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是改革共产党
徐群贵
【内容摘要】：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政治格局决定了共产党是改革的总闸门，改革是否能够达到发展中国的目标，首先取决于共产党的状况。于是改革共产党就成为决定中国发展的第一要素，需要中国共产党回归民间社会，废除“官本位”的一切政党机构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寄生虫体制，完全彻底的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实施全民福利社会。如此瓦解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要在中央层面首先大动干戈，西方消亡中央集权制度的君主立宪制是中央层面先行调整，城市政权民间化才是主战场，英国宪章运动之所以和中国戊戌变法一样呕心沥血却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根本原因就是城市民主化相对滞后，法国大革命运动的成功在于第三等级起义形成了城市自组织功能与民间社会经济强势，波旁王朝的复辟面对工业化城市经济民主化支撑的政治民间化战斗力只能是垂死挣扎。中国共产党的“党主立宪制”在中央层面是现实的过渡期政治体制，倡导顶层设计“宪政模式”或者“宪政社会主义”的尝试都会因此拥有英雄用武之地，但是必须牢记民主法制建设是中国发展的既定目标，民主就是自下而上由全国人民公开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代议制机构官僚而形成政治顶层，不是中央机构依靠暴力机器自上而下地控制人民当家作主。所谓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理念直接与民主相对立，当然也与民主支配的宪法作为最高法律来规范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之政治现代化及其市场经济基础南辕北辙，是政治原则上的反动派和技术性方面没有可操作性的“伪科学”典型。中国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应该是首先改革共产党的财政供养体制及其“党管干部”制度，确确实实让党内民主竞选产生共产党各级领导机构和政治领袖，彻底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在共产党体制方面形成的封建主义权力惯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社团，带领中国人民实施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具体操作，实实在在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成为中国人民的代议制机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必须职业化和公开竞选产生。大幅度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在人民群众自由结社形成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土地矿产资源商品化的资本市场货币化，用以取代美元外汇支配人民币发行的殖民主义货币体系。所以，只有城市民主化政治经济格局稳定建立，才有可能形成不可逆转的整个国家民主化发展，否则中央层面的任何“宪政模式”都会成为类似于光绪皇帝百日维新运动的短命鬼，慈禧太后把百日维新的那些君主立宪制条文重新实施却是政治主体已经全面异化。
【关键词】：共产党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 封建主义 顶层设计 政治体制改革 信任危机 政党制度 科学社会主义 公民社会 社团 宪政法制 铁饭碗 社会自组织功能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技术科学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
一，唐诗宋词“兴于民间，死于庙堂”的规律性也是中国政治盛衰荣辱的必然性
按照现代系统科学的“顶层设计”基本原则，反馈控制是任何自动控制系统的基础，没有了反馈控制的调节作用力，就谈不上“中央控制器”的有效性和长效机制。由此出发，系统工程的科学理念强调反馈控制当中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规范化基础上，能够以“反馈”作用力来全方位支配“控制”过程，例如竞选产生执政党的民主化社会里面是老百姓对于政府政策的反馈作用力，能够通过公民依法选举的过程来决定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命运，实际上就是自下而上的权力机制支配着“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格局，决定着“中央控制器”的“控制功能”。但是，在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格局里面，系统工程的这种“自动控制论”科学性站不住脚，它是“中央控制器”的自上而下控制作用力决定系统基础性元器件的“反馈作用力”，是“控制”支配“反馈”，不允许老百姓的“反馈”作用力来决定“中央控制器”的“控制功能”，例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访专业户”及其被地方政府雇佣黑社会在首都北京兴办“黑监狱”秘密关押，特别是政府听证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背离“民意”普遍性，记者曝光经济社会具体阴暗面个案被党和政府指挥警察进行千万里大抓捕，“文字狱”严格要求人民大众“规规矩矩”，不允许老百姓“乱说乱动”，这样的系统有效控制是以毁灭系统“中央控制器”的“信任度”来变态实现，最终酝酿形成“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这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话“封建王朝兴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国家民族的利益低于皇帝当权者的执政利益，一切都是强权及其特权利益的奴婢。这种情况下的中央集权制度“顶层设计”，始终逃脱不了“兴于民间，死于庙堂”的规律性，因为暴力革命需要夺取政权的军事化集团借重于人民大众，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以“官场”为核心形成一个相对固定化的“官僚权贵集团”或者说“既得利益特权集团”，与老百姓形成尊卑贵贱截然不同的利益对立化集团，也就是阶级差别显而易见。“官僚”与“民众”成为明明白白的对立阶级，这样的皇帝及其贵族官僚集团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包括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统治集团，都是如此以暴力皇帝自居的特权利益集团，它们作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新时期代表作，灭亡的必然性是历史规律注定了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这种“官僚集团”与老百姓的截然不同“固定化身份”，同样存在着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问题，如果不能砸烂官僚集团的铁饭碗，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免不了山穷水尽的灭亡命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改革，死路一条。
声名鹊起的中国制度改革“顶层设计”不仅仅是功能性创新设计，而且在结构性设计方面有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私人产权支撑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法律学家普遍认为宪法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约束性设计，才是真正的“顶层设计”。这种要求中国政治决策层不再拘泥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早已经有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响应。在2010年《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几乎从未缺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没有再被凸显，而是强调首先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由此看来中国政治的战略攻坚方向，必须调整的新改革形势与巨大而无形的改革阻力及改革风险方面，使得共和国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2012年初两度说到一个“死”字：对于党和国家而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对于个人责任而言，必须排除各种各样的阻挠，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在温家宝总理看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而政治改革就是要“让人有尊严地过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正义，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新时期改革的动力之源在于人民，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期，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则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新权力观。毋庸置疑，政治改革首先就是依据宪政、民主、法治与科学原则对权力资源重新合理配置，以提升政治合法性、公民有序参与和治理效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公民的尊严和幸福。这就要求“宪政”遵循“民主”决定“政府控制”的基本原则，执政党究竟应该是谁？完全由全民公决来决定，迫使任何政党都象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一切政治，都是必须是直截了当为人民服务的。
二，及时纠错的机制是政治有效控制力的“顶层设计”生命线
社会动荡是国家民族的祸害，而现实中国政治的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则是社会动荡之本源。这就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自动控制”问题，中国共产党实施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社会没有了官僚与老百姓的良性互动之对流活力，官僚集团越来越人数膨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同时越来越花钱巨大，特别是“官场”不能经常性的让官僚批量退出官场而实现吐故纳新，缺乏新陈代谢功能的中国执政党也是素质教育越来越差，执政党对于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化，遭遇老百姓越来越多的抵制和经济规律的越来越严厉惩罚，包括环境污染的报复性灾难深重。所以，没有及时纠错的机制，就没有了正确的反馈控制，就会导致系统崩溃。
现在，中国的危机早已经清清楚楚，那就是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之策，高成本“维稳”只能把一时一地的怨气压制、转移和蓄积到更脆弱的时空点上，社会动荡的噩梦迟早都会降临。而要避免社会动荡，只能走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之路，也即走民主法制建设的市场经济之类路线，或者说是倡导中国“顶层设计”的那些“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破土而出，使得“宪政社会主义”的嫩芽获得了一个重要的“顶层设计”发展机遇，千方百计企图解决好现实的“中国问题”，打通“中国模式”的任督两脉。问题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宪政社会主义”实施方案，都没有“宪法审判”对于国家政治重大决策的“纠错机制”，对比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让大法官选择确定总统的奇特局面，中国的最高法院能够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来判定国家主席人选吗？历史上宪法审判的典型案例马歇尔大法官1803年针对马布里诉讼麦迪逊案件的宪法审判，明确了宪法具有裁判其他法律以及实用性政策之类的母法地位，当时的诉讼是针对马布里的官僚职务任命文书被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事件发起的，中国今天在这两方面都有案例可以审判：第一是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有权力来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并没有明确宪法的解释权让立法机关完全垄断，那么中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什么不能依据宪法来审查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官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判定全国人大的级别高于最高法院是错误的，今后大法官的任免权归属于国家主席，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起平坐。
第二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依据宪法审查中国共产党管理各级政府官僚的人事任免权法律根据是什么？具体就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干扰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王立军调查谷开来等人涉嫌杀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权力结构规范，包括其中的国家法律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中国政府条例等等符合宪法精神与否？还有，中国宪法对于法律不能及时地审查中国政府在重点项目重大决策和具体运作过程中的失误以及错误之类事件，应该提起宪法审查和相应的判令。例如三峡大坝工程早已经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最高法院应该依法审判这个政绩工程的第一领导人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什么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倡导者没有关于这方面的“顶层设计”呢？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在重大决策当中酿成巨大失误，为什么不能及时性纠正？
再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05年以来中国的人民币发行量捆绑在美元外汇额度上面，造成了中国政府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的恶果，中国央行已经是全世界印发钞票第一名，对此应该依法针对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央行周小川行长以及银监会主席等人，特别是这些中央政府机构及其相应的政府政策，进行宪法审查。即使今日中国的大法官做不了这些事，历史老人还是会进行迟到的审判，只不过中国权贵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今天冠冕堂皇的大法官同样难辞其咎，至于“宪政社会主义”倡导者更是成为笑柄，“宪政社会主义”也自然而然成为真实的谎言。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宪法的生命力从宪法起源的那一天起，就是存在于多党制共和国的三权分立互相揭短、相互监督机制当中，不能存在于中央集权制度的“一党独大”之垄断性政治强权格局里面。没有不同的执政党竞选，就没有宪法审查的政治主体条件。“宪政社会主义”和“洋务运动”一样是只想要西方法治社会的“宪政”，不要实施这种“宪政”的必要条件，只是想要西方市场经济形成的工业化发达生产力及其现代化武装力量，不要支配这种现代化所必须的民主法制及其政党政治体制，客观上自相矛盾，自始至终都不能自圆其说。即令是把说谎话的“宪政社会主义”愿望进行到底，也是纸上谈兵，拿不出来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具体化完整性“宪政社会主义”方案。这是“顶层设计”的必然性历史悲剧，因为它没有及时纠正错误的刚性机制，系统工程定义的顶层设计必须有纠错机制的硬性规定。三，中央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的背后是政治经济主体扭曲
热衷于“顶层设计”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人士，忽视了来源于技术科学的“顶层设计”本身要求系统的主体及其性能特别是一切元器件的标准化程度能够精确地进行数量化描述，而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顶层设计”却是政治主体本身需要改革，相应的功能性标准更是模糊不清。当代技术科学几乎从来没有借用政治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名词，因为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面是“伪科学”泛滥成灾的重灾区，科学范畴追随愚民政策的“忽悠”特色而故意含糊不清，向权贵献媚的歪曲性虚伪“科学研究”首先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口径”为“标准”来审定发表科研论文，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宣传性图文的限制条件，早已经成为扼杀社会科学文献成果创新的恶性标准。在此“禁区”的阉割之下，体制改革探讨方面的政治科学研究首当其冲，所谓的“宪政社会主义”就沦落为不敢实事求是解释“宪政”的“伪科学”典型。原因是“宪政”以民间社会为“本位制”，不允许任何政党“吃财政款项”，废除政党官本位的同时是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产生政权体系，军队只能是国家的人民军队，不能是竞争性政党的专有暴力，如果政党之间不能平等竞争或者说公平竞争，就没有“宪政”的基础性条件。“宪政”所要求的国家政治权力界定明确，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当中第一个就不敢实事求是的定义“当代共产党的执政权力是一个典型的皇帝类型垄断性特权”，民主决定了“宪政”是“底层”大众直接通过公开竞选的渠道来决定官场“顶层”，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决定社团政党及其竞选执政的国家权力架构之类政治上层建筑。“宪政”必须弄清楚的“顶层设计”前提条件是系统内所有的元器件能够界定功能与技术性规范，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主体本身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都说不清道不明，例如农民村委会是什么样的政治主体？它的管理功能及其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在今日中国有哪一个“宪政”专家能够说明白呢？是否能够论证它符合“宪政”要求？农村移民、征地拆迁以及政府获得农民土地的程序、政府对于土地买卖的制度性设计、土地价值的实现过程，哪一个是属于市场经济支撑的“宪政”上层建筑合法性规范？这是“御用文人”类型的“宪政”专家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客观需要解决问题之际全部哑然失笑的尴尬之处，说明了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大专院校研究院“宪政”学者是多么的无聊，相应的“顶层设计”好像是为中国共产党出谋划策，实际上纯粹是闭门造车的空谈误国，没有考虑中国的政治主体塑造是第一位的，让这些政治主体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积极创造新的体制才是关键步骤。所谓的“顶层设计”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作为脱离中国社会基层组织性的高高在上高谈阔论，无非是社会科学面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限制进行学术性矫揉造作，打折扣的这一类研究早已经丧失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质，应该休矣。“宪政”的美好，首先是要消灭“特权”，具体来说就是不能让政治权力变成为捞钱的渔网，权钱交易是“宪政”的死敌。
“宪政”更不能让任何政党成为操纵政府充当国家最大投资商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党和政府只能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机构，不能是营利性的特权利益集团。在今日中国，撇开众多的公有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十多万亿债务姑且不论，也暂且不说股份制的国有企业，仅仅针对中央政府的“政企不分”第一大资本家国务院铁道部，就是包括北欧“一党制”国家在内的一切“宪政”社会都不能允许存在的必须改革之官僚盈利、人民负担费用机构。2012年5月5日《南方日报》和中国货币网披露了《铁道部2012年一季度汇总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内容，明确中国政府“政企不分”典型的中央政府铁道部今年一季度毛利润总量100.78亿元人民币，扣除156.07亿元人民币税后建设基金和14.50亿元人民币所得税，其税后利润即为负值，也就是说亏损69.79亿元人民币。相应的铁道部总资产40084.14亿元人民币，总负债24298.36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高达60.62%，比较2010年底58.5%和2011年底59.6%的数据，应该说是稳步地节节攀升。追寻个中缘由发现，铁道部2012年一季度运输成本1160亿元人民币，与2010年4353亿元人民币的季度平均值1088.25亿元人民币差距不大，与2011年同期数据基本持平，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运输收入1272亿元人民币，要比2011年季度平均收入更高一些。所以，今年铁道部巨额亏损的原因在于高速铁路建设的高额支出，和不断升高的融资成本。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铁道部仅仅是还本付息就花费了284.30亿元人民币，是其同期亏损金额的四倍。但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时期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央政府必须确保铁路建设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入，中国铁路在2012年的新增通车里程必须达到6366公里，成为历史上新线投产最多的一年，同时还有3500公里的高铁通车，目的是刺激内需，保障中国高铁技术的全球领先水平。参与过2011年甬温铁路动车组重大伤亡事故调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作为铁道专家证明截止2012年4月全国铁路工程80%已经复工，铁道部2012年4月19日公布的《2012年1—3月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这种做法的代价是铁道部的长期借款在今年一季度达到19174.93亿元人民币，要比2011年底增加918.71亿元，迫使铁道部今年已经两次发行150亿元的中期票据进行融资，用以偿还同期的债务，亦即举新债来偿还旧债务。对此，中信证券公司的分析报告指出，即使铁道部每年拥有1000亿元的资本金增加额，到2015年的资产负债率也会超过70%，频临危机状态。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铁路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5%的规定，铁道部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就没有什么空间了。举债必须要能够偿还，这就是盈利能力问题，中信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李磊直言不讳“目前中国高铁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即便是成功运营的武广高铁也有亏损。至少2014年之前的高铁都是亏损格局，真正的盈利可能还要等待着整个高铁网络铺设完成以后，形成了规模效益才能保障盈利。”世界上早已经有的高铁网络铺设经验教训证明，这样的规模效益还没有现实性依据，德国、日本等等先行高铁网络铺设的国家明确现有的铁路运输业性价比注定高铁网络必然亏损。中国希望创造一个关于高铁网络经济效益的世界奇迹，思路就是对于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以及民间经济共同投资开发、经营铁路商业化运作，把幅员辽阔的中国地域经济规模优势转变为经济效益优势。
如何针对铁道部的体制进行政企分开之类“顶层设计”而破解发展难题？不仅仅是要改变铁道部的政企不分状态，而且直接利害攸关中央政府的财政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设计，就像航空母舰的顶层设计并不是对于航空母舰本身的总体设计，而是陆海空三军兵力结构的创新型设计，是舰队各兵种配置资源包括后勤保障系统的革命性创新设计，中国的铁道部政企分开体制改革，必然引发中央政府全局性体制的变革。航空母舰所使用的科技都是早已经有的科技成果，每一个技术性细节不存在创新的问题，创新的是顶层设计和如何在崭新的系统工程理念上充分发挥现有科技成果的更大更多作用力、战斗力，更是一个国家的“海洋经济布局与国际贸易战略定位如何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向？”之类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立国之本的重新定位和国家长远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方针政策调整。这种思想意识要比当前中国倡导“顶层设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智囊团的思维方式，更加科学务实，更加先进和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中国是首先需要在不折腾的前提下解决燃眉之急，充分利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扬长避短，在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全面展开有条不紊的全方位改革创新，力挽狂澜以化险为夷，从困境当中走出来并且创造新的辉煌。但是，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并非如此展开尝试，2012年5月18日铁道部网站公布《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铁政发2012第97号）》，说向民间资本完全敞开大门，所有的投资同等对待，不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但是盈利空间看不到，没有参与决策和经营的权力，如同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一样存在着“玻璃门”现象，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系统性规范的“官本位”垄断性经济实际上排斥了民间资本，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对于民间经济来说是渴望不可及的空头支票，必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取缔“政府投资主体身份”，把政府设定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不允许政府再当“大资本家”，彻底改革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模式。
追根溯源，政府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办事机构，中国的一切体制和政治经济主体及其行为方式规定性都是来自于共产党体制的派生产物，只有实事求是地认真展开“改革共产党体制”的工作，中国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因此，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改革共产党。
徐群贵2012年5月23日于深圳市香蜜湖度假村
【内容摘要】：中国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应该是首先改革共产党的财政供养体制及其“党管干部”制度，确确实实让党内民主竞选产生共产党各级领导机构和政治领袖，彻底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在共产党体制方面形成的封建主义权力惯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社团，带领中国人民实施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具体操作，实实在在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成为中国人民的代议制机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必须职业化和公开竞选产生。大幅度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在人民群众自由结社形成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土地矿产资源商品化的资本市场货币化，用以取代美元外汇支配人民币发行的殖民主义货币体系。所以，只有城市民主化政治经济格局稳定建立，才有可能形成不可逆转的整个国家民主化发展，否则中央层面的任何“宪政模式”都会成为类似于光绪皇帝百日维新运动的短命鬼，慈禧太后把百日维新的那些君主立宪制条文重新实施却是政治主体已经全面异化。
【关键词】：共产党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 封建主义 顶层设计 政治体制改革 信任危机 政党制度 科学社会主义 公民社会 社团 宪政法制 铁饭碗 社会自组织功能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技术科学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等，联系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