有掌控宪法的权力，君主也不算行政权的掌握者，政府是执政党的舞台，君主仅仅是国家的传统型统一主权象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国共产党员专家学者提出来形形色色“党主立宪”的改革方案，目的就是为了剥离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全面垄断政治权力的“皇帝特权”，首先让宪法及其制度规范来有效地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循序渐进的分权制。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七期的英文目录当中，把“党主立宪”翻译成为“party-dominated constitutionalism”回译成中文就是“政党被制约的立宪主义”。这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保皇派”立场上，把共产党在中国当家作主蓄意肯定为“主义”，而不是站在政治学的研究角度认为“党主立宪”仅仅是一个制度概念，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是过渡性的政治体制，目标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是完全彻底的“人民当家作主”来进入共产主义，那时候是必然消亡中国共产党的。不必否认，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切“党主立宪”言论都是希望务实地做到“执政党共产党被制约”，“党主立宪”具体就是通过宪法来制约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种远离政治学严谨性的粗枝大叶构想，至少说不清楚“党主立宪”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亦即在学术意义上解释不清“民主制”与“党主立宪制”、“党主制”的区别，回答不了“宪法”究竟如何产生？袁世凯称帝也有宪法，蒋介石也有宪法，毛泽东也有宪法，这些宪法没有一个是人民的自觉性产物。也就是说，制定宪法的民间化主体在宪法学意义上，应该是彼此相对独立自主的社团、政党及其充分表达民意的新闻媒体自由自在自主权，不像现在的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工商联、共青团一切领导机构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家财政供养，它们的政治独立性早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人民如何做到一盘散沙状态下的全民公决“宪法”？这样的“全民公决”产生出来的“宪法”，与迄今为止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宪法”和一切法律并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的国家元首象征性地予以颁布，又有什么样的本质性区别呢？它能够有效地制约中国共产党吗？“制约”是一种行为方式，第一要务是拥有政治主体来具体完成这一个“制约”定位，否则就是徒有虚名，是又一次“宪法”沦落为一纸空文的历史性悲剧。
众所周知，“民主制”的国家里面执政党和一切在野党，都是受到“宪法”及其法律体系有效制约的，因为全社会拥有实施这种“制约”的多元化政治主体。“党主立宪制”又在哪里寻找这样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之独立自主政治主体呢？当然，即使有了名义上的“制约”，也要比没有这种虚拟性制约更好，毕竟是一种进步，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反躬自问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利国利民？“党主立宪制”的可取之处就在这里，它客观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还是没有受到来自于其他独立性主体“真正有效监督”的“党主制”霸权所有者，是高于宪法、法律的独裁者。否则，中国共产党1989年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不敢擅自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把自己确定为“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确定为“参政党”。至少，应该是在发出这一个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之前酝酿修改宪法，或者在随后的十二年来按照程序修改宪法，获得合理合法的表面形式。现在，是明明白白让宪法靠边站了，也让民主党派靠边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目张胆地干掉了毛泽东遮遮掩掩的“联合政府”。这是一种不祥之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倒退。对于共产党本身也是有害无益的，至少是把官僚集团与老百姓的矛盾转变为共产党与老百姓的矛盾，让共产党赤裸裸地以宪法方式明文规定自己是垄断立法权、司法权、土地矿产资源以及全国根本性财产权、行政权的“大霸王”，肆无忌惮地操纵宪法与法律，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的宪法现在只有形式化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连形式上的尊严都不愿意给予宪法，可见“党主立宪制”要求通过宪法来有效约束中国共产党是在构筑“太虚幻境”的“红楼梦”。倡导“党主立宪制”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努力，也是一种现实的“顶层设计”或者“顶顶层设计”，异想天开地以中共中央的“党主立宪制”改革来解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把中共中央看得神乎其神，就像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元首以为中央层次的大刀阔斧改革就能扭转乾坤，忘记了共产党是每一个层次都在集权制构造之中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实力派足以架空共产党中央的权威而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选择性听命于中央之态势。在这里，主张“党主立宪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希望建立“实君共和”体制，让“君主”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成为“宪法”的生长点和保护伞，让人民大众坐享其成，也就是甘当“宪法”的奴才，把“宪法”纯粹变成为“君主”至高无上权力的遮羞布与冠冕堂皇装饰品。这种“实君共和”体制，在泰国是一个现实的军事政变样板戏连续性表演舞台，“实君”的军事化权力使得军队成为特权代表，“共和”成为其政治玩具，“宪法”则是欺世盗名的摆设，“民主”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瓜分老百姓利益的闹剧，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不安就势在必然。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实君共和”体制梦想，在前苏联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苦心经营的各级党组织牵制之下，完全成为不能实现的黄粱美梦，到头来落得一个大权旁落、孤家寡人甚至孤苦伶仃、亡党亡国、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原因就在于共和国不允许有“实君”体制，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密密麻麻的集团化垄断性权力架构决定了没有政党权贵集体权威就没有职务性质领袖个人的权威。共产党体制的先进性之一就是官职晋升产生出来的“领袖”实际上是特权集团的“傀儡”，共产党这种“集体领导权”在斯大林毛泽东时期也是得力于整个领导层的封建主义极左思潮作祟，诚如中国的80后研究生难以置信毛泽东一个人能够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说到底是整个民族尤其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广大党员干部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暴力”、“占有欲”、“报复性心理”等等消极因素，斯大林毛泽东仅仅是因势利导、推波助澜利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毛泽东搞出来“造反派”多元化的派系武装斗争，“两派武斗”的打砸抢犯罪合法化，祸国殃民引起人神共愤。历史上成功地实现封建主义政治体制被“改良主义”稳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典范，就是英国“宪章运动”开启了武装斗争为辅助性压力，城市化工商业民间自组织功能切实推动民主化改革，走向社团党派组建议会来以和平方式分割君主权力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明明白白就是“虚君共和”体制，不允许君主有钱有势有权力支配宪法，压根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设想的“党主立宪制”让共产党垄断性政治特权合法化。为了通过分权制来彻底使得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土崩瓦解，英国多个政党包括社团、社会组织在多党制联合政府难以统一政策口径而展开有效的行政权运作之际，才选择了一个在议会选举当中获得多数派支持的政党出面组阁的“执政党”方案，于是“执政党”被作为保障“君主立宪制”稳定的可操作性策略，成为“民主制”宪政的惯例。
任何一个掌控“宪法”是否有效的政党，都不是执政党，而是“霸权党”或者说“独裁党”。这种雄霸天下的政党并非一无是处，在暴力推翻封建主义皇帝的家族统治时，必须有这样的军事化“霸权党”或者说“独裁党”。这种暴力至高无上的政党，立足于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基础上，通过集权制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能够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超越自由资本主义漫长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及其城市化格局。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党作为“类皇权体制”典范，是包括马科斯韦伯、亨廷顿之类政治学大师都没有能够研究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堪称当代政治学的一个“冷门”。这种政党学说的缔造者是十月革命领袖列宁，是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国际”统一发展共产党社团组织模式的共产党制度，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优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获得政权”理念全然不同的体系，这就是列宁主义呼吁在封建主义基础浓厚的落后国家优先实现工人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蓝图。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典之作，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断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阵营人员固定化、矛盾对立简单化为暴力冲突，还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等等，一样是早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过期的无效理论，但是这一切对于共产党体系的影响力巨大又深远，适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经济基础和中央集权制度传统，是挥之不去的封建主义羁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笔者徐群贵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共产党站在封建主义皇帝立场上思考、判断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目标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乃是最大的历史悲剧。如何改革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度？才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举措自身得以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第一要务。”
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使得二十世纪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前苏联迅速崛起，与美国长期对峙的“冷战”格局，有效打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侵略者势力，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尽管历史的道路曲曲折折，毕竟前苏联共产党中央集权制度以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众多的落后国家后来居上，缩短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打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即使有更多的困难和危机重重，也不能无视这些历史性的进步，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如何在当前让中国共产党走出封建主义的窠臼，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阴魂不散的更重要羁绊——中央集权制度，把中国共产党改革成为回归民间社会的社团，脱离“官本位”的思维定势，进入民主法制建设的宪政快车道。
二，前苏联解体呈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穷途末路状态分析
研究中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性著述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东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经典之作就是匈牙利教授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研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中央集权制度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最重要专著就是俄罗斯教授大卫•科兹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条分缕析了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两千年帝王权力体制流变过程，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背景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共产党领导体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明显的困难重重，毫无疑问地证明计划经济体制肯定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淘汰品，可是盲目的在中央层次大刀阔斧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共产党中央集权制度又有累卵之危，应该说是进退维谷甚至进退两难的选择。人类在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状态之下的现代化进程中，首先是印度开始了从封建主义王权统治体系走向市场经济及其民主制共和国的转型，东南亚国家这种历史性变革普遍地早于中国大陆，但是却发生了共和国多党制的“政治卡特尔”现象，就是一种在实现多元民主转型后流行于东南亚国家的十分典型的政治性腐败形式，即在政党之间形成的腐败分赃同盟。国际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多党制条件下，由于党派之间的竞争而产生的相互监督有利于遏制腐败。然而印尼及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在多党制条件下，政党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遏制腐败机制，反倒是结成了腐败的分赃同盟，因此导致了所谓“政治卡特尔”腐败现象，要比封建主义皇帝专制权力更加腐化堕落。
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北洋军阀时代，还有前苏联中央集权制度土崩瓦解的改革进程中也是腐败乱象丛生。对于今日中国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前苏联体制流变所显示的规律性。反观苏联及苏联模式，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进入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停滞期，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是有生命力临界点的，或者说就是计划经济的边界线。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能够象流行病一样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内部横冲直撞，可是一旦进入中央集权制度不能控制的世界市场，计划经济体制就马上失灵了。经济全球化就是消灭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如同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满清皇帝在自己统治的中国是自大狂，面对鸦片战争当中的英国侵略军船坚炮利打击，及其前前后后的商品经济自由贸易滴水穿石腐蚀，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官本位”统治迅速被金钱贿赂打得一败涂地。什么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循环与周转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国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又有了借贷资本跨国运动，列宁写过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德国都是。但在二战前，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那时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展现了出来。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加国外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把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界限在股票市场为典型的现代化经济平台上以流动性冲淡了，各个阶级的人口彼此流动来回穿梭以消除固定化的阶级群体，淡化了阶级矛盾。相比之下，苏联的“官本位”计划经济体制却激化了阶级矛盾，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固定化的特权阵营，公开剥削老百姓的经济利益，压迫老百姓的政治权利，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官老爷差距越来越大，贫富两极分化使得社会主义优越性失去了早年的风采，虚假的人民当家作主已经赤裸裸地演变成为共产党就是大霸王。
苏联共产党的封建主义皇帝统治者思想意识，使得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坚定不移地排斥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阴谋诡计。因此，前苏联并不愿意加入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则是在邓小平的全力以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在某种程度上积极主动地加入了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里程碑的事件就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苏联经济主要还是在和东欧那个小范围的“经互会”里面展开循环，而“经互会”的小圈子是前苏联一手遮天的计划经济小天地，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公开竞争性发展机制，其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容置疑地停滞了下来。十分自然地，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就没有找到自己的主动性位置，相反地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了。所以，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崩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使得计划经济支撑的共产党中央集权制度丧失了经济基础，前苏联的解体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政治权利体系还有自己的内在原因，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还面临着权力被“架空”的困境，他没有官场内部的共产党小集团势力之人际关系政治基础，他是早已经拉山头、搞宗派主义的共产党领导权潜规则权力体系的局外人，根本无力去左右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官本位”体制，但他又是名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要去动员社会力量，在党外寻求支持，党内问题就像毛泽东使用造反派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需要党外势力来解决，毁灭苏联共产党的因素就必然性地出现了。而在党外寻求支持，就必须要标新立异，必须要搞毛泽东时代大鸣大放大字报之类所谓的“大民主”，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原有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体系和政府层次集权制“官本位”特权利益体制，或者说破坏原有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原有“官本位”体制撕开一个口子，让“以民为本”取代“官本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旦撕开，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本来就已经是丧失共产主义信仰的前苏联共产党权贵集团那种蝇营狗苟腐败化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苏联“皇帝党”及其政府肯定经不住这种冲击。
按理说，苏联诞生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入侵，之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生于危难与忧患的苏联文化原来很豪迈，积极向上，意识形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斯大林晚年，苏联意识形态出现了停滞和僵化的趋势。一个是价值观问题，借用宗教学的角度看苏联，苏联意识形态应该算是“一神论”，“一神论”是要走向完美主义的。到了斯大林晚年，苏联的一切被描述为美好的，苏联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标准，基本上已经走进了理想天国的门厅，还没有完全进去，那是苏联谦虚。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的楷模，这在实质上就是官僚主义妄自尊大的固步自封，是封建主义皇帝中央集权制度在历史上一再重复性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人们经常会说苏联共产党有上千万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官僚化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截止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这样的势利小人成为共产党员官僚集团的大多数，这样的权贵唯利是图，早已经是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行尸走肉，他们通过管理苏联的公有制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国家财产企业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国家财产主人，而人民大众作为真正的国家主人却由于封建主义性质的共产党领导权制度的缺陷，反倒缺位。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利令智昏”，由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官本位”体制使得上层集团被特权化迷失了正常人的判断力，苏联上层共产党人精英集团成为“假冒伪劣”的政治领袖，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就是养尊处优，角色意识就是永远执政永远当官来坐享清福。因为，苏联上层共产党人精英集团早已经是乱七八糟的利益纠缠不清小人得志集团，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精英群体，早已经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统一意志，不可能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达成共识，所以没有团结就是力量的力挽狂澜于既倒凝聚力。
这就是说，官僚集团在苏联解体时处于麻木状态，这是每一个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官本位”统治集团人心丧尽的历史惯性，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争权夺利的势利之徒，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使命感与责任感，根本没有大无畏的拼命精神来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挺身而出。追根溯源，就能够发现，苏联的官僚阶层开始对改革抱着怀疑，后来又积极支持改革，似乎看不出戈尔巴乔夫要消灭“中央集权制度的共产党体制”这种变化。在苏联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强权统治历史中，达官贵人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徒有虚名，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被歌功颂德的共产党宣传部扼杀殆尽，使得共产党已经成为名不副实的勾心斗角既得利益集团，不再是哪一个人在重大问题上能够襟怀坦白地表达真实性思想意识的光明正大场所，共产党委员会实际上早已经是一个秘密瓜分公有制财产的阴谋诡计分赃平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击“官本位”体制的既得利益，而苏联的共产党虚伪精英阶层已经在养尊处优的特权环境中认为自己变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只是苏联的宪政制度妨碍了他们名至实归地占有国有资产，于是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来撕掉最后的社会主义遮羞布。由此可见，苏联共产党中央集权制度的官僚集团由于体制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解体苏联的这种天翻地覆变化，彼此尔虞我诈的共产党高官厚禄者领导人由于利益上的互相戒备心理，抑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民主化的转向，使得前苏联陈陈相因的官僚集团面对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畏首畏尾，左顾右盼之间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是好？不能倒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之中，前进的方向只能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及其市场化道路，至于这一条路上还会发生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呢？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迷魂汤早已经成为前苏联共产党人的麻醉剂，只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抉择了。此时此刻，在前苏联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过竞选的国家里，百余年来关于“民主制竞选的人民当家作主”梦想成真之热切向往，必然让包括深受等级化中央集权制度禁锢坑害的共产党人在内各色人等，都会痴迷于依靠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给大家拨云见日。想想看，皇帝垄断性的奴役早已经使得一切共产党员都已经对于中央集权制度深恶痛绝，对于官场潜规则产生出来的共产党权贵集团领导人早已经没有了信心，共产党政治信任度的急剧滑落，必然使得忽然被选出来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尽管他没有一兵一卒，但他简直就是上帝，代表了民心所向，势不可挡。因此，前苏联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如同历史上每一个封建主义王朝灭亡之时树倒猢狲散的状况完全一样，一个所谓的政治家群体站在自己利益的对立面，来无可奈何地促进这个王朝的坍塌，把自己连同整个腐朽没落的“官本位”共产党集团一起往悬崖底下推。苏联共产党官僚集团在整个中央集权制度大楼倒下的时候，跑都没跑，麻木地站在那里束手就擒。此时此刻，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是最大受益者。说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命根子实际上在基层政权，如果掏空了共产党的层次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度就一朝覆灭。
当然，共产党统治的苏联解体之中“民族矛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各个加盟共和国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失控，对苏联最终走向解体造成了致命性的影响。剖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除了西方以外，在苏联内部有两批人是最明白的，而且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像科兹讲的新生资产阶级，还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纳扎尔巴耶夫，另一个就是叶利钦，仿佛隋炀帝灭亡之后并不是农民起义者获利最大化，而是富有政治统治经验的隋朝地方势力王侯将相例如李渊李世民集团成为大赢家。在这里，纳扎尔巴耶夫和叶利钦是以新生代的私人经济势力为社会基础实现新一轮统治的，他们并没有沿袭前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体制和“官本位”等级化社会管理制度，而是全方位实施了民主法制建设。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时候，用那些极其漂亮的民主、自由、公开性的词藻，启发了人们对于民主法制的宪政管理体系之美好向往，把苏联人民、苏联的共产党及其党政干部迷惑得头晕目眩，其实有两批人最清楚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们利用了这个形势，成为历史最终的驾驭者和受益者。这些人就是民间经济势力，还有地方上的党和政府领导集团，包括叶利钦，他也算是地方领导，只不过他的俄罗斯地盘大而已。苏联官僚集团中的地方首长例如白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最明白苏联解体的价值，那就是分化瓦解苏联之后能够建立一个又一个不同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新型国家，而且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大而无当的前苏联大一统疆域，只有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才能够走出前苏联政治失控酿成的混乱泥潭。的确，苏联恰恰是被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解体的，解体前苏联之后的这些地方势力政治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本地区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开放，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体制。这些官僚发挥了解体苏联的直接性巨大作用，他们知道只要苏共的权威没有了，苏联中央政权的权威没有了，那么这个权威绝对不是被“民主”了，结果绝不会是一人一票，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永远不会落到普通人手里，中央不拿之际地方政治家就得拿，这个他们非常懂。20年的历史证明这些人很明白，对这一点当时看不清，现在看得太清楚了。地方大员在静静等待着苏联中央政权的瓦解，从而继承苏联部分的权力，苏联解体以后，权力没有落到别人手里，都落到他们手里了。这种政治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共产党汲取，在省市诸侯经济势力的有效制约方面必须有硬性规定。完全可以说，解体前苏联的就是加盟共和国地方势力，也可以说是官僚次精英集团，他们是最明白中央集权制度弊端的。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次转移，从原来的苏联中央集团精英手里，转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手里，所以俄罗斯并没有解体，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解体，到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还是纳扎尔巴耶夫，他统治了20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有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中国，例如解除了前苏联在中国北方的军事威胁，提醒了中国共产党注意防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
三，为人民服务是封建皇帝立场上的统治理念而让人民永远处于被动地位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允许人民群众直接选举政府的，共产党信誓旦旦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都在实际上坚守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依然如故地实施等级化“官本位”政治体制来获得特权利益，使得共产党痴迷于“当官”，为了永远“当官”而欺骗老百姓说“我们终身为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封建主义特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是不能实行民主的，“民主选举”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民主”类型的改革是颠覆共产党“当家作主”的危险品，只有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才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惯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社会主义需要使用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皇帝制度，列宁主义更是与斯大林开创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格格不入。因此，拖着封建主义帝王将相特权尾巴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通过哗众取宠来树立光辉形象，于是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宪法搬过来装潢门面，把资产阶级的口号“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再说一遍，标榜那些固定化享受国家特权的官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不过官僚作为“公仆”需要养尊处优，人民群众是劳动者就不能享受，更不能参与政治搞竞选，不然的话就是拿着竞选来砸共产党的铁饭碗，是反革命分子。的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来宪法及其系统性法律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问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崇尚人民战争的暴力革命，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就能够创造出来全新的社会管理制度，他们不懂得依法治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意义。
在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和执政党的社会里面，官僚就没有宣称“为人民服务”的必要，也会因为这样的自我标榜而受到怀疑，原因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如果不为人民服务就要下台，就存在不了。只有在一个人民不能直接决定官僚集团命运的国家，统治者集团才需要自我标榜“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自我标榜，本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佛教明明白白宣称自己要“普度众生”，绿林好汉占山为王的口号是“替天行道”，封建皇帝国王的角色定位是“代天牧民”，儒家的孟子虽然说过“民贵君轻”但是主流意识形态是“经世致用”，或者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没有明确“以民为本”的理念，明显与“为人民服务”有着天壤之别，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地宣言“为人民服务”乃是焕然一新的中国政治理念，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全中国人民的拥戴。但也有必要说明白，这是在中国人民没有觉醒到公开选举产生国家政府的情况下，而且国难当头，和平发展是一种渴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华民族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救国救民，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显示了一马当先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特殊使命感，促使“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责任感成为彪炳史册的卓尔不群贡献。其存在的前提是人民大众处于被动状态，人民大众手无寸铁而软弱无力，拥有军事化武装力量的共产党具有客观的打天下实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是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与封建主义开国元勋皇帝们一样是民不聊生时代的“大救星”，注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先天不足于人民的无可奈何，是人民大众处于任由强盗侵略者宰割的背景下一种历史性的悲剧。
回顾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那时候原先反清复明的民间社团陆陆续续转变为笑傲江湖的帮会组织，会道门之类打着宗教信仰招牌的民间力量只能是发动类似于白莲教起义那样的活动，即使吸取了西方基督教信仰而有成千上万农民积极参与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没有能够把农民阶级变成为政治上的自为阶级。原因是这种自为阶级的标志性里程碑，就是它能够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使得同时代的其他阶级能够在其中和平共处地生存发展，例如地主阶级建立的社会制度是同时代其他阶级的制高点，即使被压迫的阶级发动农民起义，也只能是建立一个同样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不可逆转规定性在于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象农民阶级这样的自在阶级就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只能是永远处于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或者是改朝换代而把一部分农民变成为新的地主，不可能把农民变成为资本家，除非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的官僚集团，为了维持统治格局的稳定性，就必须站在国家立场上适当地调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缓和相应的阶级斗争。于是，封建主义皇帝国王都会标榜自己是每一个农民的父母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穷人富人之间保持着“一碗水端平”的公道。
自从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中国陷入了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军阀混战泥潭，中国人民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发动侵华战争，此时此刻谁站出来进行抗日战争谁就是人心所向，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最具有政治凝聚力。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革命根据地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毛泽东1944年9月8日在延安为纪念红军战士张思德牺牲而写出来《为人民服务》这一篇文章，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规定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第1004页），进一步发挥了此前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表述的主张：“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第855页）后来毛泽东又在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当中再一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第1027页）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地把“为人民服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明显的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同，主要是一种政党行为的目标锁定，不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主不仅仅是一整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实际上，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民主必须是一种可以每一天重复性进行的行为，不应该是一次性的放鞭炮那样烟花灿烂，转瞬即逝。这一点后来被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等人总结为“制度成长学派”的学说，认为真正在人类社会当中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而是有机演化（organic）出来的，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尝试出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来“为人民服务”的说法不是偶然的，是精心策划的大手笔“民心工程”，适逢其时，大获全胜。但是，没有如何保障“为人民服务”的硬性规定，没有“让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需要“被动地”接受“服务”的目标锁定，完全是为了让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竞争性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闪亮登场，难免被“官本位”的封建主义等级化利益占有机制扭曲成为“假、大、空”圈套，使得脱离人民的官僚在根本没有一整套“为人民服务”保障机制和行之有效的实施办法之际，把“为人民服务”蜕化变质成为政治骗局，与政治进步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这方面，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体制军事化，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蔚然成风，党内民主的具体化保障之党代会被长期性搁置，就显然地埋藏了把“为人民服务”形式化的隐患。在一切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刚性约束之下，要求共产党员首先是为中央和上级领导服务，按照等级化的秩序规范只能是最后才为人民服务，甚至受制于资源匮乏而不能为人民服务。
因此，需要我们看一看真相大白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提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召开“六大”，17年后的1945年才召开“七大”，11年后1956年才召开“八大”，期间1936年中央红军达到陕北之后，毛泽东掌握中央领导权的十年间坚持不召开党代会。“七大”召开13年后1969年才召开“九大”，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完全是名存实亡。普通的党员干部没有民主权利，一贯要求民主化来保障科学社会主义正确性政治路线的“共产国际”曾经多次敦促延安的中共中央及时召开党代会，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一拖再拖，使得毛泽东提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类型“大救星”意识一种“肥皂泡”式的政治作秀。在“为人民服务”的障眼法后面，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是不被允许“自主服务”以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在这里，“人民”是自在阶级的代名词，只有大权在握的党政军领导层才是自为阶级的掌控者，是利用“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获得名利双收效果的主导型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皇帝”之类思想在兴妖作怪，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决策权、纪检权、执行权三权合一”相一致，把“人民”限于被动语态。这样的政治格局，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不能超越封建主义“官本位”的等级化管理制度羁绊，更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能够形成真正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经济类型及其政治体制。
这种令人不安的尴尬局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等等共产党人机构，始终如一地坚持“代表大会”唯一拥有决策权。列宁在世的时候，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白色恐怖的威胁当中，列宁仍然坚持一年一度召开“党代会”来讨论决定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是大非问题。只是到了斯大林当权期间，前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定期制”被全面破坏，前苏联共产党从第十四次“党代会”开始，就不再每一年举行“党代会”。苏联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相隔13年，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全体会议更是很少举行，1938年和1939年只是召开过一次，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一次都没有召开，1946年到1952年仅仅召开过一次。一些阿谀奉迎的人说“斯大林同志不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表明了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独裁专制思想在兴妖作怪，而且整个共产党数百万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里面都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帝王沙皇中央集权制度落后观念在兴风作浪，共同酝酿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个人崇拜”之类封建主义歪风邪气。同样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上刘少奇毫无顾忌地把“毛主席万岁”确定为政治口号，取得了全体共产党员代表的一致性赞同，也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封建主义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意识形态还没有彻底改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总是以“极左”政治路线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一切以毛主席语录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铺天盖地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声震天价响，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打砸抢都是依据毛泽东思想展开的，封建主义帝王的君临天下魅力无穷。如此看来，五四运动开启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在中国还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就是在二十一世纪坚定不移地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通过逐步实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和共产党员大会直接竞选产生党内政治领袖的方式来根治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因为皇帝特权把人民选举看成为自由主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判断封建主义的唯一标准，就是等级化特权硬性规定的“民主即洪水猛兽”。
“为人民服务”的主语规定性并非仅仅是一个“共产党”，而是隐含着“一切当权者”，含沙射影的针对性就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显而易见的主语“定义域”就是一个在客观上掌握国家命运的强势集团，或者是一个象当时共产党这样的意欲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集团。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就是暴力强权的温文尔雅话语权表达方式，它的正面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人民军队”，这种“人民武装力量”是“共产党”缔造的“子弟兵”，这样的“共产党”是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在官僚集团“当家作主”的封建主义国家政治体制里面，“为人民服务”就是欺世盗名的政治骗术“金字招牌”，人民是俯首听命于官僚暴力特权剥削压迫的弱势群体，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就露骨地表演了这一幕闹剧。这并不是蒋介石政权的发明创造，而是自古以来“为人民服务”都是帝王将相手里的一种政治表演节目所需要的道具，封建主义皇帝坚信老百姓是愚不可及的被统治者，只有皇恩浩荡的“父母官”来“为民当家作主”。因为暴力至高无上的野蛮统治格局，注定了人民大众没办法直接给自己当家作主，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地让统治者集团“为人民服务”，至于那些穷书生大呼小叫为民请命的鞠躬尽瘁，还不如土匪山大王揭竿而起的暴力“杀富济贫”之类替天行道。所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乃是青天大老爷的“座右铭”，是清官的象征性标志，是皇帝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股”。孟子两千年前就一针见血地说到：“民贵君轻”，封建皇帝每一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而忧国忧民”，也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每一个层次都要向上集权的社会制度里面，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是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能否创造出来一个不同于封建主义等级化制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剥削制度的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建主义残余非常突出，对于公有制的理解十分肤浅，例如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公有制模式，就是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务”而借鉴了前苏联“集体农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创新，当时就在以“大跃进”运动来落实“人民公社”制度之际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饿死人的数量达到2000万人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再说，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公有制模式同样是要“为人民服务”，结果却使得前苏联半个多世纪都没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制度性障碍注定了苏联的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出现了李森科的伪科学骗局大行其道之类恶劣事态。
追根溯源，这种关于公有制的误区完全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局限性，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并没有针对企业化的产权与工业化生产力之间必然性关联做出来透彻的解答，没有资本市场的风险概念和劳动力“薪酬预期性”评估的市场化定价权机制分析，没有把资本有机构成与科技生产力的研发风险性成本及其资本风险进行关联性考量，仅仅是完全站在工厂终端产品“卖方市场”和劳动力“买方市场”相对应的资本家包赚不赔立场上，在假定资本家建立工厂进行管理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剥削活动”基础上，展开剩余价值揭示，明明白白只承认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是资本，用以剥削工人的活劳动，忽视了企业管理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更没有对于机器大工业同时代的产业链风险性以及艺术品创作之类个性化劳动及其成果定价权机制进行市场经济的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包括企业制度利害攸关的货币市场经济体系，甚至远离了市场经济的完整性及其价值规律定价权系统性，完全局限于业主资本家时代的工厂劳资关系。这种局限性使得马克思全力以赴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厂化资本私有制”模式，却说不出来取代这种私有制的更好所有制具体经济模式，片面性地拿出来一个十分笼统的公有制概念，缺乏对于所有制领域内解剖历史上各种各样公有制以及私有制的比较研究，没有在对比当中结合生产力性质来说清楚所有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具体化作用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无一例外地是否定资本家所有制，至少面对股份制之类社会化所有制难以判断它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明白“公有制”的所有权主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机构？公有制的工厂化企业产权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盈亏责任及其利益究竟如何具体化担当？工人阶级在公有制企业里面如何不被剥削并且成为有保障的收益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是大马金刀所向披靡，在关于公有制和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方面是语焉不详的模糊概念。既然并不明白公有制的具体规范，要通过公有制来确立社会主义大厦，就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为人民服务”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补充，能够让官僚所有制的公有制来为人民办好事。
这样的回避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能否创造出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是否立足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生产力？或者说社会主义对应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如同地主阶级对应着铁器农具生产力、奴隶制对应着青铜器生产力那样呢？如果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与同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一样的类型，那么是否存在着同一种工业化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之上截然不同的姓“社”与姓“资”两种社会制度呢？”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身是否还处于空想阶段的大是大非问题，标志着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是否为“自为阶级政治力量”的致命性疑问。如果再考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电脑国际互联网及其全新的自动化企业生产力崭新格局，现实社会当中政府官僚掌握的公有制经济所有权与企业化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普遍性摩擦，就会毫不动摇地让人质疑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公有制是否能够适应于企业化生产力？在这样的严峻挑战面前，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以民为本，尽量减少无谓的空谈误国，避免政治大帽子对于科学性研究的扼杀。所以，竭尽全力让人民当家作主，要比官僚大喊大叫“为人民服务”更有实际的政治效益。否则，对于公有制与企业化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的兼容性讨论，难免会动摇共产主义理想，继而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何况，站在社会政治现实当中的公共事务管理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工厂劳资关系的研究要想支撑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公有制体系，是脆弱的和力不从心的。我们没有必要把马克思的局限性也放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局限性，我们的务实精神应该是站在超越工厂化劳资关系的市场经济平台上，俯视企业化产权结构的生产力效应，一切以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原则，不必要拘泥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例如铁道部、中石油那样的公有制企业早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头上的巨大包袱，前苏联的公有制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道德，我们何必要为之充当捍卫者和牺牲品呢？应当说，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成长性支撑下的人民幸福，才是我们的切身利益，让我们活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当中，不要活在姓“社”姓“公”还是姓“资”姓“私”的空洞争议之中。
四，同一种工业化生产力不能同时支持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
邓小平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明确不允许争议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只允许一心一意确认市场经济这个唯一目标。这种反对贴标签的务实作风多少有一些“强人所难”的味道，把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标签弃之不用，是有大无畏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实质上拥有着深刻的科学性。因为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存在于工业化生产力的社会基础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真正摆脱“资本”，使得社会主义标签是一种虚伪的标签，例如“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为你服务，尽管你是人民的一份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出面支持企业征地拆迁时对农民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是村民所有制，归根结底是国家所有制也就是说全民所有制，即使你是国家一个公民也没有你的个人所有权，正如国有企业没有你的个人产权一样。”清清楚楚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与老百姓个人权利是两张皮两码事，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抽象的空洞概念，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低收入与官僚集团高福利高收入公款高消费的贫富两极分化，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只是一种愿景，不是现实。甚至，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征途还“路漫漫兮修远兮”，科学社会主义还需要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更没有完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至少还不能运用现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及其社会制度设计”建立一个新世界。
“社会主义”起源于一种“大同世界”的愿景，不像资本主义社会是起源于手工业作坊显示的财富增值性集约化，起源于商品经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在新石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一个氏族集团通过战争获得另一个氏族集团的俘虏，把这些俘虏变成为没有人身权利的奴隶，就酝酿产生出来一种“公有化”的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彻底瓦解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共产共妻”群婚制家庭，使得奴隶主的私有化财产权通过一夫一妻制家庭及其继承权机制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相应的“共产共妻”群婚制家庭在奴隶层次依然如故，就像新中国之前的西藏农奴制要求农奴是“共产共妻”群婚制家庭，保障新一代奴隶的源源不断。这里的奴隶主背景下，“共产共妻”群婚制家庭之“原始社会共产主义及其公有制”是一种惩罚与恶性。这里的奴隶主私有制是一种文明进步，它依赖于青铜器生产力，高于新石器生产力，是完全起始于生产力及其生产组织体系之类经济基础，然后才被暴力国家政权以“私有制”的所有制强权模式加以合法化。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这样的生产力及其生产组织之类经济基础支撑，是一种针对“资本家剥削工人酿成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恶果而展开的暴力革命冲击，并没有建立起来一种超越同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型社会制度。砸烂一个旧世界的尝试，在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但是并不能保证建立一个新世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缺乏独立自主的生产力先进性基础的“骗局”，实际上是在重复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剥削压迫，对于人民是灾难深重的一种炼狱。
历史上的封建主义起源于“奴隶”不能买卖，只能解放，也就是说商品化应该有一个界限。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一种商品，人身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封建社会也会有卖儿卖女、卖身为奴，但早已经不是“奴隶”这样一种商品，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买卖黑奴、美国南北战争当中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运动，都是在打破一种集团化的特权“公有制”，站在保障每一个人的“人身权利”之类“人权”角度解放生产力，是在扩大每一个人的自由自主权。相比之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直接起家于暴力革命，竟然为了军事化的绝对服从于强权机制而把并不崇尚暴力的自由主义者当成敌人，其实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敌人和自己一样是崇尚暴力的强权集团。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暴力情节与封建主义历史有着深刻的渊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来说，封建主义的生产力性质是铁器农具，可是中国公认的秦始皇开启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主义皇帝国家之时，却使用着青铜器农具及其武器装备，仅仅是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大大超过了夏商周王朝。甚至“周武王及其周公旦制定的周礼典章制度是否已经属于封建社会？”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课题，其中千变万化在眼前的历史规律性是封建社会必须通过暴力战争来完成地主阶级形成过程，然而共同属性在于：奴隶制国家是一个完整性很强的“共同占有者”集团“公有制”体系，无论是《罗马法典》还是殷纣王的穷奢极欲专横跋扈，都是“奴隶”归属于整个国家统治阶级，不像佃农以及长工或者说雇工仅仅是归属于一个地主家庭。一个奴隶逃跑是要受到全国性的“身份”限制而被抓捕，一个农民佃户的逃跑不存在这样的国家政府“通缉令”及其“身份认定”。为了彻底粉碎奴隶制国家的暴力化“管制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势力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进行“解放战争”，世界史在这一点上是中外一致的。当然，封建主义解放奴隶的进程是开始于劳动力的供给，面对“共产共妻”群婚制家庭“繁殖奴隶”的劳动力供应链管理需要足够的规模，否则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近亲繁殖“奴隶下一代”方式必然造成人种退化，也就是劳动力群体性衰退，很容易发生特殊性疾病以及道德危机之类严峻危机。成本与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约束，使得“一夫一妻制家庭”及其私有制财产权制度从“奴隶主”阶级，向着奴隶层面普及化，成为当时人类的普适性价值观。底层的小规模种植园奴隶主是这种改革的原动力，大量获得自由身份的奴隶是坚定不移的战斗力，最终把高官厚禄的奴隶主阶级上层建筑政治权贵集团变成为孤立势力，直至这些大权在握的奴隶主官僚集团被封建主义势力发动战争消灭掉。
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是商品经济的城市化，亦即城邦经济独立自主大趋势，并不是中国特色的官僚主导型两千多年“城市中心论”，而是西方中央集权制度薄弱环节的非政府主导型城市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一再证明，打碎封建主义旧世界比较容易，但是建设一个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十分艰难，和平演变的方式是最优化方案，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典范，封建主义国家残余之国王依然故我地是最高权力象征性标志。与英国资本主义道路不同的是法国拿破仑以暴力战争构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大厦，中央集权制度顽固不化的法国王室势力毫不动摇地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使得法国波旁王朝的一次又一次反扑注定了法国城市第三等级起义的暴力大革命必然性，即使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英国等等组成“反法联盟”，也阻挠不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步步紧逼凯歌高奏。资本主义势力对于封建主义贵族的世世代代荣华富贵非常艳羡，追求固定化的权贵集团垄断政治经济主导权，迫使法国里昂工人高呼“不能劳动而生，宁愿战斗而死”的口号发动起义，类似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此起彼伏，同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等学者都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不绝于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催生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解决资产阶级贪得无厌而工人阶级民不聊生的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学者针对工厂化资本的剥削压迫方式进行研究，剖析了资本所有权与工厂化机器大工业生产管理权的具体结构，发明创造了资本所有权、企业化经营权、劳资关系监管权的三权分立模式，克服了业主拥有“资本所有权、企业化经营权、劳资关系监管权”的集权制酝酿贫富两极分化及其阶级矛盾斗争之弊端，大力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开放型社会，使得财富分配均衡化，阶级人群之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福利社会模式有效弱化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的成效显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业主资本家的私有制财产权形成了固定化的资产阶级，相应的工人阶级世世代代受剥削，机器大工业代表的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只能是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统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制度，诞生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群体和中国、古巴、越南、印度以及希特勒德国等等自我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
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等专家学者都认真研究过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切纷繁复杂情形，主要是按照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及其政治体制来认定“究竟是社会主义集权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并没有依据李嘉图、亚当斯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着眼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类经济基础来穷根究底不同国家类型的政治上层建筑差异源于何处？比较政治学毕竟只是外在地观察两个社会类型，不能深入每一个社会内部进行透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性质决定生产关系形成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性质”学说，能够纵横贯穿一切社会制度，尽管它难于解释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穿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迁，也不容易揭示文化艺术之类精神文明的千差万别现象背后细致入微的规律性，但是足以剖析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性、连贯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景推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在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建立起来，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生产力先进性潜力都消耗殆尽之后的必然性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这种先进性植根于更加先进的生产力，这种先进生产力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能容纳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出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判断来说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诞生的立足之地，没有支撑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更加先进的生产力作为经济基础来形成社会主义属性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上层建筑，这种先进生产力的根本性特征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容纳不了。从二十世纪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二十一世纪上叶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容纳不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权政治直接支配经济发展，垄断性的官府公有制肆无忌惮，形成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混合型状态。诚如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其中《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2008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并刊登于《华尔街日报》、《环球企业家》、《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经济学家》等）之类学术性科学剖析论证的中国共产党是资本主义急先锋，又牢牢固守封建王朝贵族官僚集团特权利益不放手，一切为了权贵决策的特殊经济利益，早已经丧失了对于国家民族的普世价值观念，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立党为公的原则，没有学习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利国利民好东西，总想着模仿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掠夺性牟取暴利，无所不用其极。
根本性的缘故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恰恰相反的是无一例外地产生于落后的、封建主义残余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国家地区，迫使列宁主义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硬性规定，主要是拿着共产党领导权及其暴力促成公有制规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离开生产力先进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刚性约束。列宁主义是提出来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路线图，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市场经济及其资产阶级法权是暂时性利用的权宜之计，对于俾斯麦的“政府成为大资本家”模式心领神会推崇备至，以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当中始终没有专门论述法制化是人类文明共同成果，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法制化及其经济基础市场化。这也是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等专家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毫不犹豫地围绕“共产党政权”与“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体制”大做文章，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论证，理所当然地不被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何况，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等专家学者一直没有看到共产党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官本位”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共产党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社团，而是封建主义帮会秘密组织类型的暴力集团，它从一开始诞生就没有被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看成为合法性的社团党派，迫使它先天不足于民主法制理念，即令夺取政权建立了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如故地模仿着封建主义“官本位”特权等级化制度来把共产党自身变成“国家财政供养”的寄生虫群体。这种完全由纳税人钱财维持执政党机构不断扩张壮大的共产党，不仅仅是普通的“皇帝”化身，而且要让一切社团包括其他政党都是由国家财政供养领导层的特权“贵族”群体，结果就必然导致官僚集团的人数空前绝后地持续性膨胀，整个官僚集团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执政党领导层就是内部繁殖的品质退化型核心力量，如同封建主义皇帝家族势力一代不如一代那样中央领袖越来越成为地方势力的傀儡，亡党亡国就势在必然。
官僚不能批量化地退出官场，是根源在于暴力集团的陈陈相因世袭制在兴妖作怪，封建主义的特权意识形态使得高官厚禄权贵竭尽全力要世世代代荣华富贵。所以，固定化的官僚集团是一种必然性，重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及其业主资本家固定化集团残酷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那一幕历史活生生闹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揭示的“一切向钱看”腐朽没落景象，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又一次大规模表演登场。即使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免费医疗，也没有能够保障先进生产力及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落后挨打的现实性压力及其危险性丝毫没有远离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针对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按劳分配”从来没有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落实，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其实也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以来一直都是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用来分配财富，事实上就是土地矿产资源资金的市场化定价权制度，包括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化定价权制度。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把一个客观上就不存在的“按资分配”变成论敌，夸张性地口诛笔伐，用以树立“按劳分配”的伟大形象，却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政府垄断性权力支配下实施了“按等级权力分配财富”的一系列制度，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大规模、普遍性地劳动报酬大大低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际上，共产主义理想的“按需分配”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象，人的“需要”是欲壑难填的变数，社会和他人无法把这种心理因素的“需要”作为外在的、客观性的依据进行现实性分配活动。我们所能够承认的是，一切宗教信仰都有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描绘，《乌托邦》里面关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想象令人拍案叫绝，可都是黄粱美梦，没有社会制度的可行性。
笔者徐群贵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一辈人，从小接受“毛主席万岁”的教育，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在大学时代听说巴黎是花好月圆的天上人间，而中国的首都北京破破烂烂，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的父母大人让我们看了旧社会的北京纪录片与新中国的北京城相比较，使得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功高盖世，真正是丰功伟绩无可厚非。童年时代到少年时代遭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蒙，才知道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火药桶，老百姓对官僚恨之入骨，出身论和暴力至高无上以及无法无天是中国特色的现实性统治支撑点。过去你是地主资本家而压迫人剥削人，那么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就要享受过去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人、剥削人“作威作福”快乐，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今天的地主资本家，世世代代都要养尊处优，高高在上。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皇帝穷奢极欲，现在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按需分配”，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就要随心所欲当皇帝，按需分配包养几十个情妇男妓，山珍海味吃腻了就来一桌生猛海鲜，公费的宾馆饭店豪华包间有好几个也会厌烦，弄几十套洋房别墅再移民国外坐享其成。追根溯源，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独一无二，没有竞争性，永远执政当官，大权在握又垄断成性，没有其他政治主体能够有效约束执政党，实实在在就是现代版的皇帝，要求万寿无疆。谁敢说共产党放权让利于民，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执政党，就是反对共产党，就要杀谁的人头落地。即令共产党早已经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派，是危害人民利益的独夫民贼，也要垄断“革命”这个名词。这样的“霸权党”肯定和一切古往今来的封建主义皇帝一样要亡党亡国，肯定没有好下场。201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广网报道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心主任杨金海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思想理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杨金海说这一项工程实施八年来，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认为经济危机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不是微观问题，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果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分配制度着手改革，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具体的数据就是今日中国人口10%的富人群体占有了全社会84%以上的财富，三分之一的在中国起家富人投资移民国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富人90%以上拥有官僚背景，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与高官厚禄群体对比的生活水平差距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央行滥发货币全球第一而占比全球货币48%以上引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中国官僚公款高消费世界第一而使得国家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发布调查研究报告证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世界平均值的47%，大约是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赫夫曼）在2012年5月23日东亚经济发布会上讲话说：“预测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5%”，中国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虽然要比1990年增长一倍，仍然不到OECD国家的一半水平，也不如拉丁美洲国家的水平，中国每一年消耗全世界19.5%的石油却只能生产出来8.6%的世界，留下来全世界1/3的垃圾和频繁发生的环境事故。这一切恶果的主观性因素就是中国官僚集团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误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仅仅是工会之类工人阶级自组织功能酝酿了无产阶级革命因素，其实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社会化不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力的社会化组织，而且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化定价权及其人力资源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假定公有制消灭劳动力商品化之际不允许的市场经济范畴。生产社会化的具体实现途径就是市场化，私人财产权通过资本市场的股票、股权等等法制化载体在企业化生产力场所进行社会化配置，也就逐步实现了流动性很高的货币形态资本结构的社会化，这是无可置疑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客观性事实，其经济效益优势远远超过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配置资源效果。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弊端的认识，还没有超越工厂化资本的资源配置局限性，没有站在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进行法律化产权的解剖，更没有对于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及其全球一体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深刻认识，因此没有预料到股份制公司对于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适应性是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勾画的社会主义蓝图认识得更加模糊不清，仅仅是着眼于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而没有站在先进生产力高度来透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官本位”财产权致命性缺陷，更没有认真研究这种经济基础缺陷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制度性局限，压根没有站在人类文明的全局性制高点上比较现实社会当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存在着哪些相同之处、哪些差别及其相反相成？例如，列宁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垄断性，立即提出来世界大战加速资本主义世界不平衡倾向性，使得落后国家可以优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民主制的宪法及其法律体系能够通过《反垄断法》之类途径消除这一切危险性，包括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格局简单化及其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资产阶级学者都寻找弱化阶级差距和促进不同阶级人员流动性以清除固定化阶级壁垒的方式，通过福利社会建设和财产税之类“劫富济贫”政策有效地化解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实危机。最突出的就是针对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揭示了市场经济失灵的陷阱，提出来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前提是国家社会早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民间化、法制化基本格局。这是与俾斯麦、希特勒、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政府作用力，然而被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中国政府用来对接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府垄断一切经济命脉的非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片面使用货币政策来支撑财政赤字化政策，酿成中国滥用金融杠杆的货币贬值恶性循环状态。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是要给“生病了”的市场经济“吃药打针”，帮助市场经济恢复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内在调节功能，并非要改变市场经济的基因，让它变成为公有制政府拉动型的经济发展基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是面对公有制主导型经济格局，要让特权经济社会在货币作用力之下变成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的基因组属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路线图，其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犹豫不决，焦点就是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如何形成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竞争力？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必须寻找兼容性体制，在这里的核心症结是政府的作用力属于哪一种类型？中国政府是一个不要人民选举产生的暴力渊源强权政府，奉行特权主义的强盗逻辑，与生俱来地反对公平竞争，不习惯价值规律之类市场经济独立自主调节经济运行的让政府靠边站因素，这样的政府怎么能够自编自演一整套市场经济竞争的良性循环体制呢？中国政府自身就没有良性循环的竞争性，官僚利益至高无上而完全由纳税人财政供养到死，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本来就是来路不明的秘密政治会议产物，怎么能够形成公开化的市场经济良性循环竞争力呢？出路只能是政府赖以生存的政治主体之执政党必须民间化，只有共产党具有了开放性及其民主化的竞争性，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才会有民主法制建设的竞争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缺乏法制化理念的，从来没有站在民主制的法律调整社会阶级矛盾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结果是自己忽视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法制化与民主化可持续发展潜力，致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千篇一律漠视民主法制反对暴力统治的积极作用，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局限于赤裸裸的暴力政权格局之下而架空民主法制，到头来毁灭的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而且使得经济社会没有了调节能力，整个社会的自组织功能严重萎缩，共产党的暴力强大背后是人心丧尽的空心化衰败。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同一种企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生产力形成的经济基础上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包括政党、政府及其法律体系和经济财产权制度。所以，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是落后于同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封建主义类型中央集权制度欠发达国家，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生产力拥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必要自吹自擂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能是踏踏实实地抱着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民主法制建设及其人类文明进步而务实奋斗。
五，威权主义与中央集权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体制如何走向市场经济
如上所述，同一种企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生产力形成的经济基础上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包括政党、政府及其法律体系和经济财产权制度。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生产力及其经济基础与同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否当代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垄断资本主义新中国的一脉相承本质就是暴力“官本位”中央集权制度？综合分析2012年6月中国的北京市公安局社会调查发现381万套空置房、2012年5月中央政府大规模依靠投资拉动经济以“保增长”、2012年6月央行实施利率浮动制度并且降低利率叠加中央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路线图，就清清楚楚地看到官场支配市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所谓的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及其垄断性经济领域在法律政策及其“官本位”体制刚性约束之下只能是一种“鸿门宴”。
中国乃至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症结是对于暴力政治的依赖性，这种暴力政治是一种断裂化的模式，例如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就是暴力破坏性的，使得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往往随着朝代更替而归零，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进步不需要暴力进行改朝换代，四五年的选举就能够实现政治变迁，避免了暴力革命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