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伯雄“一国两区”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看中国现实联邦制
——共和国体制不允许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特权蓄意借口“和平演变”政治阴谋
徐群贵
【摘要】：孙中山先生建立共和国的民主理想在中国大地上又一次获得巨大成功，台湾国民党领袖吴伯雄在大陆明确提出来“一国两区”的主张，其新意就是“区域高度独立自主”，包括了军政外交的主权性质独立性，显而易见地把皇帝潜意识全盘否定，是明白无误的“联邦制”构想，直截了当说明了“多党共和”才是“共和国”的现代政治学基本要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已经明确表态接受台湾国民党“一国两区”的主张。这是权威的官方态度，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对于“共和国”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意识，而且超越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理念当中的皇帝党派意识，客观上等于是认同了“联邦制”统一中国的现实途径。“联邦制”是取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国家现代化体制，是适用于市场经济及其民间社会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体制，能够直接为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政治集团打下坚实的宪政法制基础，从根本上铲除特权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科学性回归，让早已经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歪曲的科学社会主义回归科学，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从暴力集团的皇帝特权既得利益“官本位”体制解放出来，变成为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理所当然地富有改革发展的强大生命力，足以在中国大地上防止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悲剧发生。
【关键词】：一国两区 一国两制 中央集权制度 政治腐败 前苏联 政治体制 共和国 联邦制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QQ614868737电话15811146132，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
一，邓小平“一国两制”中国统一方案是现实版本的“联邦制”
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政府主权管辖框架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来“一国两制”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上已经是现实版本的“联邦制”，打破了封建主义皇帝强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传统格局，表明了两千年来中国大陆政权体系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皇帝特权开始瓦解。尽管这是一种皇帝党派不愿意的无可奈何选择，是和平政治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排斥暴力冲突上演“中国人打中国人”悲剧的有效途径。
历史事实证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总是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需求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受国际贸易制裁和贸易争端的干扰，有利于形成美国那样的经济强国，欧盟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因此，大中华的大一统中国，是有利于台湾和大陆包括香港、澳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最佳化国家基本面格局。
2012年3月26日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胡锦涛总书记会谈之后，公开发表“一国两区”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政策主张，在大陆民间引起巨大反响，笔者徐群贵作为大陆客家人学者和其他客家人同胞一起建议中国政府在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设立官方机构客家人工作委员会，同时由中央政府拨款三千万元人民币支持在大陆建立统一的客家人全国性社团“中华客家总会”，整合大陆各个省市县乡的客家人资源包括客家人社团，中央政府再拿出来一千万元人民币建立全面开放性的“华夏客家研究院”，认真研究开发全世界的客家文化和历史遗产以及民俗、科学等等资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这里面，“一国两制”是否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权统一模式，但是仍然保留着对于皇帝制度的潜意识崇尚。而“一国两区”的内容，在国民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强调其新意就是“区域高度独立自主”，包括了军政外交的主权性质独立性，显而易见地把皇帝潜意识全盘否定，是明白无误的“联邦制”构想，直截了当说明了“多党共和”才是“共和国”的现代政治学基本要义。这在现实社会，有着美国联邦制的成功示范，各个州拥有自己的宪法，公民独立选举产生自己的政府。联邦制对于当今世界贸易的发展，有着突出的积极作用，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强国之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已经在2012年3月28日明确表态接受台湾国民党“一国两区”的主张。这是权威的官方态度，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对于“共和国”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意识，而且超越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理念当中的皇帝党派意识，客观上等于是认同了“联邦制”统一中国的现实途径。“联邦制”是取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国家现代化体制，是适用于市场经济及其民间社会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体制，能够直接为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政治集团打下坚实的宪政法制基础，从根本上铲除特权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科学性回归，让早已经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歪曲的科学社会主义回归科学，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从暴力集团的皇帝特权既得利益“官本位”体制解放出来，变成为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理所当然地富有改革发展的强大生命力，足以在中国大地上防止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悲剧发生。当前中国大陆的改革，实质上是官僚集团主导的“官本位”模式改革，并不是人民大众能够获得利益保障的改革，迫切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矫正，用以保证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休戚与共，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二，客家人孙中山先生终身奋斗的目标就是消灭皇帝制度
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振兴中华、建立共和”运动，旨在消灭封建主义皇帝中央集权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统治，但是袁世凯等人复辟帝制，毛主席万岁的皇帝类型口号又一次震天价响，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适应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生产力及其经济基础现实，选择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党派统治模式。随着工业化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蒋经国开启了废除中央集权制度的先河，从此以后台湾工业化市场经济支撑起来民主选举决定政治格局的现代化框架，解决了官僚集团永恒执政党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包括根除固定的官僚阶级特权制度及其官僚队伍庞大、官僚不能批量退出官场的中央集权制度痼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邓小平在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截止2011年底中国大陆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总人口的50%以上，城市化的大发展迫切要求砸烂中国大陆官僚集团的铁饭碗，根除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权剥削老百姓反动派机制。
13亿中国大陆人民已经认识到皇帝党派是阻挠中国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回归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取消永久性官僚集团政党和终身制官僚财政供养体制，首先消灭官僚阶级与老百姓的贫富两极分化之阶级差距，消灭等级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相应的共产党组织体制，消灭“跑部钱进”的中央政府带头买官卖官买卖项目之官场体制性腐败。回顾两千多年前周王朝的1000多个小国家“共和”格局，说明周天子并没有完全依靠暴力征服的手段统一华夏神州，那种“共和”是建立在彼此认同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共识，不像秦始皇开启的暴力中央集权制度那样肆无忌惮。当然，统一的多民族大中国在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要求下，统一的度、量、衡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保障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强盛。这种“共和”与“统一”，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是与工业化市场经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政治学，都针对这种没有民间政党社团支撑的国家政治统治主体明确否定，都是反对“官本位”的特权政治集团凌驾于市场经济之上，反对现在被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央集权制度政党永恒执政”模式，明确的当代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充分发挥民间社团党派的积极作用，实现社会自组织功能和公民自治管理体制，由此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的廉洁高效政治格局，解决中国大陆当前的“大政府、弱社会”不良政治状态。
2012年春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前后，现任行政区行政长官唐英年被廉政公署询问，体现了民主政治格局的清正廉洁，大陆人民向往这样的民主监督并且真诚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效仿，在祖国大陆实现人民民主直接监督一切官僚包括中央领导人，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共和国的领袖，以此真正做到反腐倡廉。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民间化的政党和社团主体培养，需要中国共产党带头不再吃纳税人钱财，不要让国家财政供养中国大陆的全部政党及其相应的官本位社团，真正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首先让政党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基调上，切实为了共产党的政治诚实守信而放弃虚伪的宪法及其人大政协体制。下定决心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实事求是的引导人民当家作主来弘扬共产党的政治信誉，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共产党伟大事业。
三，鉴别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皇帝制度的唯一标准就是民主选举
判断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与孙中山先生共和国现代化模式之联邦制的标准，是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官僚体系特别是最高层次政府系统和政党民间化。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吃纳税人钱财的“官本位”政党，共产党组织结构完全不是社团而是行政体制架构，是一个完全由国家财政税收供养的反对民主选举执政党。为了永远执政而扼杀民间社团和公民自由自在组建政党及其民间经济，实际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主体生命力。这种坚决反对民主选举决定执政党的政权是完全依靠暴力支撑的强盗逻辑，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已经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实施封建主义皇帝党派垄断性政治而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引诱中国共产党执迷不悟的根源是特权利益集团全力以赴顽固保护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挠祖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
最大的现实局限性，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封建主义皇帝党特权意识支配下，一直不能砸烂官僚铁饭碗，使得官场膨胀到了“农民村委会主任”和农村党支部书记都在获得国家财政供养，“大学生村官”就是新一代的怪胎，精兵简政在官僚集团不能建立官僚批量退出官场的新陈代谢正常生命机制，还要大言不惭地卑鄙无耻大声疾呼“公务员数量不多”，忘记了吐故纳新才是生命的活力源泉。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财政税收每年增长率远远高于老百姓收入增长率，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情况严重，利用官僚特权发财致富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中国共产党优越性，升官发财的政治腐败已经是共产党官场的艾滋病，形成了官场支配市场和计划经济体制反攻倒算的必然性，“官本位”的银行业和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特权已经成为公认的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经济肿瘤”恶势力。
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央财政大幅度盘剥，使得省市区财政份额不足于保障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资金需求，迫使“跑部钱进”的地方政府买通中央机关之高层权力腐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硬性规定。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天价墓地让人死不起，官僚家属出国定居的“裸官”越来越多，官僚亲属子孙后代成为中国富豪的主力军。上访告状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同时受到地方政府出钱在北京串通黑社会兴办黑监狱的非法关押，民怨沸腾完全围绕“官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恶化，人民大众盼望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来一次，把共产党官僚打翻在地，让老百姓再体验一次人民当家作主的滋味。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的出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共和国”理想的，只能是打砸抢的一场浩劫骚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何况，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乃是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容易造成少数人官僚被傀儡化，特别是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最高领袖也被傀儡化了，迫使毛泽东要下定决心砸烂相应的官场体系。
2012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之际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可能还会发生，因为中国当前的官僚与民众矛盾尖锐化。其实，这种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往往是表面现象的正确，实质上是一种浅薄之见解，看不到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民矛盾来源于中央集权制度本身的封建主义等级化社会管理体制，根源就是官僚集团铁饭碗及其所赖以生存的中国共产党皇帝化特权永久性，根源是“官本位”封建主义专制政治腐蚀了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使得科学社会主义被歪曲成为封建主义垄断性官僚集团特权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专制主义。
四，当年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运动实际上是阴谋诡计
回顾历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冠冕堂皇理由是“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当时的真实性背景乃是毛泽东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他没有享受到皇帝的权倾天下，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让毛泽东的权威打了折扣。毛泽东的农民意识本来也就是反对官僚与民众差别太多，感觉到中国政府的官僚已经成为官老爷在剥削压迫老百姓。因此，毛泽东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进行二次革命，于是发动群众向官僚集团“造反有理”，并且亲自出马针对各级政府“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的全部方式都是农民运动的一贯性套路，没有孙中山先生倡导过的任何现代化民主理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然经济农业社会基础上十分实用有效，足以蛊惑人心，让中国农民起义的基因再一次空前活跃起来，如醉如痴的红卫兵自然而然地疯狂起来。
再说，前苏联赫鲁晓夫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报告当中列举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杀人如麻罪大恶极之后，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为斯大林辩护，中共中央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九评”系列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文章（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诚恳地说“九评”文章等等是一种历史性的误会，斯大林的确杀人太多，冤假错案太多），在野心家政治骗子康生的直接操作过程中，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名义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话题，成为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图之重要理论支撑，至今都是中央集权制度通过“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专制特权模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杀手锏。所谓的“和平演变”是针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放矢，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直接理论基础。事实证明，这是子虚乌有的贼喊捉贼，因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斯大林、毛泽东“个人崇拜”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皇帝垃圾概念股，是要比它们声嘶力竭批判的资本主义更加落后又反动的历史淘汰品。实际上，判断一个革命政权是否发生了“和平演变”，唯一标准就是官僚集团执政党是否在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方面完全超过老百姓？如果存在着固定化的终身制国家财政供养官僚阶层，存在着享受不受人民舆论公开监督和人民直接选举约束的特权政治集团垄断了官场，那么升官就等于发财的政治权力赚钱体制，就是已经发生了“和平演变”的铁证如山。在这种意义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已经“和平演变”为封建主义特权官僚专制统治的反动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已经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特权既得利益远远超过了老百姓，说明“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深刻”绝非言过其实。
来源于暴力革命军事化惯性的共产党中央集权制度，先天不足地就有“等级化”的体制属性，需要不断制造社会“等级”进行特权剥削压迫，从而需要不断利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转嫁政治统治危机，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虽然中共中央做出了“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还做出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总结。但是，并没有追根溯源对于更深层次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运用封建主义否定资本主义之类政治阴谋诡计，进行彻底的清除。特别是，没有针对执政党的皇帝特权潜意识进行彻底清除，没有针对这样的“官本位”特权为了中央集权制度那些达官贵人权势者利益世代相传及其垄断性必然走向政治腐败进行清算。也就是说，没有追究真正的社会根源，更没有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委一把手”家长制领导方式，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刻反省和思想解放活动，用以清除皇帝党派潜意识及其集权制规范。当然，这一切也是世界性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历史局限性，值得全球学者和善良的人们认真反思。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官方“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都是站在“官本位”立场上为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受到冲击的官僚鸣冤叫屈，让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地官复原职。从此以后，为了官僚集团的特权“等级化”垄断性利益而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开放，不断强化的“官本位”等级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必然使得人民大众向往着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能够砸烂官僚神圣化“特权”利益集团的剥削压迫格局。这种畸形的发泄欲望来自于中国政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主义性质酿成农民起义惯性，无政府主义的渊源总是与皇帝专制统治政府高压政策如影随形。
由于官方苛政猛于虎，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在政府过分制造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必然使得大多数人反对政府。因此，导致无政府主义的畸形蔓延，具体表现为摆脱政府搜刮民财的民众取向，甚至反政府倾向性越来越强烈。所以，只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人民大众的各种各样社团党派来实施人民当家作主活动，才能够走出封建主义小农经济一盘散沙的个人民主格局，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打砸抢暴力破坏性。历史上的农民模式“民主”总是个人化的，现代化的社团只能是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
封建主义的帮会组织通常都是迷信色彩浓厚的暴力性团伙，最容易走向黑社会势力，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派性”斗争都势必恶化成为“武斗”，难怪毛泽东要说“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中国共产党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都是站在这种封建主义立场上，把社团党派看成为威胁执政党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如同禁止封建主义帮会组织那样，对于现代化的民主社团党派发展噤若寒蝉。这是阻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皇帝执政党潜意识在兴妖作怪，如何改变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潜意识，才是解决政治信任危机的根本出路，必然千呼万唤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摒弃皇帝类型的特权利益集团形成政治统治藩篱，才能够坚决打破封建主义政治铁饭碗的“官本位”万岁党牢笼，真正回归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消灭封建主义皇帝之“振兴中华”思维定势。
【摘要】：孙中山先生建立共和国的民主理想在中国大地上又一次获得巨大成功，台湾国民党领袖吴伯雄在大陆明确提出来“一国两区”的主张，其新意就是“区域高度独立自主”，包括了军政外交的主权性质独立性，显而易见地把皇帝潜意识全盘否定，是明白无误的“联邦制”构想，直截了当说明了“多党共和”才是“共和国”的现代政治学基本要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已经明确表态接受台湾国民党“一国两区”的主张。这是权威的官方态度，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对于“共和国”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意识，而且超越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理念当中的皇帝党派意识，客观上等于是认同了“联邦制”统一中国的现实途径。“联邦制”是取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国家现代化体制，是适用于市场经济及其民间社会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体制，能够直接为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政治集团打下坚实的宪政法制基础，从根本上铲除特权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科学性回归，让早已经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歪曲的科学社会主义回归科学，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从暴力集团的皇帝特权既得利益“官本位”体制解放出来，变成为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理所当然地富有改革发展的强大生命力，足以在中国大地上防止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悲剧发生。
【关键词】：一国两区 一国两制 中央集权制度 政治腐败 前苏联 政治体制 共和国 联邦制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QQ614868737电话15811146132，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