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修订稿）
徐群贵
【摘要】：政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政党依靠国家财政供养就是寄生虫机制毒害中国脊梁，需要政党改组重建，不能让政党围绕行政区划层次建立组织体系。共和国的“共和”之本义就是“多党共和”政治，不是一个皇帝独裁的“一党制”政治格局，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本身就是毛泽东说过的联合政府，如果执政党垄断政府，就需要重建共和。中国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性质原则，现在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应的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政治体制明显的封建皇帝制度残余面对工业化生产力不能适应就必然灭亡，出路只能是政党回归民间来实行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全社会的人民民主，彻底由民间经济支配政治上层建筑，而非千方百计依靠暴力支撑政治上层建筑的统治。从“官本位”逐步走向“民本位”，中国必然大发展。
【关键词】：政党共和 官本位 民本位 联合政府 皇帝制度 宪政民主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5811146132，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
【正文】： 一，中国处于什么历史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指导我们看清楚中国问题的显微镜和望远镜。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则，是判断中国现实社会属性的唯一准星。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够稳定，在当今世界上更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中国的现实是正在摆脱农业社会及其封建主义羁绊的转型工业化社会。因此，中国政治上层建筑拥有封建主义的明显残余，例如特权化的官场让官员终身由国家财政供养，与没有“铁饭碗”的十亿老百姓形成了明显的阶级差距；中国共产党带领八个民主党派吃纳税人钱财，丧失了政党社团的民间性质，与人民群众拉开了巨大的距离。政党不是按照社团党派的自身生活来展开组织结构，而是围绕行政权力布局来进行覆盖，导致政党没有了真正的党内民主生活机制，完全是在充当行政权力及其国有企业经济利益的应声虫。这样的政党实际上不需要把民心放在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也是虚拟的宪法原则，政权生命仅仅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统治与自下而上的服从命令。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秦始皇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设计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是周天子的诸侯国体系包括此前的奴隶制社会都无法实现的体制，是原始社会之类共产主义不容许的官僚主义阶级压迫制度，当然也是后来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坚决要消灭的专制统治，为一切资本主义毫不犹豫的加以消灭。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而然地首先消灭中央集权制度。因为，这种中央集权制度是官僚集团自上而下统一形成高于人民大众的特权利益集团，尽管官僚体系内部层次分明的具有等级制度造成“官大一级压死人”之先天分裂格局，但是所有的官僚都能够剥削压迫人民群众，背离了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也不需要人民大众的直接支持与认可。
这种不需要人民直接支持与认可的政治又是依靠什么来立足于社会而展开统治呢？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这是暴力国家统治的一贯状态，国家产生的历史就是统治阶级运用暴力压迫剥削人民大众的文明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生产力性质，都是暴力集团直接统治经济管理集团和生产集团，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让政治直接由经济集团掌控，要求暴力听命于资本金钱。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文明与进步，马克思对比英国资本主义和普鲁士德国封建主义时，明确告诉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首先是看看这个国家的决策机制究竟是依赖于暴力，还是依赖于经济？特别是这里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民主选举对于官僚集团的决定性如何？如果官僚集团不依赖于选举，而是依赖于上级任命，那么就毫无疑问的是封建主义国家体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标准面前，是封建主义官场体制断送了工业化支持的社会主义国家萌芽，必然灭亡。中国官场同样是依赖于暴力掌控政治来统治大多数人民，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不需要选举来决定官僚集团的命运，没有经济集团对于政治集团的支配，而是政治集团以暴力及其特权来占有经济利益。所以，中国政治是需要现代化改革的国家管理体制。
现代政治学鼻祖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这就是首先要包容批评性的言论，当然是有科学依据的讲道理言论，不是阿谀奉迎的宣传言论，例如本文的科学探讨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中国现在社会的基本判断。但是，人们往往天性偏向于从现实来评价一种价值体系，而不会都像理论家那样去探讨历史的规律和未来的逻辑。如今，在全球经济化的思维时代，人们判断优劣的标准也经济化了，历史性的一面淡化了。也许，严密的历史分析与逻辑推理无法构成最有力的论据，而现实的力量最为雄辩，让人深有体会。因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要依照实践结果而定。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大成功凸显出来。中国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社会转型及其发展进程当中适应了历史需要，发展了中国，这同样是真实的，说明适宜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2012年1月26日中国的《法制晚报》标题“外媒惊叹：中国GDP七年翻番使富豪6年财富长70倍”文章说2010年美国十大新闻之三就是“中国崛起”，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30年前在中国没看到私家车，但今天中国是世界汽车最大市场，车满为患，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成了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3.2万亿外汇储备占世界外汇储备三分之一，能够买下全世界排名前100名的能源大企业，能够买下来纽约股市和纳斯达克股市，可实际上面对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外汇储备很尴尬，只能让欧美国家利用来武装军队打压中国，用来针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用来抬高石油铁矿石等等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以遏制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使得老百姓在2011年饱受物价上涨的生活水平下降煎熬，《上海财经》评论员时寒冰现场调查证明中国物价平均高于美国50%以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期间发现，因为买不起中国的住宅，爱国留学生不敢回国，只能在美国买房定居，人才流失于中国经济畸形化。他写了网络文章《为什么中国产品在美国竟然要比在中国还低价？》，原因是1990年到2011年美国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亦即“零通胀”，物价指数控制在2%左右，自从美元诞生以来100多年还是美分作为基本货币单位在流通使用，但是诞生还没有50年的中国人民币一分钱、一毛钱都已经很少流通了，甚至大街小巷丢弃的一毛钱都没有人愿意弯腰捡起来，原因是它已经难以流通使用来购买物品。中国30年来通货膨胀猛于虎，1988年、1994年、2007年、2010年至今四轮通货膨胀下的物价指数涨幅分别是18%、21.9%、8.7%、6.5%,货币购买力明显下降，累积相应越来越强，民众感觉到的物价上涨压力越来越大。相反的是富人越来越依靠资本更加富有，中国GDP七年翻番使富豪6年财富长70倍，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却不断放缓，从来没有真正超过30%即0.3，与富豪的70倍真是天壤之别。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财务报告》和瑞信银行《全球财务报告》证明美国微软公司510亿美元的收入当中，中国市场的贡献最大，美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改善。1917年创立的《福布斯》杂志说中国富豪就是中国政策让美国富裕地有钱来进行金融衍生工具操作的杠杆，是美国的赚钱工具。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来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大陆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增长战略下，中国与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中国政府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之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以基础货币增加发行来对冲，从而再一次增加了货币流通数量，推动新一轮物价上涨。对此，需要改革的首先是政府决策体制，包括政府集团的产生与任免体制，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是首先对中国大多数人民直接负责任的政府，不是为了国内外富豪，不能使用这样吃里爬外的卖国贼外汇储备制度，被中国学者说成为要比庚子赔款更加恶劣。
物价上涨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路线的选择，一种路线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另一种路线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用以刺激国内需求的发展道路。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1月19日公布数据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但物价不到中国的35%，中国居民负担的税费相当于美国人的45倍，中国优秀人才外流美国是必然的。法国《费加罗报》2011年7月3日针对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活动，引用香港郎咸平教授的经济学论证，说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人民大众，中国的社会主义标签令人啼笑皆非，中国共产党官僚现在是毛泽东四十年前指出的真正党内资产阶级。这种言论一直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批判加以解毒，中国的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11年底从欧洲和美国参与交流活动回国，撇开政治观点的反华因素，发现中国价格畸形抬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隐藏在商品里面，让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太高，其中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政府性质的税负太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做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速度几乎每年都是GDP增加速度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务体制格局之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这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制造出品的东西，只要流入中国大陆，就必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利用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基准价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销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十五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当中所包含的税负要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高，至少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十五国的2.33倍。这样，中国政府就逼迫中国人跑到国外去旅游购物，仅仅2010年至少外流出去五千亿资金。当然这些中国人的数量，不超过五千万。比这些人贫苦的更多人是13亿中国人的主体，还是要承受巨大的中国政府税负。在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100元化妆品当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还有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另外还有教育附加费等等。前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存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负，保守的说，中国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特别是对于外国进口产品，中国政府税负更加的重了，一块在中国大陆销售价2700元的瑞士手表，就要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海关税负267元。十分清楚，中国政府税收对于国外制造产品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0%，韦森教授感慨地说“或许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
其实，这里还没有包括商品进入超市、商场的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等等。中国消费者接受着多么沉重的剥削，对于富人还能通过开办超市工厂来转嫁出去，对于普通老百姓打工仔就只能任人宰割。这种情况还是中国政府进步之后的结果，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引用了2010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说2009年以前仅仅中国农村金融就由于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造成几百亿元的坏账损失让中国老百姓负担，2005年之前中国的四大银行让国家财政部买单的总额度是3万多亿元，实际上还是老百姓买单，因为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截止2011年中国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相当于GDP增长速度的3倍，这种状态在四五年内都难以改变，税负猛于虎果然名不虚传。难怪海内外有良知和良心的学者一直在批评中国各级政府的税务征收管理处于失控状态，急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法制有效约束，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心态来从严控制政府税务征收活动。
我们通常在说前苏联东欧体系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困苦等等。这些要素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能够及时反躬自省解决问题。现在我们针对中国政府由于执政党全权大包大揽制定出来政策产生了这样一系列严重问题，究竟是需要一届又一届党政领导追究责任呢，还是要明确标本兼治的出路在于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列宁主义作为前苏联的创始者，一直被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式从封建主义社会基础上一举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南，事实证明是一种严重的自欺欺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严重偏离了列宁主义，根本没有按照列宁主义经典之作《国家与革命》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经过人民代议制来消亡暴力性质，必须让人民的选举来衡量政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性，也就是说政党不能一直由国家财政供养而远离民间社会，从而脱离人民大众，变成“官本位”的寄生虫来由人民养活。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坚持生产力标准，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从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列宁主义认为落后国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之际，如果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来领导人民革命，就可以首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入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积极发展生产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生产力，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是消灭阶级差别的人民代议制政治程序，不是“官本位”的政党把整个社会划分成为官僚集团与老百姓二元格局，不是让执政党由国家财政供养。
对此，至少我们应该强调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同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这就使得政策意涵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和拓展，但是政策价值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应该是一致和连续的。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取得的实效也证明，我们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已经有了新的问题，政党逐步不要国家财政供养应该是无容置疑的大方向，政府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就必须是来自民间的人员批量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国家的政策功能实际上更加具有了相当强韧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种可持续的政策功能，不仅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一种稳健、合理、理性的氛围中发展，也有利于我们的政策涵意更加注重和谐美好的意义、重视扶持关爱的价值、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与综合进步。这就是人民直接选举政务官僚首长的体制，是事务官吏逐年批量退出政府的同时批量招收新生力量的经常化新陈代谢，离开官场当即停止政府对一切离任官吏的供养。砸烂包括执政党官僚在内的一切人员铁饭碗，这是中国执政党政策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必须条件。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求全责备以扼杀一种政治制度，一贯承认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言论和政治事物。例如选举制度产生了希特勒政府，制造了二战惨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民主选举。当代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但是人类坚信资本主义应该完全代替封建主义。奴隶制血腥地剥削压迫劳动者，但是它要比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更加先进。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秦始皇横征暴敛，直至今天我们都在批判它过分残暴，但是它要比奴隶制和春秋战国是一种进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但是中国今天需要资本家开办企业，增加就业，承认它要比封建主义的计划经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更好更加先进。因为，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特色，要比当代中国企业资本主义管理制度落后，需要改革。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赞赏过军事化暴力革命是共产主义属性，恰恰相反的是明确要消亡暴力政治，发展生产力。判断共产主义是否科学的标准在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不是暴力至上。列宁主义就旗帜鲜明的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不是暴力，之所以要使用暴力革命手段仅仅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社会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出路在于消灭阶级及其必须的暴力化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认为选举制度肯定要比封建主义官本位先进，至少官本位的变相世袭“官二代”是一种政治腐败。“官本位”体制的实质就是封建主义特权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化政治社会格局。这种情况下，凡是特权化的政党就是封建主义政党，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更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即使有千百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研究专家能够证明“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能够让共产党‘官本位’体制及其中央集权制度万寿无疆”，人类历史仍然要淘汰“官本位”的社会主义冒牌货，要埋葬标签上面大书特书“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这种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万岁皇帝党”梦想，是要证明封建主义“官本位”特权能够否定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原理，是要证明选举制度属于资本主义专利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崇人民选举制度，是要故意遮掩国有企业垄断性经济利益的根源在于它供养着政治暴力的垄断性，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必然产生不受约束的权力，进一步形成政治腐败，使得权钱交易成为强势集团而丧失民心，从而必然导致暴力政治制度的灭亡。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原因在于政治垄断性迫切需要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权力垄断性，这种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要巧取豪夺经济利益，势必制造经济垄断集团的特权利益，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让我们明确“官本位”的垄断性政治体制即使眼前利益与优势多么巨大，面对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工业化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必须要消亡垄断性政治经济的刚性取向，必须消灭中央集权制度。为此，要求我们看到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务必需要中国执政党坚定不移的走出“官本位”的政党体制窠臼，坚定不移的放弃中央集权制度，因势利导实行人民选举制度来做到官僚逐年批量退出官场，完全让一切政党社团回归民间社会，永远以民为本，建立“民本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官本位的中国政府以权力强势操作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官场潜规则颠覆市场经济，政绩工程违背客观规律，例如2011年中国实体经济以出口导向型定位的制造业面对国际贸易萎缩遭受空前打击，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率成为负值-5.8%，重振加工业雄风的任重道远，中央政府却转移视线大力倡导发展文化产业，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去务实救济实体经济，反而乘机圈地搞开发区，增加房地产投资，上马一系列楼堂馆所奢侈项目，务虚讲排场以装潢门面搜刮民财。还要打着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旗号说告别“GDP崇拜”模式的经济增长。其实，现实的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观，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也不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而是取决于企业化生产力的制度结构及其所决定的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例如国有企业官本位体制的垄断性，就以强盗逻辑粉粹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注定了中国经济的政府资本主义是官僚权力扭曲资本市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垄断性来源于执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性，经济规律被政治化操盘手玩弄于股掌之间，政绩导向支配经济发展方向的增长模式显然荒诞不经，怎么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怎么能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怎么能从政府“投资驱动型”转化为人民群众消费驱动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官本位的政治经济理念，必然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经济口号之下肆无忌惮，酝酿产生荒唐的政府行为，导致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不仅仅是毛泽东时代“大炼钢铁”毁坏大片森林植被作为燃料，放卫星的粮食亩产30万斤却饿死人四千万，更重要的是在2000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大兴土木，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膨胀化的水泥森林铺天盖地，产生巨大的水源消耗，更有疯狂的文山会海召集来更加癫狂的人山人海，造成大面积的城市地面沉降，2012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等中国所有的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高楼大厦地基裂缝，国务院2012年2月20日审议批复了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等十个中央部委联合编制的《2011年——2020年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划》，指出中国有50个城市将会由于地面沉降而消失，损失的财富与文明遗产数量和质量之巨大足以令人谈虎色变。例如中国的经济首都“上海”如果不是半个多世纪的拼命“控制沉降”，早就在1999年便“下海”了。同时还有超过50个城市遭受严重的地面沉降灾害威胁，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等20多个省市区。中国地质监测研究院副院长张作辰高级工程师说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的地面沉降深度大于200毫米的分别接近1万平方公里、6.2万平方公里、7000平方公里，其中沧州市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面平均沉降了2.4米，上海市七八千座高层建筑表演着“楼升地降”的步步惊心闹剧，平均每天建起来一座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很多十年前的楼房一二层已经变成地下室。更有甚者，矿产资源的粗放型开采滥挖，在陕西省、山西省、内蒙古和东北老矿区造成局部地震，引起地面塌陷沉降。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长关凤峻强调各省市单纯的“控制沉降”已经力不从心，缺乏效果，何况地下水是没有行政区划的，必须打破现有的体制局限性，展开系统工程操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能够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城市化收获在瞬间化为乌有。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调查研究的资料表明，如果不能进行生态承载力的实用性调控，中国城市化成就非凡的长江三角洲，在2050年就会变成海洋的延伸，被淹没在水面以下。由此可见，大自然的承载力，远远没有中国官僚集团利欲熏心的冲动力量大，这是遭受天谴的报应。
二，政治腐败首先是官场潜规则架空法律而非个人贪污受贿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分别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两大视域，2011年学术界又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发展成为理论热点之一，这是中国改革发展理论研究的必然进取逻辑。一方面，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何谓“中国问题”？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存的所有问题是否都可称得上“中国问题”？这不是用简单的经验直观的方法所能说明的，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以深刻的观照和分析，以达到对其全面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不是传统的体系哲学，而是实践哲学，其生命力和活力就来自于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用于分析和回答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价值、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通过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是2011年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学术关注点。2011年度，围绕这一议题刊发的学术论文近百篇，表明了学界对此议题的重视。相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着眼中国社会现实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范式转化问题，注重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究竟是处于何种历史阶段？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什么样的转型状态？第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审察。学者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视中国问题，尤其要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幸福问题、文化健康问题等，都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予以合理解读，从而为中国建设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第三，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公平、公正问题。由于30多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最突出、最重要的“中国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以应对和求解中国的现实公平公正问题，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精神。总体来看，随着实践层面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日趋关注，哲学理论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也将日趋深化，其中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敏感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与反腐倡廉、廉政建设，引发的批评声音是最显著的。
当然，中国需要批评，但新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讲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对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说：“批评希望具有建设性，具有责任感，希望批评者能够理解自己所批评的那些现象，批评者也要有科学理性的头脑，应该适度，要有底线，不能无限上纲，无限扩大。媒体说出来的一件腐败案件确有其事，但是如果媒体上只说这种事，以偏概全，就会让人民疑问什么叫做全社会的真实？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还是一个整体的真实？这些的的确确都是中国媒体和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要考虑到的问题。”（凤凰网 2011年12月28日《苏联解体教训》）既然是科学，哪里有什么“要有底线，不能无限上纲”可言吗？这无非是设定禁区，故意限制社会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坚信，至少中国拿出经济发展的“成绩单”是真实的，中国风头一时无人能比，《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29日全面报道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10年来增长近13倍，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全球经济一片肃杀，中国个人或家庭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豪却飞跃至146人，专家说明年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挣钱而改善。今年美国盖洛普在中国民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一些忙完挣钱的中国人环顾四周，开始追问：为什么竟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丢了良心？名牌牛奶中出现致癌物；地沟油上餐桌；有农民把 “瘦肉精猪”卖给全国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医生“推销”检查、手术和高价药；医患矛盾频发，有病人挥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医生……“良心”或道德之辞，以前只用来拷问市场中的“部分无良奸商”，现在却因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引发了难以回避的公共焦虑——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永远不能避免病痛、变故和老去。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光鲜，很多人却回味起多年前的“朴素心境”：那个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里，为什么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线？（《中国青年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9日“部分从业者失去良心底线致公众面临道德焦虑”）如果再加上中国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遍地开花为代表的“三公消费”天文数字腐败新形象，中国老百姓应该如何看待社会和谐与现实发展呢？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包括官僚集团在内的职业伦理的滑坡吗？这些表面上的现象已经透视出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2012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嘴上腐败’应尽早入罪”写道：“几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仍未见好转。因为，我国不仅有着庞大的行政机构，还有着令世人瞠目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这种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与“土地财政”及其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官场潜规则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体制关联，酝酿形成特权利益集团，扭曲中国的改革发展。但是，不能因此来否定中国政府特别是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中国需要批评，但新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讲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对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说：“批评希望具有建设性，具有责任感，希望批评者能够理解自己所批评的那些现象，批评者也要有科学理性的头脑，应该适度，要有底线，不能无限上纲，无限扩大。媒体说出来的一件腐败案件确有其事，但是如果媒体上只说这种事，以偏概全，就会让人民疑问什么叫做全社会的真实？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还是一个整体的真实？这些的的确确都是中国媒体和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要考虑到的问题。”（凤凰网 2011年12月28日《苏联解体教训》）既然是科学，哪里有什么“要有底线，不能无限上纲”可言吗？这无非是设定禁区，故意限制社会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坚信，至少中国拿出经济发展的“成绩单”是真实的，中国风头一时无人能比，《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29日全面报道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10年来增长近13倍，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全球经济一片肃杀，中国个人或家庭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豪却飞跃至146人，专家说明年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挣钱而改善。今年美国盖洛普在中国民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一些忙完挣钱的中国人环顾四周，开始追问：为什么竟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丢了良心？名牌牛奶中出现致癌物；地沟油上餐桌；有农民把 “瘦肉精猪”卖给全国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医生“推销”检查、手术和高价药；医患矛盾频发，有病人挥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医生……“良心”或道德之辞，以前只用来拷问市场中的“部分无良奸商”，现在却因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引发了难以回避的公共焦虑——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永远不能避免病痛、变故和老去。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光鲜，很多人却回味起多年前的“朴素心境”：那个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里，为什么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线？（《中国青年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9日“部分从业者失去良心底线致公众面临道德焦虑”）如果再加上中国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遍地开花为代表的“三公消费”天文数字腐败新形象，中国老百姓应该如何看待社会和谐与现实发展呢？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包括官僚集团在内的职业伦理的滑坡吗？这些表面上的现象已经透视出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2012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嘴上腐败’应尽早入罪”写道：“几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仍未见好转。因为，我国不仅有着庞大的行政机构，还有着令世人瞠目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这种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与“土地财政”及其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官场潜规则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体制关联，酝酿形成特权利益集团，扭曲中国的改革发展。但是，不能因此来否定中国政府特别是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人心惶惶是来自于官僚集团的子女纷纷移民国外，高官厚禄者对于中国失去了信心，认为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未来放在中国是不安全的，应该把妻子儿女都放到国外，自己从官场捞钱也不会由于在国内消费而露出来马脚，铁道部的一群贪官污吏就有张曙光等等“裸官”引人深思。人所共知，儿女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寄托，安排儿女的发展路线，体现了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价值观。把儿女放到国外，必然是官僚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一意想着国外的世事如棋，操心着海外动态对于儿女的影响。2012年2月21日《京华时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中国法制蓝皮书》指出：“根据调查，近40%的中国公职人员认可或者赞同当裸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于裸官现象越是宽容，中国老百姓最不宽容裸官。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有外国的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认可‘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厚禄者的比例最低。”全世界公认的是，裸官现象对于国家利益具有潜在危害性，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必将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更不利于廉政建设。当然，中国高官厚禄者的子女在海外留学比例已经是世界第一，理由是中国的大学质量太低，为了保障子女的良好教育务必出国，在国外获得永久居留权也就是儿大不由爷了。这显然是中国的官僚集团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就需要嫌贫爱富出卖祖国利益，让儿女离开中国。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大学在官本位体制下越来越不像大学，更象是官府衙门名利场，用山东省姜太大明省长2012年2月20日在山东省政协会议参加科技界联组讨论时话的说：“中国现在是房地产商人办大学，教育部要求公办大学急剧扩张以扩大招生，一个大学就常常要圈地几千亩，资金全靠政府牵线搭桥的国家商业银行贷款，现在大学校长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白毛女》里面老长工杨白劳一样，哪里有心思办大学？”中国的大学肯定质量上不去，山东省政府的资料显示，全省78所公办大学的银行贷款199.3亿，政府给予配套的化解债务方式是财政拨款从每一个大学生9500元人头费，上升为1.2万元，总共能够减少120亿。这在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腐败，让中国的高等院校成为变相的房地产商人，引致国有企业狮子大张口地炒作房地产。2012年2月21日《新京报》文章《中石油公司“团购商品房”成为“最大炒房团”》披露“中石油‘团购门’事件近日再掀波澜，与每平方米8000元的团购买入价相比，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星城的这批团购房，如今的销售价已经飙升4倍，每平方米3万5千元左右的价格让90平方米的住宅倒买倒卖净利润至少190万元。”这种拿着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和国家资金，为管理人员买卖干部住宅楼，由于倒买倒卖牟取暴利，毫无疑问的是一种贪污腐败行为，却得不到中国法律的追究。难怪中国的高干子弟要背井离乡，投靠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自己。
针对官僚腐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12月15日发表文章“多党制下的政治性腐败”说不知何种原因，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民主”可以治疗腐败。但在印度尼西亚调研时，一位来自一家重要智库的专家说道：“过去（指苏哈托统治时期）的贪污是在桌子底下，而现在（即实现民主化的时期）的贪污是把桌子一起‘吃’掉了。”国际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多党制条件下党派之间的竞争有利于遏制腐败。但印尼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党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遏制腐败机制，反倒是结成了腐败的分赃同盟。经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的调研，我们逐步对于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对概念：行政性腐败和政治性腐败。所谓行政性腐败，是指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其他公共资源为个人及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等等。行政性腐败在东亚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普遍实行的所谓军队警察暴力集团支撑的“威权体制”下有较多发生，且在公众中产生深刻印象和强烈反感。一方面，由于一元化政党的威权体制下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拥有垄断性的较多公共资源分配和管理职能，为利用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发生提供了较多客观条件。这一阶段，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社会差距迅速加大，掌握公共资源与权力的公务人员中心理失衡现象普遍发生，这是造成威权体制下行政性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性腐败大多发生于公务人员，常见于政府官员与企业和居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因此易于为社会感知，造成的社会印象特别深刻，引发的社会反感亦十分强烈。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进入政治转型时期，一个个威权体制瓦解，代之以多元政治体制。人们也经常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民主化”。
在多元体制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性腐败得到了相对于威权体制下更为有效的约束和治理。这主要得益于政治生活的公开化，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的监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军队暴力集团和警察的管理，进入了法制轨道；垄断性的企业被依法改革，取缔了垄断性的特权利益机制。在韩国，十分有效的国会监察与调查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印尼、泰国在向多元体制转型过程中以及多元体制建立的初期，出现了行政性腐败进一步加剧的现象。其中重要原因是暴力集团没有得到依法治理，垄断性的企业集团成为暴力集团的伙伴，滋生了集团化的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的纠结，使整个社会进入了腐败进一步严重泛滥的时期。所谓政治性腐败，是指与政治行为有关的腐败，特别是与选举相关的政治行为所引发的腐败现象。政治性腐败主要表现是：因选举等政治需要，政治家、政党等政治精英与经济界结成的利益联盟，经济界向政治精英提供资金，政治精英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有偏好的政策、法律回报政治支持。相对于行政性腐败，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政、商两界之间，其手段大多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因与公众距离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关注，是更加隐蔽的腐败。但由于政治性腐败涉及的利益巨大，一旦严重发展并经暴露，也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泰国的“红衫军”和韩国几任总统的腐败案件调查都引发了社会震荡和冲突对立。“政治卡特尔”，就是一种在实现多元民主转型后流行于东南亚国家的十分典型的政治性腐败形式，即在政党之间形成的腐败分赃同盟。国际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多党制条件下，由于党派之间的竞争而产生的相互监督有利于遏制腐败。但印尼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在多党制条件下，政党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遏制腐败机制，反倒是结成了腐败的分赃同盟，因此导致了所谓“政治卡特尔”现象。这在实质上，就是重新建立共和制国家的问题，需要针对政党有一套制约的体制，需要充分发挥公民的个人民主，特别是取缔特权集团，消除特权体制因素。因为，行政性腐败和政治性腐败发生的“多党制”东南亚国家之类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多党制”不同之处，就是经济集团具有垄断性经营特权，没有真正的制止垄断型企业的特权生成与发展，根源是暴力集团特权化并且支配选举制度及其产生的政府命运，暴力集团与经济垄断集团之间形成了客观的联盟，在国家主权层面主宰着政治决定权。
这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的，包括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军队警察掌控国家政治主宰权底线，国有企业集团垄断性经营，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斯大林时期屠杀450万人同时迫害千万余人、勃列日涅夫时期镇压排挤知识分子数百万人而使得政党经常以肃清反革命、反腐败为政治斗争武器攻击政治对手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而同时又以政治迫害为由，将腐败问题政治化，抵御对手以反腐败为武器对己方的攻击。最终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方又会以政治妥协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结束利用反腐败名义进行的相互伤害。诚如泰国的一位知名政治家说的“在泰国不会有一个腐败案件会真正得到查处”，中国的贪官污吏也同样案件被四分五裂成为“大事化小”的“免死牌”案子，随后就是被畸轻判刑，到了监狱又受到特殊关照，很快减刑假释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之际还要获得官僚集团的关系网重新重用，成为企业顾问之类座上宾，收获腐败的长远利益。如果受到质问，就以维护执政党威信和政府统治稳定、减少民众意识当中抱怨统治集团牢骚、保障和谐社会为由，坚决制止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腐败问题的政党缘故。其实，2011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腐败蓝皮书》明确“社科院发布反腐蓝皮书，称腐败主体从个体转向集团化，腐败的表现形式发生新变化，但近六成公众对于反腐败有信心。”这是中国第一部《反腐倡廉蓝皮书》，调查研究的海量数据证明中国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权力腐败案件的集团化窝案串案比较严重，跨国境“外向型”腐败案件引人注目，高级干部子女出国留学和移民海外背后的腐败案件频发，一方面贪图享乐，钱财情妇海内外旅游购物一切消费都要，另一方面追逐资本占有，大搞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把现金红包一次性权钱交易发展成为长期合作的利益集团，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权钱交易侵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明明白白地是特权集团的“官本位”体制支撑着这种腐败现象前腐后继，形成了“官本位”的腐败普遍化机制，中国每年数以万亿计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购物、小金库滥发奖金滥开支、公车私用司空见惯，毫无疑问的是贪污浪费犯罪不受查处而成为官僚集团特权身份之象征。这是与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台湾、香港廉政建设标本体制内发生的政治腐败现象及其案件完全不同的体制类型腐败，或者说是政治体制本身注定的特权化腐败，不是仅仅缘故于个人小团体犯罪恶意的杀人放火、贪污受贿之类违法犯罪行为，而是拥有政治体制赋予的集团化特权来进行强势公开标榜故意犯罪的荣耀心理特征：我贪污腐化是因为我有权力资本，我行贿受贿是因为官场社会通行这一套，我权力腐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官场普遍现象，我的腐败犯罪是根源在于“当官都会如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就是迫使你必须腐败的一种政治体制，如果你不当贪官污吏就不合群，就会祸不单行，要祸及子孙。
这就需要我们看到中国权力腐败的体制原因，而不要仅仅把重点放在思想文化反腐败上面，大声疾呼“腐败现象的背后存在着腐朽的文化观念”，须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讲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观念，思想文化观念的腐朽问题是“软件”，相应的教育宣传都是软约束。然而政治体制的“官本位”，是刚性的社会政治规范，腐败钱财的流向总是收买上级领导或者“实权派”官吏，没有主要用来收买人民大众的选票，说明国家权力的“官本位”权力过分集中体制是导致政治腐败的硬性规定。这是只有暴力集团支撑政治统治才会出现的腐败格局，而且是一党制的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普遍化腐败现象。特别是主管经济事务的政府官僚集团成为腐败扼杀民间经济正常发展的魔鬼，经济决策引发的党政领导贪污受贿案件成为主要犯罪倾向，迫切要求从政府体制入手制止不受约束的权力。约束官府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当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不但有公民个人民主和新闻自由的依法监督，更要突出有组织的政党社团民主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多党合作制的联合政府，反腐倡廉，逐步取缔暴力集团支撑政治统治的封建主义政治体制，首先取缔垄断性的企业集团及其垄断性利益。只有经济民主化才能支撑政治民主化，民间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政治廉洁奉公的根本出路。
在这种体制性根源的政治权力腐败后面，隐藏着制度缺陷，也同样发生着制度性质的腐败，例如中国土地制度在农村土地征用及其农民拆迁安置过程当中的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利益同盟腐败普遍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制度和畸形城市化政策造就的政治腐败。如同政法委讨论决定法官检察官警官任职事务和共产党常委会组织部决定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注定了司法不能独立办案审判一样，司法腐败案件总是有党政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在支撑。这种制度性质的腐败，与体制性质的腐败区别在于是政策直接支持的腐败还是潜规则支持的腐败，也就是说制度性质的腐败是明目张胆的政绩工程所必须的，体制性质的腐败是潜规则直接支持的行为，但是还不敢公开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压迫剥削人民的活动，而是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进行权力腐败，例如公款吃喝，就与乱摊派的政府收费之腐败不同。然而，这两种腐败的共同特点是违法犯罪不会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不会断送官僚在官场的发展前途或者实际利益，一般不会砸了铁饭碗。这却是民愤极大的显性腐败，最能够让执政党丧失民心。至于能够受到法律惩处的腐败现象，都是与这种党政机关作为腐败行为主体不同的，是以个人及其小集团为主体的腐败行为，针对这种权力腐败的打击并不能消除人们面对制度性质腐败和体制性质腐败所形成的反感执政党印象，也就是说消除不了党政机关腐败群体风气形成的消极社会影响。这也是当前中国反腐败战果辉煌，却让老百姓依然怀疑共产党真心实意反腐败的原因所在，至少包括官僚在内的大多数人认为现有的反腐败政策与策略是不能解决制度性质腐败和体制性质腐败问题的。这就是说，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是只能解决个案，没有解决体制与制度造成大面积腐败的标本兼治路线问题，根本性的反腐倡廉路线图必须是针对制度缺陷和体制落后状态的，是需要重新建立政党制度和重新建立共和国体制的大是大非问题。
制度性的腐败首先表现为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之中针对农民土地产生的权钱交易腐败根源是社会主义国家现有土地所有权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突出表现了中国当代土地制度的封建主义“官本位”所有制属性，从根本上注定了中国房地产权利包括五十年商业地产、七十年住宅产权成为矛盾隐患，注定了中国的《物权法》之类民商法和民事法律成为空中楼阁而缺乏可操作性。农民应该是土地的主人，由此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官府实际上才具有土地专有权，农民个人及其家庭被所谓的土地公有制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即使邓小平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建设问题，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没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和处分权以及管理权，仅仅只有官府给予特定的受局限使用权，面对乡政府和区县政府操作的“土地财政”之房地产开发需要征用土地行为，农民很清楚的就是没有土地决定权了，实质上是没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从而使得中国当代宪法成为解决不了土地产权制度的“假、大、空”基本法和所谓的母法。这是共和国制度的致命性缺陷，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实际上是官府所有制，因为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从来没有真正界定中国这个占有土地的“集体”是一个什么样经济权力、责任、利益的法律主体？这个法律范畴的“集体”在现实社会当中是由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从农民自然人及其家庭产生出来？又是如何确定这样的“集体”在何种情况下解散以及转化成为其他经济主体？作为土地产权的主体，在现代法理学和农业的产业化实践中都要求明确无误的界定其与农民自然人之间的终极关系，可是中国宪法与法律没有针对“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进入市场的交易问题进行任何规范，更没有在“集体所有制”里面明确“集体”与“农民”个人财产权利之间进行清晰界定，尤其是中国法律又把这个“集体”说成为“农民村民委员会”之“群众组织”，却又从来没有针对“群众组织”进一步在法律上明确为“社团”还是“公司”或者政治“党派”？同样没有明确这个“群众组织”如何与农民个人及其家庭对接土地财产权？
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共产党宣传部言论以及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当中至今没有让人们看到关于反腐败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制度来实现中国发展，仅仅是为了党风廉政和保驾护航，根本不知道追究政治腐败案件背后的国家制度缺陷和执政党自身体制问题，从来没有从发展共产党的角度和发展共和国宪法的目标定位上高度认识反腐败问题。实际上，就是让中国的廉政建设处于“目标”降低成为案件发生之后的立案查办，也就是事后诸葛亮，没有预防腐败的制度研究高度。我们知道目标不明决心大的盲目性危害极大，如同一艘海船由于目标并不真正明确之时，等于在汪洋大海上流浪，无论是东南西北风，都是逆风，都能够让你翻船。由于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结构缺乏清晰的定位，共产党实际上一直是在政治流浪之中，只有邓小平明确了民主法制国家、市场经济基础和共同富裕社会这三个基本的原则之后，才算是埋头苦干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国家制度和政党体制确确实实是缺乏成熟的认知与定位，迫切需要中华儿女见仁见智来集思广益，创造社会主义事业。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理，是我们的指南针和方向盘，务必从土地产权化制度改革入手，建立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中国产权体系，才能确保中国政治彻底的清正廉洁，才能真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实事求是的说，现有的中国土地权利体系是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真正触动和改革的毛泽东时代旧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在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化、法律化规范之上，即使现在政府的“土地转让招拍挂制度”，也是狗尾续貂，腐败丛生，对于市场经济的土地产权流动性没有实质性意义，甚至是把“官本位”的土地制度赤裸裸的表现成为地方政府就是“地主”，与资本家奸商通同作弊剥削农民和房奴市民。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直至今天都在使用的中国土地制度，是以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成果为起点设计的，在当时适应了稳定革命政权的首要条件，先天不足于远离商品经济，根本不是为了有利于土地买卖而设计的土地制度。这种压根反对土地买卖和兼并的僵化状态土地制度，出于一种特定的政治需要，要求直接能够对接当时的解放战争胜利成果，针锋相对旧社会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度进行同样属于封建主义的“平均地权”土地改革，依然维护的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当然不会是适合于共和国所需要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土地商品化制度。不但新中国解放初的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领导人陈云习仲勋等人不懂得市场经济所需要土地商品化制度，而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土地商品化制度在当时中国现实状态下也不合时宜。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也不能一下子就从自然经济的农村一步到位实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土地商品化制度，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才有条件为了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中国农村的富裕和现代化，为了城市化的科学发展，来具体实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土地商品化制度，用以真正建立现代化的共和国制度。
现代政治学告诉我们，共和国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众的公民权利是共和国权利的奠基石，这种公民权利首先就是财产权及其依附的人身权利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在公民生存权等等人身权利保障方面解决了旧中国无法解决的客观困难，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至今没有真正解决好共和国制度所需要的法制化、市场化产权制度问题，首先没有解决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土地商品化制度问题。因此再造共和也是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重新建立共和国，务必从土地所有权制度着手进行再造中国当代的共和国制度体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商品化为基础的一系列产权制度规范，由此消除垄断性的企业集团包括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其对应的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经济规模化集约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及其共和国政治上层建筑支柱。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农村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和美国农村一样令人向往，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消除中国城乡二元化差异型社会的现有被动状态，解决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畸形问题，切实做到藏富于民和扩大内需，不依赖于欧美国家市场来发展中国制造业成为中国创造优势，从而不再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不怕霸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外交、政治打压，挺直腰杆在国际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抗衡美国霸权主义。
三，运用封建主义评判中国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
中国今天是遭受欧美发达国家操纵的贸易诉讼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发起一场又一场经济制裁活动的最大受害者，已经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了国际化市场经济大循环之后，成为发达国家转嫁高能耗工业及其环境污染的吸尘器垃圾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农民工之被剥削压迫对象，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压力同时承担着当今全球经济引擎50%以上的负重力，还要被美国实施战略包围和宣布为第一假想敌，利用台湾问题国际化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唆使菲律宾韩国越南日本等等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南海制造危机……中国山东省的渔船不敢再出海捕鱼而要渔业破产，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浙江省的渔船和渔民还在韩国监狱遭到非法迫害，失业的渔民说我们的共产党政府腐朽无能的连慈禧太后政府都不如，腐败软弱的清王朝政府还敢于和日本海军战斗，今天的新中国连更小的韩国都怕得要命，原因是党中央高官厚禄者的子女和存款都在欧美日本等地，只能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与鲜血……壬辰龙年春节埃及苏丹接连发生中国人被绑架事件，这仅仅是近几年绑架中国人质事件之一二，当今世界上中国的海外公司工人已经成为国际绑架的致富目标选择对象，被绑架工人的亲友同事纷纷议论中国政府及其军队不愿意果断地武装营救以震慑暴徒，只会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去大把大把的玩弄赎买，造成越来越多的绑架海外中国人事件，最有利于暴徒不去报复中国高官厚禄者在国外的子孙后代和存款。至于中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物价上涨压迫国计民生，产品质量问题更是让人气炸了肺，把最佳的优质品出口给外国人吃用，把有毒有害食品转基因食品劣质产品专门给中国人吃用，使得中国大陆父母为了孩子奶粉安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与香港人打架闹事，中国大陆孕妇跑到香港医院生孩子使得香港孕妇没有了生孩子的床位，逼迫香港行政长官发出命令把大陆孕妇赶回去，甚至中国政府在北京的体育总局下令运动员不许在社会上吃肉，原因是中国肉类食品含激素太多，容易被奥林匹克运动会兴奋剂检测出来，中国官僚公款吃喝已经带头弄出来举世瞩目的大量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富贵病，尤其是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人数和发病率成为世界第一，今日中国人身体素质堪称新的东亚病夫，中国的健康产业包括浴足按摩多涉嫌淫秽却成为坑蒙拐骗的暴利行业，官僚腐败的享受还成就了中国及其周边赌博吸贩毒产业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绝非危言耸听，至少是人口红利消失之际又面临育龄妇女生育率显著低于国际生育生理健康水平，新生儿残疾率一次又一次创造新高，少年儿童迷恋网络游戏失学与被害和卖淫偷盗抢劫等犯罪率不断上升，中小学生近视眼越来越多而且健康体检结果一年不如一年，大学生失业率越来越高却是大学本科教育专科化和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在表演着教育质量持续下降，大学数量和专家教授人数越来越多却是学术原创成果和科技创新比较于世界同行都在滑坡，中国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明显受到挤压，虚拟经济与投机资本和财产权制度缺陷严重阻碍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生产力升级换代……救国救亡图发展的中国前进出路只能是改革，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开启的坚决彻底改革开放，是科学无禁区的创新和创造性改革发展，首先就是再造政党来再造中国，达到再造共和的政治目标。
中国今天是遭受欧美发达国家操纵的贸易诉讼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发起一场又一场经济制裁活动的最大受害者，已经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了国际化市场经济大循环之后，成为发达国家转嫁高能耗工业及其环境污染的吸尘器垃圾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农民工之被剥削压迫对象，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压力同时承担着当今全球经济引擎50%以上的负重力，还要被美国实施战略包围和宣布为第一假想敌，利用台湾问题国际化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唆使菲律宾韩国越南日本等等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南海制造危机……中国山东省的渔船不敢再出海捕鱼而要渔业破产，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浙江省的渔船和渔民还在韩国监狱遭到非法迫害，失业的渔民说我们的共产党政府腐朽无能的连慈禧太后政府都不如，腐败软弱的清王朝政府还敢于和日本海军战斗，今天的新中国连更小的韩国都怕得要命，原因是党中央高官厚禄者的子女和存款都在欧美日本等地，只能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与鲜血……壬辰龙年春节埃及苏丹接连发生中国人被绑架事件，这仅仅是近几年绑架中国人质事件之一二，当今世界上中国的海外公司工人已经成为国际绑架的致富目标选择对象，被绑架工人的亲友同事纷纷议论中国政府及其军队不愿意果断地武装营救以震慑暴徒，只会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去大把大把的玩弄赎买，造成越来越多的绑架海外中国人事件，最有利于暴徒不去报复中国高官厚禄者在国外的子孙后代和存款。至于中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物价上涨压迫国计民生，产品质量问题更是让人气炸了肺，把最佳的优质品出口给外国人吃用，把有毒有害食品转基因食品劣质产品专门给中国人吃用，使得中国大陆父母为了孩子奶粉安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与香港人打架闹事，中国大陆孕妇跑到香港医院生孩子使得香港孕妇没有了生孩子的床位，逼迫香港行政长官发出命令把大陆孕妇赶回去，甚至中国政府在北京的体育总局下令运动员不许在社会上吃肉，原因是中国肉类食品含激素太多，容易被奥林匹克运动会兴奋剂检测出来，中国官僚公款吃喝已经带头弄出来举世瞩目的大量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富贵病，尤其是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人数和发病率成为世界第一，今日中国人身体素质堪称新的东亚病夫，中国的健康产业包括浴足按摩多涉嫌淫秽却成为坑蒙拐骗的暴利行业，官僚腐败的享受还成就了中国及其周边赌博吸贩毒产业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绝非危言耸听，至少是人口红利消失之际又面临育龄妇女生育率显著低于国际生育生理健康水平，新生儿残疾率一次又一次创造新高，少年儿童迷恋网络游戏失学与被害和卖淫偷盗抢劫等犯罪率不断上升，中小学生近视眼越来越多而且健康体检结果一年不如一年，大学生失业率越来越高却是大学本科教育专科化和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在表演着教育质量持续下降，大学数量和专家教授人数越来越多却是学术原创成果和科技创新比较于世界同行都在滑坡，中国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明显受到挤压，虚拟经济与投机资本和财产权制度缺陷严重阻碍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生产力升级换代……救国救亡图发展的中国前进出路只能是改革，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开启的坚决彻底改革开放，是科学无禁区的创新和创造性改革发展，首先就是再造政党来再造中国，达到再造共和的政治目标。
2011年12月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期间省人大代表钟课枝发言建议媒体少报道官僚腐败案件，说今天这个书记腐败，明天那个市长被情妇举报贪污受贿，证明我们的机制出问题了，就象我们的食品不安全一样，我不想听到和看到这种揭露，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人大代表显然是不合格的，连人民的知情权都想放弃，自欺欺人，怎么能够被选举成为省人大代表呢？说明省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有猫腻，应该立即矫正，罢免这样的省人大代表，追根溯源查处人民代表选举的漏洞。无独有偶，与这种草根人大代表相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对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说前苏联的知识分子批判共产党政治腐败严重，指责共产党屠杀了上千万人，结果把祖国批评倒下了。这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学者在美国欧洲报刊媒体上面公开揭露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丑闻和政策错误的图文资料要比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出来上万倍，原因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新闻封锁，国内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歌功颂德的万岁声中走向灭亡的。前苏联学者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受到限制和迫害，只有文学家以小说《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之类作品在国外发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讳疾忌医，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病症究竟是什么？当然更不知道对症下药，只能是病入膏肓，一命呜呼。恰恰相反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片批判声音之中发展起来，它们能够有胸怀容纳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承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挑战，对比之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却如同患上了艾滋病一样缺乏免疫力，掩耳盗铃的大搞“官本位”粉饰太平，以封建主义的皇帝党来编造民主谎言千方百计欺世盗名，这种政治艾滋病就是专制政治注定了嫉贤妒能，让不学无术的政治投机分子冒充专家教授来糊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哈巴狗类型的吹鼓手以学术权威自居而把社会科学论文说成为必须句句都是真理，从来不承认真理是辩论出来的而非“官本位”特权产生的。这是地主阶级愚民政策的一种必然性，被起源于落后国家封建主义社会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全盘继承，并且冒充社会主义招牌加以发扬光大，在说尽了假话的骗局当中亡党亡国。
其实在苏联解体前夕的国内批评言论，远远没有今天俄罗斯国内批评言论更多更激烈，甚至抗议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行为远远没有今天反对俄罗斯政治领袖普京的游行示威更多更激烈，但是前苏联政权非常脆弱，今天的俄罗斯却政治坚强。这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力取决于自身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形成的免疫力，决不是知识分子批评就能毁灭国家政治生存能力。作为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学者应该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观念，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鼓吹批评言论能够毁灭政治体制。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才是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思想根源，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一直在事实上坚信“高官厚禄特权人物作为英雄创造历史主宰国家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也是这种观点，他公开对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说前苏联解体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作为，而不是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运用封建主义统治体系压迫人民，失去民心而必然灭亡。须知戈尔巴乔夫和当时批评前苏联的学者大多数至今还健在，还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政治能量被中国权威学者房宁教授等人夸大到能够毁灭具有百年政党历史和七十多年建国历史的前苏联共产党及其国家，却解释不了戈尔巴乔夫等人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竭尽全力进行社会活动，包括普京在内都力图恢复前苏联疆域，为什么收效甚微而显得他们力量太弱小？特别是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极力反对新生的俄罗斯政权及其叶利钦领导集团，但是毫无作用。甚至直到今日，戈尔巴乔夫还在反对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政权，依然无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宁教授回答不了戈尔巴乔夫一伙人的能量怎么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实际上，新生的俄罗斯政权代表着资本主义，必然战胜代表着封建主义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前苏联东欧是冒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公有制事实上是“官僚集团所有制”，完全属于超经济强制类型的封建主义财产所有制，垄断经济命脉却缺乏科技先进性，不是市场经济的产权所有制，更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与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以及幸福感之间没有良性关系；所谓的共产党如同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党，诛锄异己，惨无人道，是地地道道的皇帝党，代表着封建主义的政治垄断性专制。
前苏联把军队和警察摆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武装到牙齿的克格勃特务政治格局如同中国军阀袁世凯一样必然灭亡。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宁教授说前苏联的统治集团精英群体没有自觉起来力挽狂澜，制止前苏联解体，使得后来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政治势力，表明前苏联的统治集团精英群体自我意识很模糊。这是出于对“一个腐败的政治群体肯定不能形成统一意志”很无知，更是对于“腐败执政党精英是伪精英”缺乏认识。这种“官本位”的精英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分赃团伙，各自为政打小算盘，脱离人民大众，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木，甚至与人民为敌，彻底成为官场的寄生虫，经不起大风大浪。由他们形成勾心斗角的前苏联官场，已经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当然没有凝聚力，如同行尸走肉，怎么能够团结一致挽救危局呢？这些鼠目寸光的贪官污吏自己就是前苏联腐朽政治的制造者，更没有自知之明，判断不了形势，甚至不明白究竟应该如何把前苏联解体危险带到哪一个方向，作为没有远见卓识的低能儿，哪里谈得上清晰的集团化自我意识？贪官污吏只有见不得人的小集团牟取暴利意识，根本就没有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舍生忘死意识。
正是由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起源于封建主义沉淀深厚的落后国家民族，封建主义皇帝制度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封建主义的垄断性政治是严禁言论自由的愚民政策，一直被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学者和政客推崇备至，一直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种依靠特权的政治制度必然腐败，必然导致国家落后，必然就要挨打，就要离心离德酝酿国家解体，就要被人民抛弃了执政党，所以封建主义特权腐败必然使得当代社会主义亡党亡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全力以赴改革了前苏联共产党的封建主义政党制度，它们的政治格局第一次落实了共和国理念，尽管一路走来坎坷曲折，但是斩关夺隘，社会活力空前增长。这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他山之石，千万不能再一次站在封建主义地主皇帝的立场上争议：中国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实际上，坚持“两个凡是”的共产党人是“皇帝党”人，是保皇派。他们运用地主观念，或者农民意识，来评判中国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这样类型的红色政权理论家更是“南霸天”意识很强烈，他们事实上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无知者无畏的根源在于拥有特权，大权独揽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立足于封建主义“皇帝党”体制而擅长于自以为是，官迷心窍，蔑视科学，崇尚暴力，思想空虚，贪财徇私一贯枉法，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吹牛不缴税，敢于歌舞升平大言不惭信口雌黄，还要有恃无恐的教训人民群众，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祸国殃民。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再一次强调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倒退到封建主义皇帝体制还要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自然而然的要被历史的车轮砸的粉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封建主义皇帝制度的彻底失败，是共和国制度的完全胜利。是历史老人对于冒牌货的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一场大规模淘汰，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进步性质活动或者说是和平革命，用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之和平方式结束了暴力至上的封建主义专制体系及其反对法制的特权机制皇帝意识。它让中国看清楚了封建主义的历史命运，再一次反思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制度的最大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党夺权，吞食国民党同盟会的革命成果，还要绞尽脑汁恢复封建主义皇帝制度，千方百计达到了袁世凯当皇帝的目标，在人民的唾骂声中被护国战争打碎皇帝梦。
孙中山先生的共和国理想在中国缺乏民族资本经济支撑的情况下，仅仅是一种标语旗号，很难摆脱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羁绊，因此蒋介石与孙中山先生的路线完全不同，他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军队来以武力统一中国，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全心全意利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实来运用驾轻就熟的封建主义专制暴力压迫人民大众，军警暴政加剧了封建主义官场的腐败使得国民经济崩溃，政治四分五裂，从来没有能够统一中国和实现民族独立自主，丢掉了在祖国大陆的统治权。偏安一隅的国民党在台湾痛定思痛，接受了美国的巨大压力，蒋经国领导集团下定决心实现了经济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现代化，第一次彻底摆脱封建主义，建立起来真正的共和体制，为台湾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台湾并没有全盘西化，它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公认贡献。这是以其中小企业为主力军形成市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彻底取代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历史性伟大进步，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依据先进生产力及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生产关系，让皇帝制度的特权政治格局一去不复返，政治上层建筑空前民主化，从而真正实现了民主造就的法制，尽管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陈水扁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但是依然能够被民主政治清算，能够让国民党在反躬自省当中接受批判而战胜民进党及其纵容的“台湾独立倾向”，保障了台湾政治的清正廉明。
表面上看来，中国台湾政治与前苏联政治没有任何可比性，至少德国统一之前的东德与西德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还要比台湾前苏联之间更有直接关联度。其实，闻名于世的“勃列日涅夫”定理早就告诉人们，东德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作为前苏联的附庸，是封建主义属性，它的经济财产所有制是官有制，执政党是暴力第一的皇帝党，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要在德国统一之后被西德资本主义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以历史唯物论揭示过的必然性。问题仅仅在于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滞后，总是穿凿附会地把共产党执政当成为判断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归属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毫无疑问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压根没有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工业化生产力水平的比重和先进程度，没有衡量执政党是否依靠国家财政供养而成为特权寄生虫？更没有衡量官僚铁饭碗与人民大众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如何？没有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的政治是否依赖于暴力来压迫统治国内人民？进一步的，是否通过党内民主化带动国家民主化前提下的法制建设？没有衡量官僚集团是否已经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级差别而成为相对固化的特权利益集团？
在市场经济及其商品经济已经被公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生产关系的大前提下，一个国家社会是否按照市场法则坚决反对垄断性经营，关系到经济制度的属性如何？如果国有企业成为垄断性经济主体，就能够断定这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没有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民主化，就不可能有共和国制度的政治民主化，更不会有脱离民主的社会主义法制。这些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注定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落后于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欧美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是足以警示当代中国这个站在封建主义社会基础上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落后国家不要自我标榜共产党代表的政党体制是最先进的，更不要自吹自擂中国的国有企业官本位垄断经营制度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特别是不要站在反对市场经济的角度炫耀自己的公有制代表着先进生产关系，不要把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灵宝玉。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统一坚不可摧。前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登峰造极，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却是顷刻瓦解，一朝覆灭。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能依靠改革进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针对封建主义坚决根除，彻底砸烂官僚铁饭碗，坚定不移的改革中央集权制度，尤其是改革相应的官本位共产党体制，在改革当中消灭官僚主义特权腐败。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对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说：“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官僚主义能改吗？腐败能改吗？”（凤凰网 2011年12月28日杨超：《苏联解体教训》）房宁教授认为中国今天的官僚主义是不可救药的，拿它没办法，只能姑息养奸，任由官僚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至于中国的改革，就是准备条件当配角，而不能直接动手术割掉官僚主义。在房宁教授的言论当中，民主是不介意权力腐败的，民主不能起到反腐败的作用。房宁教授选择的民主标本是泰国印尼的多党制及其竞选，对比中国的一党制中央集权，证明中国的垄断性政治经济要比泰国腐败民主选举更廉洁。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强大和富裕，是为了中国拥有不断创新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思想文化，并不是为了争议民主万能或者说民主法制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应中国现实的灵丹妙药，更不是要拿地域狭小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社会民主具体方式来套用到中国，而是要对照当今世界上最发达又强大的民主法制国家美国，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优势和体制强势，借鉴来发展中国，实现中国的强盛。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知道，没有万能的社会制度，民主法制只能适用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不能适用于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的垄断性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家，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中国执政党的垄断性政治格局，使得“一股独大”的中国市场和“一党独大”的中国政治即使共产党政府要比今日美国政府有钱有势，也是综合国力远远不如美国强大，生产力更没有美国先进，在世界上要受到美国的欺负。中国要赶超美国，不再遭受美国的打压而节节让步，就必须在国家制度和政党体制上面要比美国更加先进，更加具有创新发展的生命力。否则，中国的日子就不能安宁，中国的腰杆就直不起来，就不敢和美国明火执仗的统一台湾，不敢针锋相对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这种情况下，中国首先就是要彻底摆脱前苏联的皇帝党及其中央集权制度规范的官本位财产所有制对于生产力的封建主义束缚，就是要彻底消亡特权政党制度及其官僚集团铁饭碗，至少超越封建主义政治经济格局，踏踏实实发展市场经济及其民主共和国制度，廉洁奉公，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民心者得天下，万众一心改革发展中国。其中，华人圈子里面的新加坡毛里求斯，特别是中国范畴内的香港台湾，作为民主“共和”的法制政治制度及其市场经济的清正廉洁典范，值得中国就近借鉴，真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斯拉夫人种的前苏联没有的参照系，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必须珍惜，应当被中国各个政党和人民政府认真的全面透彻研究和学习。台湾香港最起码的是一面镜子，有利于我们对照检查中国大陆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残余，明白中国大陆的现行政党制度已经不是让政党沿着社团党派的主体规范来成长，而是套用官场体系来让政党成为“官本位”的特权利益集团，官僚资产阶级自己端着铁饭碗与没有铁饭碗的人民大众形成利益对立态势，不但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消亡阶级”基本原则办事，反而故意依据官场制造和扩大了官僚集团与人民群众的阶级差别及其阶级斗争。因此，需要中国共产党带头襟怀坦白的承认当前中国政党及其政治制度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要求的，是不适应市场经济反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及其垄断性执政党政府权力格局的落后上层建筑。
中国发展到今天，至少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政治制度，是共和国制度必须要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坚决反对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继续兴风作浪，更不能允许垄断性的皇帝党派继续垄断中国政治。封建主义是现代中国的头号敌人，是亡党亡国的第一危险，是阻挠中国改革发展的首要限制因子。战争状态下迫使共产党沿着军队体制来形成政党体制，暴力与自然经济相结合使得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难免受到封建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一切都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下需要共产党与时俱进改革发展自身政党体制。因为，军事化的政党中央集权制度从来都不是和平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政治制度，没有理由来刚愎自用以固步自封。所以改革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体系，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迫切需要中国的思想解放活动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破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贯性的拿“政府改革”来做“挡箭牌”之老套路局限，单刀直入共产党体制改革和整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改革，发展中国的政党政治生活，让政治上层建筑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基础的客观需要。
四，国家机构犯罪不受惩罚导致国防科技落后
中国和过去的前苏联一样是在与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竞赛，无论在意识形态标签上面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方面都是工业化及其市场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样的经济基础上面应该不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上层建筑，何况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力水平及其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还远远不如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怎么能够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超越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呢？撇开这种扯皮的政治大帽子争议，国际社会学会会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克先生组织了五百多专业人士收集研究全世界七千个城市城镇的资料，写作完成《新政治文化》一书，运用实证资料全方位的论证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政治冲突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标签对立，也不是政府管多管少的矛盾，而是等级制度对于平等主义的冲突，是共同致富的公民社会如何宪政民主支配法制？因为当代世界各个国家政治比较研究已经证据确凿的证明官府政治及其传统政党体制衰败，市民、媒体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地位急剧上升，社会政治和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合流不可阻挡，企图依靠思想崇拜来管制国家社会而形成“一神教”的统一模式遭受了灭顶之灾。面对如此的国际政治形势，西方三大政体“熔权制”、“分权制”、“监督─保障─仲裁体制”，用来比较研究中国政府的时候，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共产党的同级党委才是第一行政决策主体，使得任何夸夸其谈中国政府改革能够在共产党不发生改革的前提下进行，都无异于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一直被扭曲成为禁止谈论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创新的政府现代化孤军深入。其实，在新中国的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下，政府就是一个小媳妇，至多算是一个大管家，从来就没有决定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之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王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拿小媳妇来蒙混过关，自欺欺人，根源就是“只反贪官污吏，不敢议论皇帝。”过于霸道的政党，就没有奴才学者胆敢研究政党自身改革，这是十分正常的中国特色事理。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蓄意远离政治决策主体执政党，实质就是要阻挠政党现代化，就是认为执政党面对中国的问题只有功劳，没有责任，永远都是固步自封还要标榜永远先进，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的，违反了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更没有花费钱款约束的执政党，与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政府“三公”经费（公款吃喝、公车费用、公款消费旅游）公布于众，可是政党经费花用财政纳税人钱款的情况为什么不公示？为什么不公开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呢？众所周知，不受人民监督的政党必然滋生政治腐败，故意要让执政党腐败的人们又是什么居心呢？这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阻力所在，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和目标被一些人蓄谋已久的引入歧途，以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故意回避执政党改革问题的怪圈，迫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敢触及执政党的现代化和执政党体制改革课题，一直不能深入中国政治核心层次来揭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在哪里，客观上僵化了改革的主导思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科学无禁区的基本原则。广东省人大代表在会议上批评党政机关把五千元的电脑报价2.5万元，空调冰箱采购价格离奇的高贵。结果是格力家用电器集团只能到法院起诉广州市财政局的政府采购徇私舞弊，缺乏有效监管，腐败事件使得竞争性企业忍无可忍，但是不能追诉政党机构的责任。
现代政治学定义的政党是不能垄断国家财产和军队警察武装权力的，政党作为社团不能由纳税人的国库财政供养。政党内部的不同政治意见应该对于党员大众公开透明，以至于分成不同的派别。因此，政党不是要求党员终身制的，公民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选择，一切都依赖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硬生生为了结党营私、牟取暴利放弃个人观点，形成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那样的权势联盟来共同剥削人民大众。政党与政府之间是政治生活的表里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总是要把政府体制这个表面的东西拿出来遮掩更深刻层次的执政党问题，直接干扰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探索，直接影响工业化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肤浅于表面问题之政治策略，避重就轻而不能真正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例如中国政府管不了军队装备，这是执政党管理军队的权力。中国核武器是战略性的装备问题，战术性的装备是每一天都会发生的常规战争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其中空军成为第一机动性打击主力军，陆军作战也必须以空军的制空权为保障条件之一，海军要形成航空母舰为主导的空中优势才能打赢海上战争，所以战斗机的科学技术水平至关重要，是执政党决定的事情。现在中国的战斗机不仅仅落后于包围中国的欧美发达国家，落后于日本以及配备欧美战斗机的韩国台湾等等，而且在制造技术上落后于印度从法国引进改造的“阵风”战斗机，因为中国现役的歼─10和歼─11仍然采用第三代战斗机标准的多普勒雷达，电子设备水平与欧美战斗机配置差距很大，而印度的“阵风”战斗机采用了更为先进的RBE─2无源相控阵雷达，并且已经开始了印度版本的“阵风”战斗机配置有源相控阵雷达，完全属于第四代水平。中国现有的战斗机当中，只有歼─10B采用了相控阵雷达，是否为有源体制？尚存疑虑。雷达性能的差距，必将在超视距作战方面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歼─10和歼─11都存在先天性缺陷，即使经过改进也无法克服。这当中，歼─10的问题是导弹挂载数量太少了，除去两个副油箱之外，机翼下面仅仅剩下四个挂架，机腹下方挂架空间太小，只能挂载炸弹和电子吊舱，严重限制了战斗力的发挥。歼─11的主要问题是总体设计过时，机动性和隐身性能难以继续提高。能量机动理论时代诞生的苏─27，空战格斗当中不敌瞬盘性能出色的歼─10，而印度的“阵风”战斗机和中国歼─10的设计思想如出一辙，却雷达性能更胜一筹。歼─11胜过歼─10但毕竟是苏─27的改进型，始终解决不好隐身问题，至少很难达到印度的“阵风”战斗机0.3到0.5的RCS隐身性能数值。中国面前最先进的歼─10B战斗机在机动性、隐身性能、雷达配置、导弹优势各方面，都与印度的“阵风”战斗机有比较大的差距。
美国针对中国军队的科技配置说过“中国是没牙的老虎”，中国政府的富有是“肥猪经济类型”而经不起战争的折腾，这种肥猪经济支撑的必然是侏儒政治或者更好一些的犬儒政治，不会容忍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来研究发明先进的武器。即使歼─20 也没有中国制造的先进发动机，中国战斗机的发动机是科技瓶颈。中国制造的“太行”发动机一直存在可靠性问题没有解决，需要进口AL─31系列发动机，作为动力，也就是说中国战斗机没有“中国心脏”。印度已经使用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是M88发动机，性能出色，空战推重比达到1.1（机内满油，四枚导弹的情况下），而印度版本的“阵风”战斗机还要改装推力更大的M88─3发动机。中国的歼─10和歼─11如果要真正超过印度版本的“阵风”战斗机，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改革使用矢量推力发动机，问题是中国没有支持这方面的专家研究和制造。当然，在隐身性能、机动性能、雷达性能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出色的空对空导弹还是能够有效弥补这些劣势的，然而中国没有这种优势，反倒是印度版本的“阵风”战斗机在空对空导弹方面更有优势。当前在印度现役的“阵风”战斗机，空对空导弹可以使用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流星”系列导弹，空对地导弹可以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风暴之影”系列导弹，而且挂架多达14个，载导弹数量9.5吨，都大大的超过了中国歼─10和歼─11战斗机。中国现有的PL─8、PL─11、PL─12空对空导弹，与欧美国家的导弹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尺寸过大，也影响了挂载数量（歼─10的正常挂载水平两个PL─12加两个PL─8导弹）。中国研究制造当中的更新型导弹仍然没有亮相，而且性能很难确保超越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流星”和“风暴之影”导弹。
中国唯一的肯定超越印度版本“阵风”战斗机的只有歼─20战斗机，可是歼─20战斗机的服役时间却要比印度装备“阵风”战斗机更晚几年。一些人说印度买不了国防现代化，忘记了中国与印度争斗的背后是西方反华排行势力气焰嚣张。超越“阵风”战斗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流星”和“风暴之影”导弹，客观上是中国超越西方反华排行势力。在这期间歼─10的改进型能够达到印度“阵风”战斗机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导弹的最新发展，才显得格外重要，只能是看中共中央的决策及其人才政策。这在实质上是中国军工企业大集团的体制改革问题，垄断性突出的军工产业一直缺乏企业竞争性活力，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军工集团没有真正实现公司化运作，更没有市场经济的活力机制，政府采购和利润盈亏在实际上是受制于卖方市场，是生产企业的科技水平决定一切，落后生产力让空军司令官也无可奈何。对比之下，研制生产出来世界上最先进战斗机和其他先进武器的企业都不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都是在竞争性机制之下不断前进的民间企业，是具有正常的市场经济生存发展环境的企业，而不是中国军工集团这样的官本位企业，完全依靠特权身份来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武器研究的高度。
这种垄断性的国有军工企业，客观上使得政府采购国防军事设备的招投标法律把关程序被荒废，中国军队的武装力量科技高度被独一无二的军工企业绑架了，中央军委别无选择。这在实质上是没有竞争性推动力来让国有军工企业以世界先进水平武器装备为可操作标准，实实在在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阻断了民间企业竞争性经济活力进入中国军工领域的通道。这种关闭大门把市场经济活力拒之千里的中国垄断性军工体系，在保密法的保护伞下面竟然让耗费巨额财政纳税人钱财的国家保密体系为落后生产力进行庇护，还要堂而皇之的标榜这是特权军工产业的政治荣耀，其实这是权贵意识的封建主义等级观念战胜了平等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体制倒退行为，客观上绑架了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的生存空间，绑架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种体制性质的落后，不仅仅是导致了中国战略战术武器的落后，而且导致了机构违法犯罪不受追究的单位腐败及其犯罪被合法化，例如军工企业之间的有限竞争，从企业领导行贿给军代表的个人受贿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发展到针对中国法律故意不立案惩罚国家军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法制缺陷，钻空子进行风险小得多的单位行贿受贿，由军工企业直接给予采购军事装备的军队单位置办福利和礼品，包括形形色色的旅游购物以及亲属子弟就业安排等等特殊利益，换取军工产品的订单，使得科技先进性成为无所谓的国防装备采购标准，单位及其部门利益绑架国家的国防安全。
依照中国现有法律制度在单位行贿受贿犯罪的定罪和立案方面的特权豁免内部规定，一个军工企业拿出来一千万利益分期付款方式的逐步与采购部门进行行贿受贿犯罪，事实上就不被立案查处。一个人行贿受贿五万就是最大犯罪，但是通过单位行贿受贿一千万的通道，使得个人获取一百万，也没有犯罪。这种逃避法律惩罚的中国法律体制性质缺陷不仅仅是法律操作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法律不能惩罚军政机关和军工企业法人，因为它们是特权机构，判决它们犯罪受到惩罚就必须撤销其编制，这种编制又是法院没有权力管辖的军国大事，必须由中央军委来决定。这种容忍集团化腐败的中国特权法律制度，是被官本位的权贵体制绑架了，促使军国企业有恃无恐的违法犯罪，军工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下属机构2012年2月8日被中国法制网文章“湖南央企伪造12个公章制造假档案”曝光，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对这一起伪造地方政府多个部门公章的行为，进行了5个月的认真调查，落实了案件的真实性。于是2011年5月18日《法治周末》以“国企私刻12个政府假公章，300职工被提前退休”为题，发表了记者刘希平的调查报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8月15日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向控告人下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是：“经审查认为伪造12个公章的行为系单位行为，不符合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控告人不服，又向公安机关提出行政复议。2011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又向控告人下达《不予立案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不立案查处、依法惩罚中国核工业集团湖南省益阳市分支机构的决定。对此，《法治周末》记者刘希平等人专门采访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相关负责人，主管中国案件处理问题的警官明确表示：“我们公安机关在初步调查后发现，伪造政府公章的行为是经过该单位集体研究决定的，但因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没有单位犯罪，所以公安机关确实不好追究责任。”这位警官坦言公安机关在侦查此案时遭遇了中国法制的障碍，益阳市公安局党委专门进行了集体研究讨论，就是这样认定的。
这个案件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中国的执政党是决定政府人事任免权的第一等级政治势力，政府是掌握司法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经费的实权派，对比之下的法院检察院是低于政府级别的一类机关，当然没有权力审判政府盘子里面的机构为刑事犯罪机构。再说，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是把国有企业摆在第一重要的本体定位，公安局是政府机关，不能限制政府的经济本位之国有企业，更不能允许警察和法官检察官针对国有企业以及政府事业单位的机构犯罪进行追究，因为这样的追究势必要追根溯源查处政府的责任？至于政党机关的单位犯罪问题，就更为敏感。党政机关在这里是赤裸裸的特权高于法律之主体，使得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处理刑事责任问题遭遇刚性制止。这是政治体制的国家基本制度症结，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的第一根源是国家政治制度规定了各种机构主体的等级化，司法机关处于第三等级，没有资格审判第一二等级的机构。这种等级化的制度在本质上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与中国宪法明确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封建主义时代只有自然人犯罪的法律观念，没有法人犯罪和社团党派组织的产生及其犯罪问题。例如法院判决希特勒纳粹党为犯罪组织，加以取缔，在封建主义法律体系当中就不能进行，更不能实现。支持这种封建主义的中国今日等级化政党、政府、立法、司法、企业等等主体制度的根本支撑点，是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因为一元化的社会才要求国家体制必须按照等级制度来保障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或者政党主体，它在客观上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法律不能审判它的机构。这种超越法律的存在物，作为母亲来生育政府、法院、国家所有制的企业和形形色色的事业单位。解决中国如此深层次的顽固封建主义桎慥，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带头针对自身的封建主义因素进行清算。否则，单位犯罪成为不受刑事处罚的特权，必将祸国殃民。
湖南省刑事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马长生教授作为这个领域的法律专家和博士生导师，针对这个案件，指出这并非公安局说的新型案件，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法律缺乏，使得单位犯罪无法可循，尤其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犯罪行为已经成为集团犯罪披上单位犯罪逃避法律制裁的法制死角，迫使全国人大面对党政机关只能以《行政诉讼法》等等进行搪塞，立法明确不能制裁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单位犯罪但可以追究策划、实施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2002年8月9日的一份批复当中针对一起公司负责人安排员工盗窃大仓库财物案件，指出单位领导层为了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至于益阳市中国核工业集团下属国有企业伪造益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政府机关12个公章这种情况，可能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和诈骗罪（诈骗安置补偿费、养老保险费），究竟应该定什么罪名？单位犯罪还没有我们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定诈骗罪，只能针对具体责任人追究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和诈骗罪（诈骗安置补偿费、养老保险费）。”于是控告人2012年2月初又向益阳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立案监督申请书》，要求检察机关对公安局不予立案的决定进行监督，益阳市检察院表示需要研究之后再给予答复。但是，检察院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这个案件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这个犯罪单位通过犯罪手段迫使工人提前退休产生了经济责任，在公检法机关不能审判单位犯罪的情况下，仅仅追究单位领导人刑事责任却让直接相关的民事诉讼被迫泡汤，老百姓的损失怎么办？这种单位犯罪引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这个今日城市拆迁的打死打死老百姓之类人命案件方面，直接有市县政府乡镇政府的责任，引起刑事附带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案件。还有，股市和保险业的单位欺诈案层出不穷，诈骗犯的案情一次又一次证明是在透支政府信用，犯罪主体是被证监会、保监会承认和支持的商业组织，如果在刑事犯罪上面故意让这种法人主体政府机构不受刑事处罚，仅仅追究单位领导人个人刑事责任，就使得老百姓的经济损失和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没有着落。于是，社会呼声极高的追究政府监管部门法律责任不无道理，仍然是由于中国法律不能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造成人民大众对于执政党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公正性产生严重怀疑，是政治公信力的丧失，迫切需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
跟踪追击案件的《法治周末》记者刘希平等人了解到控告人就是单位被迫提前退休的国家职工群体，然而这个案件的直接责任人作为犯罪分子都被中国核工业集团湖南省机构提拔了，升官发财两不误，而且实施犯罪的具体负责人之一的原纪检委书记彭卫星成为现在的这个单位一把手。中国核工业集团湖南省矿冶局面对媒体的报道，和公众舆论，仅仅以纪律处分来了结此事。这种法律漏洞虽然长期以来被中国法律界置之不顾，仍然埋没不了单位犯罪不能进入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的深刻政治病灶，迫使《公司法》承认了公司法人经济犯罪的追究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是针对国有企业“小金库”这种侵占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侵占罪行为没有办法惩罚，国有企业老板是政府，具体的有国资委行使所有权和发改委行使管理方面的监管权，法院没有权力越过政府来独立惩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更是侵占罪主体明确，由于人大、政协机构和政党、政府机构有一个编制规范确定身份，法院没有权力审判这种犯罪主体。这种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审判犯罪的直接原因，是立法机关事实上权力低于政党政府机关，立法机关不敢制定法律来惩罚政党政府部门机构犯罪行为，包括不能审判国有企业犯罪行为，导致国有企业第一个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犯罪不受惩罚的公司法人，客观上形成了中国股市里面翻江倒海圈钱的商业欺诈犯罪行为肆无忌惮局面，直接毁坏中国企业生产力的科技先进性导向。迫切需要我们呼吁政党改革带动政府改革，全面实现中国立法机关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定法律制裁政党机构犯罪和政府机关犯罪以及国有企业犯罪行为，踏踏实实实现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政党机构犯罪、审判政府机构犯罪和审判国有企业犯罪、审判国家事业单位犯罪的权力，一丝不苟的严格规范企业和党政机关必须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标准，真心实意做到江泽民突出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突出的科学发展。《人民日报》2012年2月8日刊发国务院国资委《加强中央企业有关业务管理防治“小金库”若干规定》和《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特殊资金（资产）管理的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不得用“赶工费”发福利，不得虚构会议名目而预存会议费，明明白白是拿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使得中央企业犯罪成本非常低，依然不能通过国务院法制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起草法律、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法律对于单位犯罪进行刑事处罚，授予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国家机关犯罪行为，包括审判政党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单位犯罪，保障法律底线不被击穿，为发展先进生产力保驾护航，彻底打破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特权垄断性经济组织不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准，而以投机取巧乃至违法犯罪来牟取暴利为追求目标的僵化体制窠臼。
垄断性的企业科技落后格局是源于垄断性政治权力的设计与作为酝酿形成的，中国垄断性的银行业同样蚕食了竞争性制造业的生存发展活力，使得中国企业科技水平缺乏资金支持来跨越式提高。2012年2月5日《法制日报》引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计算的数据，说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润丰厚，一个利润很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中国的银行业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仅是大幅度高于普通的制造业，而且明显高于堪称暴利的石油和烟草行业，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能够与中央银行印钞机相媲美。中国16家上市的商业银行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收入超过1.2万亿，占营业总收入的80%，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71.7%，股份制商业银行为9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80%的收入来源于老百姓存款利息与银行发出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说明中国的存款利息太低，贷款利息太高。近年来最高的存款利息是2011年至今的一年定期存款3.5%利息，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物价指数为5.4%,证明中国人在国内存款是亏本的。中央银行公布的一到三年贷款利息是6.65%，企业实际上拿到手的成本已经是10%以上利息，五年以上期限的贷款利息更是高达7.05%，企业拿到手的成本已经是至少15%利息，中小企业贷款尤其是成本更大，缺乏资金开展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压根不敢想象设备更新改造。如此坑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息政策是谁制定出来的呢？决定这种存贷款利息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银行是提出建议和负责执行工作，银监会负责监督商业银行具体操作。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银行的收费项目只有300多种，可是现在已经超过3000种了，依然没有中央机关出面查处。北京大学中国金融市场问题研究专家迈克尔·佩蒂斯教授告诫我们，说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银行业追求过分高的利润造成的，中国的金融危机并不遥远，因为中国的债权债务不见得比美国更少一些。2012年1月11日澳大利亚bigpond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经济受到债务威胁》指出中国地方政府13万亿美元债务是投入房地产为主要领域的，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有不少于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一切都与土地财政以及高速铁路建设等等不成熟的经济直接相关，没有真正运用到制造业科技进步的生产力发展上面，今后在国际贸易明显受到下降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的有效竞争力必将遭受打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乔瓦尼说，尽管中国政府性质的公共债务占其GDP的比例只有68%左右，远远低于日本的200%和欧洲的120%等数据，但是中国的无效投资不可等闲视之，公款吃喝之类政治腐败资金数以千亿计，缺口只能依赖于中国体制的滥发货币，通货膨胀必然如影随形，迫使中国的形象工程大于先进科技工业化工程。相关的党政机关高层领导扎堆公款高消费事件曝光于2012年2月5日中国腾讯网：中国三亚的凤凰机场重要客人到达记录显示，刚刚过去的中国龙年春节期间有400多位省部级高官厚禄者来到三亚度假，而这时正是三亚宰客事件沸沸扬扬的高消费巅峰，三个普通菜肴需要花费万元人民币，想一想高官厚禄者的举家高消费需要多少中国人的血汗钱？这已经不是个别官僚的贪污受贿腐败问题，而是政治决策层次的成群结队国家高级干部表现出了集团性质的腐败大聚合，是让中国民众感到国家政治支柱领域出现了阶层性质的花天酒地大搞腐败，忧国忧民的善良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理解这种政治精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政治家。
与此相关的2011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有关‘中国税负世界第二’说法不实”，批评《福布斯》的世界纳税人痛苦指数评比结果。然而在官方学者一片支持声音的同时，中国老百姓的万千微博客却对于《人民日报》的观点不予赞同，香港学者吴木銮2011年9月20日在中国大陆《新京报》发表文章“税负痛苦指数的实质是公共服务性价比”对此指出《人民日报》文章的肤浅，指出中国官方学者的缺乏学术良心，片面指责《福布斯》评价的计算不够严谨，忽视了税负的本质是对于政府职能的一种考量，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格”。仅仅咬着《福布斯》的排行榜相对商业化，没有依靠中国官方数据，反而直接利用民间调查数据，忽视了中国官方统计指标设置缺乏科学性来真实反映税负现实，使得《福布斯》显得更加贴近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反映了市场真实性和纳税人的真情实感与需求。这又突出显示了《福布斯》排行榜选择使用的标准是连续的、一致的，既然能够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地区，那么中国的税负“痛苦”程度比较高就并非无稽之谈。2008年中国审计署提交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显示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平均支出达到5.83万元，超过当年全国公务员人均收入的两倍多，还有抽查到60%的税务局办公设施超标以及小轿车购置大量违规。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末就要达到4%以上，可是直到2011年底中国财政收入节节攀高的情况下这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人民群众最敏感的医疗保障没有解决，医疗收费仍然居高不下。
的确《福布斯》的纳税人痛苦指数评比排行榜存在很大缺乏，问题是这种缺乏替代不了中国政府自身行政消耗过分巨大的缺乏，中国政府征税成本乃至整个国家管理成本都因为官僚集团高消费之类堕落行为激起民愤；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难以与之匹配，甚至是西安税务局纳税大厅的纳税官吏大声辱骂纳税人（《华商报》2011年11月6日），2011年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还有了“月饼税”（《经济参考》2011年9月3日“月饼代表谁的税？”），税务局成为典型的官老爷搜刮民财衙门，中国纳税人的“痛苦”根源明显又“痛苦”指数不能不高。这一点在2012年新年伊始公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以及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联合统计183个经济体里面企业的纳税成本，计算包括其纳税难易程度和完成报税所需要时间等的情况之后，进行评比的结果是中国大陆以63.5%的高税率被排名第161位，年缴税项目7个，年缴税耗费时间398小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77小时。在中国台湾这三个数字分别是35.6%、15和245，中国香港高居全球企业纳税最省心的地方第三名，年缴税项目3个，年缴税耗费时间80小时，年总税负率23%，并且全世界越富有的国家地区越是商业税率越低，税务管理也相对简单有效，象中国这样繁琐的税务系统在世界上一概都是酿成偷税漏税的一大主要原因，90%被调查的国家当中各种企业公司都一致认为税务管理是企业在商业运营活动方面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发票都能买卖赚钱就是一种制度性质漏洞引发的腐败现象，2011年国家审计署报告称“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的假发票被当成合法的发票获得报销，数以千万元计。”这种税务政策错误造成的形形色色严重后果，无容置疑的是中国执政党的决策失误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已经达到30%，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吴邦国委员长曾经在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讲话中说道：“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2008年的《全球投资报告》指出中国“七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十五年，由于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和相应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美元，也就是相对于一个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总投资。
由此可见，中国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决策集团的现代化问题，就是执政控制政权和政府的共产党当仁不让的自身改革发展问题。这当中的税务问题错误纠正程序是中国的政府税务局在强制性权力方面仅次于警察，中小企业不服县级税务局处理决定时，第一程序是直接向上一级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如果对于行政复议结果不满意，第二程序是必须回到县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实际上法院对于这种诉讼是必须听取县政府的意见和必须接受县级共产党委员会常委的决策，中间环节是直接管理法院人事任免权的县级政法委，行政成本之大，让中小企业不可承受。即令通过了第一审法院程序，进入第二审法院程序，上述的党政机关叠床架屋税务问题旅游还必须再来一次。尤其是法院的法定监督执法上级机构是同级人大常委会，上述所说的程序还必须在人大常委会取得过关资格。所以，中小企业宁愿忍气吞声，贿赂税务局官员，也不敢寻求法律的公正保护，从而使得中国税务执法成为一种政治黑洞。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主体只能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执政党，而且只能是中共中央的系列配套政策性决策，还要是彻底改变上述这些旧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系列政策，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还要让执政党这个制造现行旧税务体制的始作俑者来针对自身进行革命，然后针对税务局进行彻底革命，创新一种民主法制建设的税务管理体制。
中国中央电视台财经学频道评论员马光远针对2012年初期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实施结构性减税和出口退税等等“减税主义”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全国财政税务收入却实现了正增长，其中春节元旦的双节消费税贡献达到75%，相应的工商营业税增长了10.8%，在实体经济的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和居民收入的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却仅仅下降了2.9%，而个人所得税由于年终奖之类因素逆势增长了2.8%，使得即令扣除了中央政府对于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的各种因素，这样的税收增长态势和当前企业利润下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减税、外贸萎缩以及物价整体下降的基本逻辑完全不能相付。中国政府财政税务收入的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显然不在于经济的复苏，而是国家税收征管体系在搜刮民财，直接操作就是年终税务大检查活动持续到龙年春节前后。一开始是针对国有企业垄断性的集团公司节日大消费强势，进行监督，但国有企业毕竟是政府背景的官本位经济实体，国有资产占据中国财富的三分之二，这些财富就是政府的财富，国有企业大老板的政府对于税务局有制约能力，迫使税务局在实践中实际上是针对民营企业大刀阔斧进行征收税负的强制性操作。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对此批评中国政府征收税负在世界上远远高于美国欧盟，等于是杀鸡取蛋。他说美国2011年的税负只占GDP的24%，中国是35%，美国的财政赤字为零，虽然债台高筑，如果象中国政府这样征收税负就不存在美国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美国的法制不允许政府如此征收税负，对比之下中国政府征收税负的权力不受约束。在去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财政税收累计翻番10倍以上，却是在一片批评声音当中没有任何刚性约束，迫切需要有一套硬性规定来制约税务局。
五，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傀儡
2012年2月7日美国在泰国组织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等等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联合举行为期十天的13000余军人“2012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日本媒体大喊大叫这是美国“重返亚洲”，目的是要遏制中国的综合国力崛起和事实力走向强大。面对这种敲山震虎方式的间接讹诈，中国人民无所畏惧，中国关注的首先是资本外逃的暗流涌动，看空中国的首先不是“老外”，中国外流资金寻求的并不是最高额的回报（这种回报面对世界经济现实还需要在中国大陆寻找）而是避风港，利害关系在于资金外流反映了中国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中国富人加入了外国投资者的行列，要求获得更加稳固的财产权。英国渣打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王志浩说，2011年12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环比下降6%为历史最大跌幅，实际上是过去看不见的资金外流被资金大量流入掩盖了，现在的“可见性”是资本外流问题的一个重点，表明祖国大陆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在社会不同阶层矛盾激化的社会层面，而非经济层面。用美国学者史宗汉的话说，中国人的经济收入巨大差距，已经成为经济引起的政治问题，穷人不满政府，富人也不放心共产党，高官厚禄的人忙于子孙出国，随后就自己出国定居。如果中国将近20万亿美元的各级政府债务一旦出现信用危机，中国就要支撑不了统治局面，甚至如同前苏联分崩离析。这是否为耸人听闻呢？关键要看中国大局方面的经济掌控能力，这当中首先是货币掌控能力及其人民币的世界经济地位，也就是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和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是境内外资金的流动性，实质上是人民币兑换美元等主要货币的外汇交易，是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美元欧元“去杠杆化”之后如何形成人民币的国内经济杠杆坐标系？中国政府采取中央银行购买外汇的方式，来维护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也就是以外汇来定位中国的人民币。这是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现实隐患之根源，中国自身没有了人民币的定海神针，只能是由发行人民币的中央银行不断买入透过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即FDI）和海外热钱等渠道流入中国而形成的“外汇”，拿“外汇”来衡量和体现人民币的财富价值。暴露这当中致命性缺乏的问题是中央银行拿什么去购买外汇？国家公布的信息证明，中国的中央银行只有拿着储备货币（亦即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负债”一栏，并不是“外汇储备”，但却是中央银行支撑“外汇储备”的国内货币本体）来买外汇，才能跟得上不断增长的中国招商引资及其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外汇剧烈上升规模。在此，储备货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础货币，由货币发行的内部货币（目前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中央银行票据，是中央银行仅仅给予商业银行的特种货币，或者说母货币，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和中国各种商业银行之类其他存款性质公司（例如保险公司等等金融机构）的社会存款来组成。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是通过不断动用中国的基础货币进行外汇购买，好比拿中国人的骨髓、干细胞、大动脉血液去交换外国的静脉血液而输入体内，这样一来如果国际市场货币动荡，中国的金融血液就要高血压或者低血糖，甚至高血脂、高血糖，引起通货膨胀是势在必然，导致心脏病很正常，脑血栓也不能避免，艾滋病都不能完全排除。由于购买外汇而需要投放相应的基础货币，这一切对冲操作的结果，就形成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所谓的“外汇占款”栏目。这是一种制度性质的陷阱，相当于饮鸩止渴，让中国为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变成深受其害，在货币方面成为外资的附庸，足以让中国经济成为美元欧元体系的傀儡经济，必须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
我们运用已经获得时间验证的最近数据进行分析，中央银行公布的2011年10月份数据是外汇占款余额23.296万亿，大于储备货币余额21.28万亿，结合10月份81.68万亿的广义货币（M2）数据进行计算，当时的货币乘数大致介于3.7——3.8倍数之间。由此推算，中国基础货币能够创造的国内流动性规模占当时M2的比重超过了90%，而中国基础货币是以外汇占款余额明显大于储备货币余额的方式存在着，当时国内庞大的流动性主要是由外汇支撑和创造的，或者说中国的外汇占款余额已经成为支撑当时国内流动性的根本性基础。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资金抽逃必然对于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软着陆具有了重大动摇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完全开放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就会把经济命脉完全交给外国资本，就没有了国家经济主权可言。正因为如此，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峰会上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完全开放。问题在于，这仅仅是一种对于中国经济生命线的政治家敏锐洞察力，尚且没有中国经济学家针对这种致命性经济制约的游戏规则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剖析，拿出来中国政府超越欧美发达国家操纵世界经济体系现有羁绊和摆脱其人为陷阱的一系列对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货币体系依靠外汇来进行定位之体制局限性。我们看到，如果资金撤离中国的数量不断增长，沿着现有的中国货币体制就必须是中央银行不断增加买入人民币的同时增加卖出美元等等外汇，结果是导致等量的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不断减少，在货币乘数效应扩大之下，国内流动性也会趋于不断紧缩。这种收缩的结果必将是房地产、文化产业产品（例如艺术品买卖）等等资产泡沫遭遇重挫，迅速破灭泡沫的结果必将是经济失控，因为我们仅仅是需要这种泡沫逐步化解，回归合理水平，并非要疾风暴雨一般地让它们发生破产，这种外汇支配中国银根所产生的紧缩在流动性遏制层面远远大于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之类泡沫的调控，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难以软着陆，负面影响就会急剧增加。由于人民币汇率下降通道打开、中国外汇储备缩水、外汇占款连续减少、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速放缓，跨境资本流出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进一步会发生资本移民的流出情形，这对于中国的外汇占款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改革要求。
中国最近十年是一方面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发展有效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又表现为投机性资金过多引起货币贬值，相互矛盾的现象是民间经济与官本位国有大中小企业冰火两重天，根源在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进入商业银行之前是与外汇挂钩，造成中国货币基本制度的依赖于美元等等主要外汇市场，中央政府实际上被迫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型掌控权力，仅仅只能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类型的操作，被欧美发达国家认为是不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要求制裁中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进入商业银行之后，由于整个国家的官本位经济体制决定了资金供应是民间企业与国有企业双轨制，并没有按照生产力是否先进来配置资金信贷，而是按照对于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性来按照官本位利益机制进行配置，例如中石油不需要是先进生产力，却肯定是国家财政税收利润的权重股。对此，金钱的本性是追求高利润的，选择实体经济的投资，就不如进行资本投机炒作。于是中国货币变成经济的大动脉有氧血液类型资金很少，但是变成饱含二氧化碳的静脉血类型有毒血液资金很多。根本问题在于心脏功能坏了，忘记了货币是必须依据国家财富资本产权为基础的，是互为表里的生死与共利害攸关联系，而非仅仅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货币以黄金储备为本位制，现代化的国际贸易决定了货币是以国家产业资本优势竞争力质量及其存量为客观的“金本位”，是优质的工业化企业产权形成国家货币实力。如果中国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等基本财富不能具有产业化的产权一致性在市场上酝酿良好的流动性，就不存在国家货币的支持先进生产力实现产业化形成资本流动性活跃市场经济，更不能通过货币流动性来优胜劣汰保障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发展，更谈不上以此来保障国计民生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说，消除特权化企业产权，进行中国产权制度的彻底改革，才能从土地产权市场化入手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消灭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掠夺性利润生成机制，实现经济民主化。
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和党政机关大学研究院政策专家往往是不需要既看懂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透视中国经济官本位制度扼杀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产权化市场流动性根本危害，仅仅需要善于揣摩中共中央文件和高层党政领导心理状态即可成功投机取巧，连中国法制的官本位缺陷及其特权化法律机关职能分工协作都不屑一顾。但是国际资本对于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海内外媒体公认一万个中国智囊团抵不上一个美国兰德公司，中国的御用学者大多数是偏科的研究领域残疾人。2011年5月就开始了标准普尔、穆迪评级机构等等世界知名的金融咨询公司操作评判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明目张胆的唱空中国大中型企业集团，从永晖焦煤股份大幅度缩水到云南城投集团股票急剧贬值，国际金融大鳄使出来浑身解数要瓦解中国的货币基础之企业产权长城，美国政府的积极配合更是击中要害来打击中国金融体系，推出货币宽松量化政策，欧洲中央银行也接连不断的下调利率，实行实际上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直接针锋相对中国的过高利率生命线，目的就是要打垮中国的人民币金融制度，让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经济之傀儡。但是天佑中华，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波动迫使反华排行势力自顾不暇，没有能力扼杀中国的情况下，已经使得中国中央银行集中表现出来的经济体制深层次癌症病灶不容忽视，中央政府下调外汇占款，就发生资金外流及其投资移民把中国富人压到了国外，留下贫困人口或者说缺乏产业资本的活力；如果让外汇占款上升，又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民怨沸腾。2003年以来形成的外汇占款主导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体制，已经使得中央政府进退维谷，甚至进退两难，无所适从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内经济需求。国内专家的一系列建议都是围追堵截资金外流，缺乏开源节流的有效举措。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2012年2月7日说“中国经济到了墙角政府也会有办法”从2011年10月至今中国的外汇占款持续下降，近期中央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显示2011年四季度3.03万亿要比三季度的2.04万亿增加幅度接近50%，银行的表外活动大幅度增加，不规范的金融操作助长不可持续的刺激性资本投机加剧，人民币的货币贬值预期明显导致了资本外流的加剧，银行贷款更加表现出来倾向于大企业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民间中小企业步履艰难，银行体系的风险不断强化。引用温家宝总理2012年2月4日在广东省视察工作时说的话：“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当前金融改革面临着欧美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穆迪评级机构和国际金融大鳄巴菲特这类从中国股市乃至整个金融市场下手的唱空行为，仅仅干扰的是中国金融层次并且引起流通领域震荡，还没有真正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造成实质性挑战。但是，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咨文当中明确重振美国的国内制造业雄风，围绕这种产业掏空中国的政策，美国坚持在高科技领域禁锢中国，和全球化能源战略遏制中国，包括黑石公司等等产业资本抽逃事件，都表明欧美发达国家企图在经济基本面给予中国以重创。这才是真正关键的反华排行第二轮行动，如果与第一轮的金融层次打击中国经济相互迭加，产生整合性效应，在2012年度就显得情况更为严重。2012年2月7日星期二凌晨美国股市传来中国概念股大跌的消息，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博士说这是中国概念股被西方“做空中国者”的“情花毒”奸计所陷害，中国概念股本身也先天不足，十个多月来欧美经济阴谋机构算计中国产业，已经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以准确预测经济灾难著称于世的西方投资家麦加华指出：“股市熊到底和物价持续上涨充分显示，中国的经济在一年内从放缓走向解体。”以卖空美国安然集团闻名于世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吉姆·奇努思尖刻的挖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要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无效资产被过分高的评估了价格，有效产能的资本又被迫贬值，还有银行信用供给过剩与资金链断裂并存，通货膨胀与无效投资项目并重。哈佛大学年夜学经济史专家肯尼斯·罗格夫在中国春节之际说：“经济危机是中国的年夜饭，那里有一个由债务为燃料吹起来的泡沫，在未来10年内将会激发地域性经济衰退。”立场一贯居中的“股神”巴菲特也在年夜饭聚会上对中国出言不逊：“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包括工程机械、钢铁厂形成的市场就是在赌博，而且赌得很象中国式年夜饭那样滑稽，华而不实又言过其实，假冒伪劣和欺诈与霸道才是王者之道。”祸不单行，2012年2月6日还处在中国春节期间的《东方早报》说产业转型、顽疾缠身的温州爆出最新案例，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民事借贷案件诉讼程序启动，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2月3日已经被刑事拘留，诚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说的中国体制弊端迫使企业家变成赌徒，民营企业立人集团以年息50%左右的资金借款维持十几年生命力，经过多次中国经济周期性危机锻炼和宏观调控洗礼而能够苦苦支撑到今天，的的确确是中国民间经济的奇迹，但是与同样铤而走险的急剧扩张型国有企业中国铝业公司、国有商业银行仍然风光无限相比较，命运就是天壤之别。同样的融资借贷，中国官本位金融机构操纵的私募基金和浙江省本色集团老板吴英同样在集资，却是一个腰缠万贯，金碧辉煌，一个身陷囹圄，判处死刑。我们无意于为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和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鸣冤叫屈，而是痛惜中国民间产业资本的形成缺乏与国有产业资本形成一视同仁的法制保障，在不利于中国企业经济的健康生存发展同时断送了中国金融资本依照经济规律孕育企业生产力的法制信用，直接危害中国产业资本与中央银行及其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机制得以生成，使得中国无法摆脱外汇支配国内货币发行的被动怪圈。因为，中国由此不能形成民间企业掌握外汇的实力与机制，不能把外汇占款从中央银行逐步转变成为企业占款买卖外汇接力赛。
认真考察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根本不存在中央银行设置外汇占款去对接外汇的机制，它们没有外汇主导货币发行的问题，原因在于民间经济直接形成“产业资本”来买卖外汇，藏富于民，外汇储备大多数是民间企业储备。反垄断的民间经济根本没有官本位体制来绑架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外汇不能通过国内货币发行来形成国内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债务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也没有渠道暗度陈仓，政府债务只能是政治主体之政党彼此谈判解决举债问题，不能把官僚债务转变成为国内企业债务。这样一来，国内经济是一个相对法制化的健康独立的生存发展环境，唯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及其供求关系，例如劳动力价格及其供求关系对于美国制造业的重振雄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完全可以肯定美国现在根本不能与中国进行这种竞争，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大于美国（当然，能源供给方面美国明显优势大于中国。问题是美国不能拿能源卡死中国，能源不同于人力资源，它是可以多方面解决的困难）。
由此可见，解决中国外汇支配国内货币发行僵局的出路，是发展民间经济使得企业主导外汇生成过程，让民营企业储备大多数外汇，减轻国家中央银行对于外汇储备的对冲操作依赖性。这样既把中央银行的外汇生成体制改革发展成为不透支国家基本货币的良性体制，让外汇不能支配中国的货币发行，让中央政府有了不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独立自主权力，而且消灭了外汇迫使中国中央银行引发通货膨胀的隐患，又能够在法制环境创新的前提下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彻底消亡国有企业的垄断性经营，化解利益集团为了既得利益阻挠改革的内在矛盾，完全摆脱官本位体制的中国经济内在消极因素而把民间经济变成国民经济支柱。这里的突破口，就是把国有企业真正转变成为没有特权赚钱机制的与民间企业平等竞争经济体，实际上是要首先把国有企业主体股份给予共产党变成“党派产权”而让共产党带头不吃纳税人钱财，不要国家财政供养，党内民主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党产”企业带头现代化和管理科学化法制化，反对垄断机制，接受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一下子把国有企业产权进行个人化处置，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实际上，如此反而改变不了企业高层管理系统。同时，需要国有企业股份也酌情给予革命先烈后代、烈士后代等等有功人。当然大多数还是要商业化买卖转让国有企业股票所有权，以及要求制度保证国有企业员工和全体国民一样获得社会保障。这里面，砸烂现有官僚铁饭碗，也是要求和工人农民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等基本社会保障，彻底改变现在官僚特殊化保障机制引起的国有企业同样等级化保障制度。所以，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公开就容易实现，官僚公布财产情况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融资制度和民间资本生成企业化生产力的机制就能够解决非法集资问题，能够克服现在中国物价上涨来源于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对接外汇产生的恶性循环。期间，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利益分配体制必须坚决改革，省管县、市管县之类的官本位改革需要重新定位和评估。
西方势力千方百计做空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盘子太大了，国内80万亿以上的存款足以托底，中国的两大股市至少20万亿以上的价值和资本存量，特别是这两种大资本的大多数是中国政府的存款和国有控股企业资本，行政化的管制操作足以让欧美资本寡不敌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甚至走麦城表演大败局。对此，麦格理研究中心（macquarle research）的经济学家保罗·凯维(paul cavey)调查研究说：“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信贷状况，而是取决于存款，以及存款如何分布于经济之中。”他还补充道，面前中国的银行业体系里面所包含家庭和公司存款总额，已经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0%以上，是历史最高记录。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面对北京大学张维迎接受等专家学者批评官方利用行政手段处理市场经济问题是“官本位”制造了新问题，指责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倒退到了计划经济模式，抨击政策制定的行政性取向促使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不断高企，都会被中央政府的救火应急意识排斥得靠边站，理所当然的先得使用行政方式的权宜之计，然后才能谈得上经济规律的长远打算。但是，有理有据的科学剖析还是被中央政府重视的。清华大学财政与税收研究所长白重恩教授2012年1月28日的统计研究证明，国民储蓄自从2004年以来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随后五年间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储蓄提高超过了20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储蓄占GDP比重五年来提高了一倍，政府敛财冲动强化而成为投资主体，政企不分情况严重，国有企业成为这当中的特权贷款获利主体。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哈继铭分析了中央银行发布的公司长期贷款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度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数据，发现有万亿规模的差额，也就是公司已经从银行借入但是没有使用的贷款。2012年2月7日星期二《新快报》公布中石化四川省销售公司向四川省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民间中小型企业发放高利贷20亿，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贷款没有产生良性作为的负面影响不可等闲视之。中石化四川省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吴秀珍面对《新快报》记者的质问时强调这是“投资”，是利用国家给予中石化的优惠贷款进行投资赚钱。并且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又否认20亿投资，说是中石化四川省销售公司仅仅使用银行贷款和成品油销售收入进行规模化投资，“确切地讲有6个亿”，即使项目都没有开发完成而没有利润可言，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投资合同，只有借据，写明白了是利率四分钱。”一个属于中石化集团下面三级子孙公司的销售机构，就能够拿出来这么多资金放高利贷，谁敢担保中石化集团其他更大更多的公司没有这种行为？监管机构又干什么去了？中央政府的金融政策漏洞是否无容置疑的明显存在？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制度是否具有针对民间企业的歧视性设置？即使这一切问题都不能落实，上述案例也证明了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贷款故意偏向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的恶果，是扼杀民间企业的杀手锏。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博士2012年2月8日在《每日经济新闻》作为评论版面的主编，发表信息揭露温州市施晓洁以高利贷手段向社会集资8亿元，债主80%以上是公务员，官场进入市场已经是机构与个人双管齐下，争先恐后牟取暴利。此前的2012年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大力整顿金融秩序，的确行政手段很多，经济方案相对贫乏还缺少系统性标本兼治的优势。这是十分自然的正常现象，毕竟中央政府本身就是行政机关，不是经济组织，它拿出来的举措应该就是行政性的，这样才叫做中国特色的政府。否则，如果一个政府弄出来的竟然都是经济玩意，那就成了变性人，就是“四不像”，就是鸭子上了鸡的架，怎么下来呢？也就是说，没办法软着陆，只能是政治经济一齐摔倒。可是这样一来，中国的政府调控市场经济又应该怎么办呢？
六，中央政府怎么样调控中国经济？
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的政府调控经济，一直是推崇凯恩斯经济学及其发展的萨伊尔逊等等经济学，用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经验教训。其实，凡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生活过的人或者认真阅读研究西方政治经济文献的人，都知道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是官场生成市场，西方是市场生成官场，中国的政府调控市场在实际上是老娘管教儿子，西方的政府干预市场却是分家另立门户的儿子回老家调解矛盾，利害关系及其处事方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大相径庭，方枘圆凿，不具有可比性，更不能照搬套用。例如美国政府没有企业，美国生产导弹原子弹的都是民间企业，而中国政府是直接拥有国有企业的大老板；美国政府被中国称为资本家雇佣的政客，美国政治是金元政治，或者说是金钱政治，金钱货币又叫做通货，就是一种商品之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维持了亚当斯密给予它的标准名称“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坚决认定它和所有的商品一样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自由平等是欧美资本主义政府的属性，坚决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同时明确社会主义国家是暴力革命产生的，暴力集团的军事化管理体制自古以来首先要求等级化的命令制度，必须是下级服从上级，没有自由平等可言，最大的优势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集中的结果就是垄断。由此决定了中国政府是依靠暴力军事化集团的等级化命令制度来开展工作，不能使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干预经济方式。对此，很多人是反对的，原因在于中国和美国一样是政府通过银行货币来调控企业为主体的市场，中国政府已经没有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直接命令企业，更没有直接制定商品价格。这是表面形式的相同，实质上的根本不同，尽管东西方都是把银行货币当成了二传手。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起源于实体经济企业，民间实业家是发起成立银行的主力军；政府的中央银行虽然发行货币，却是必须受到国会两院的刚性约束，产生国会的议员选举是在企业家金钱操纵下的活动，肯定是代表民间企业利益的；中央银行对接的商业银行都是天生的公司结构，甚至本身就来源于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虽然经过几百年演变的商业银行已经是专业人士一手遮天，商业银行依然不能直接蚕食实体经济企业，只能制造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来针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掠夺，压根没有能够突破美国法制的刚性约束来掠夺国内民间经济。对比之下，中国的银行天生不是公司企业，更不是民间企业，而是国家机关，是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之经济代表，与民间社会是纯粹的两码事，压根不是企业化生产力的利益表现，不是市场经济的事物属性，根本就不会站在实体经济企业利益的立场上开展业务，它的行为定势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的是官僚集团利益。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被政府重点支持的工程机械行业，从2001年到2010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发展，以平均每年25.6%的高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500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4300亿元，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在此期间却一直存在两大隐患：第一是资金紧张，第二是销售手段激进带来坏账风险，说到底是中国的社会诚信危机带来商业性三角债太多。工程机械产业的投资者已经是倾向于民间化，尽管国有企业控股的背景不小，毕竟还是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为主力军。投资者在自豪于为中国机械工程事业高速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不能不悲哀的承认无法从投资收益里面寻求到安慰，行业龙头三一重工集团只能跑到海外并购当中获取资金，实际上就是产业资本逃亡到国外，不在中国积累产业化财富，等于是中国制造业的实实在在流失。机械工程行业的上游产业钢铁公司也是2012年2月3日集中表现了一年来的股市贬值，龙头企业鞍山钢铁集团爆出2011年度亏损21.51亿元的经营负面信息，2012年1月31日股市鞍钢股份带领钢铁板块连续三天下跌5.2%，使得宝钢股份的盈利被完全淹没，全中国的各地钢材市场门可罗雀，一年一度大兴土木当中风光无限的钢铁工业寒气晓袭人。2012年2月1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企业》专栏报道，中国钢材贸易重镇江苏省无锡市的一洲钢材贸易公司欠款10亿人民币，老板李国清携全家人利用中国最大传统节日春节出国旅游之际的宽松政策，逃跑到澳大利亚定居。该公司的资金链条是运用中国政府的银行信贷抵押或者质押制度，结合钢材本身的高价值、容易保存、长久不坏特征，以事先成立好的担保公司从事基金受托业务，把政府银行贷款套取回来，集中到一个池子里面，来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生意，例如建立钢材市场、发放高利贷、炒作房地产，期间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依靠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官本位优势，依靠贪官污吏来牟取暴利。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趋势已经无可置疑，并且伴随着空心化而又表面浮肿的病灶显示了规模扩张的海外融资走向，这正是美国实体经济转移到国外以后金融行业失去制造业坚实支撑而空虚化导致山崩地裂的经济危机教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过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研究论证的第一产业支撑第二产业，顺序而行的是第一二产业支撑第三产业，金融行业实际上应该属于第三产业，不能成为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空中楼阁，即使短期暴利，也终究土崩瓦解。这一点正在今日中国重演，中国制造业一片阴云密布的情况下，截止2012年2月6日中国七家上市商业银行披露2011年业绩净利润都在35%以上，与制造业亏损的黑云压城城欲摧情景截然不同，中国政府银监会同时公布信息说截止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总资产高达111。5万亿，总负债104.3万亿，明显负债率比较高。2003年中国政府银监会成立时的银行业总资产仅仅只有27.64万亿，8年时间银行业总资产增长超过4倍，从来没有亏损发生。然而银行股的股民普通投资者从2007年沪市指数7000点到2012年2月8日2130点，一直赔钱被套牢，与此情景相反的是中央政府汇金公司为代表的银行业战略投资者大股东获得了高收益。原因是中国股市对于普通投资者不给予现金分红回馈，银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大城市膨胀化扩张一样疯狂而又要满足资本充足率指标，在证券与债券市场上轮番融资再融资没完没了，根本就不能给予普通股民投资者以现金利益，只能反复套牢普通股民投资者。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利润来自于紧缺溢价和风险溢价，而非银行经营能力的提高，银行业作为服务业只有在其经营帮助制造业等等实体经济获得持续高效益的情况下得到服务费收入，才是正常的，如果银行作为储蓄户与企业之间金钱二道贩子的中介费高于制造业企业储蓄户的收入水平，就明明白白成为咄咄怪事。以中国银行业为先驱的金融业的集大成者就是股市为主要平台的证券市场，中国A股市场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当时被国际上金融研究机构和评级机构普遍评定成为频临破产的国有银行救死扶伤，为了中国的商业银行间接融资解决企业坏账贷款问题，于是形形色色的中国低效益低效率企业、官本位企业、权贵子弟企业压根不需要拥有先进生产力水平而纷纷进入，竞相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市场平台上可以不回报股票投资人，不给予股民现金分红，不支付资金利息，但是完全能够拿到源源不断的资金，名副其实的是中国老百姓财富的削骨场，最近三年来十多万亿市值灰飞烟灭，政府和金融界还丝毫没有责任可被追究，因为损失的主要是普通老百姓股民的真金白银。这种只有弱肉强食利益的剥削压迫场所，无论从商业道德、社会诚信、经济回报、法律公信力各方面而言，都是全世界唾弃的下三滥末流市场，然而从规模扩张方面来说，却是举世瞩目的第一大市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2年1月6日《金融时报》信息显示2001年6月14日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为1064家企业，总市值48740.81万亿元人民币，十年以后截止2011年12月13日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增加到2329家企业，总市值达到219942.09万亿元，为十年前的4.5倍，A股流通市值大幅度增长到167685.81万亿元，为2001年6月14日A股市场流通市值16284.55万亿元的10.29倍，全靠普通股民的流通市值在苦苦支撑，原始股和战略投资者常常是圈钱走人，一走了之。如此残酷无情的肉搏战实际上是权势者的饕餮大餐，是有钱有势的企业剥削全国老百姓的最佳平台，能够坐地发财，大手笔分金，难怪2012年2月1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信息显示，有500家企业正在积极申请排队，等待着上市圈钱。
这还仅仅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与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及其证券市场的根本性巨大差别，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脱胎于人民银行兼顾“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身份时候的国有银行，依靠官府，起家于从企业和老百姓身上剥削获得资本原始积累，根本就不会依赖于民间经济企业，其经营体制也不是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标准，经营机制的着重点也不是为了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考核体系和约束政策也没有把支撑实体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作为评估要素。与此完全相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是第一二产业的实体经济直接支配商业银行及其证券市场金融业，大多数中小型商业银行是直接围绕着中小企业展开业务活动。这方面的反对意见是说中国近十多年来乱象丛生的银行业也有来自于民营企业资本的股份制银行，例如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它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怎么能说是官本位的银行呢？问题是，第一这种商业银行改变不了中国金融业以证券市场为平台的不正当竞争格局，第二这种商业银行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汇金公司、中金公司、外汇管理局等等银行业基本格局方面无足轻重，假如现在全部关闭中国的股份制民营企业性质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依然能够运行，说明它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制度因素，更不是边际效用因素，仅仅是一种点缀。第三这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出资人民间企业没有一个是中国制造业的先进生产力集团，更不是中小企业先进生产力的集约化产物。第四这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实际上传染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浮肿病症，所有的中国民间经济商业银行与欧美发达国家那些围绕着中小企业在局部地区生存发展的小型化商业银行完全不同，在事实上已经是追求垄断性利益和投机性利益的不正常经营机构，成为地地道道的套利杠杆和商业欺诈工具，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心一意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本质。
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中国的中央银行与官府兴办的商业银行之间是实质上的父子关系，中央银行不能在政策上偏向于民间经济而打压商业银行，更不能为了民间中小企业而让商业银行破产，在商业银行与普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小企业之间的利害攸关权衡当中，中央银行的一贯性政策取向是支持商业银行，亏欠中小企业。这在欧美发达国家是不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本身就是民间企业发起兴办的，往往就是中小型企业联合创办的自己人金融机构，天生就没有和中央银行之间有共同财产，两者之间是平等的法人机构，发生纠纷的时候，完全由法院进行独立审判。而且，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没有共同的老板，中国的中央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有一个共同老板就是中央政府。民间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中国如果对于中央银行的政策不满意，可以向银监会反映，只不过银监会的职能是管理商业银行，银监会和中央银行是平起平坐的政府机关，只能是让商业银行到中央政府寻求处理中央银行的路子，可这又是跑到中央银行老爸面前诉说儿子，父子关系决定了中央银行不会支持民间股份制商业银行，只能是偏向于中央银行，原因是民间股份制商业银行与中央政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更没有利益关系。那么到法院打官司就是唯一出路了，问题是法院和中央银行有同一个大老板，那就是共产党。法院在名义上是归属于人大常委会监管，与政府并驾齐驱，实际上是执政党的政法委全权掌控，等同于政府的一个部门那种级别，由政府财政给予经费，民间股份制商业银行由此就明明白白的知道了打官司乃是自不量力，只能是表面上忍气吞声，私下里买通中央银行具体事务主管官员给予利益关照，才是最低成本的解决问题方式。这种实用有效的办法，虽然违法乱纪，却是官场的潜规则，没有更加具体的标准来判定官僚在桌面上改变金融操作是违规的，至于行贿受贿之事只要当事人双方不暴露，就不会受到惩罚。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贿赂腐败犯罪，也不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不平等、不能公开化及其公正化，而是国家制度层面使得不论贫穷富贵诸色人等，没有谁会对于丧失了法律救济底线的国家社会拥有信心。富人比较于穷人，更了解这种制度性质的官场黑幕，因而坐拥巨资的权贵阶层纷纷从中国移民到法制保障比较好的欧美发达国家，最近两年中国富人投资国外的移民及其资本转移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这是要比外国资本热钱进入中国之后又于2011年5月至今急急忙忙流出中国更加危险的事情，这是中国的民族工业那些宝贵的产业资本开始离开中国大地，是要让中国血本无归，而且把企业资本转移国外、亦即跑到海外去大呼小叫进行国际并购之后倘若投资效率低下亏损以后，还要回到中国股市圈钱，让中国老百姓给垫背充当冤大头。
如果说上述关于权贵经济政治格局是一种逻辑分析结合典型数据，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研究员批评中国金融市场背离了“信用”这个核心坐标系，片面追求利益的制度设计，就是在普遍性层面证明了上述分析。中国金融体系的信用，不是来源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商业信用体系，而是来源于中国政府信用的隐性担保，是透支中国政治信用，直接危害执政党的公信力。这种隐性担保方式的政府信用，是官本位的，不是经济性质的，所以不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支配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产业，从根本上注定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业一心一意为实体经济产业服务，反而是金融业围绕政府服务，实际上就是围绕权力打转转，滋生腐败，破坏生产力，引发通货膨胀集中表现的金融危机及其连锁反应生成经济危机。由于政府信用事实上担保着金融市场的交易，政府权力必然主导中国股市，权力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支配金融的真正硬通货。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中央银行等等政府管理金融的机构也就在实际上成为不受监管的部门，至少是没有市场经济对于它们的监督能力。金融市场在客观上失去了有效规范的约束，不是以发展实体经济生产力为标准，而是唯利是图，一切为了投机取巧的巧取豪夺。那么中国的法律对此为什么无所作为呢？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法律机构包括立法机关，都是二线单位，不是执政的一线权力机构，法律制定和司法操作是官本位的，不是经济本位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府面前是弱势，它们必须适应政府要求，把部门化的利益以及国有企业那种集团化利益给予法律化保障，这在实质上就是保障特权利益，直接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平等公正公开原则，使得中国宪法流于形式，物权法等等经济法律都成为纸上谈兵的典型。其目的是堂而皇之的维护社会稳定，是维护垄断性的强势利益。在经济上一股独大，国有企业一直成为金融业的迁就对象；在政治上，一党独大，只有有一个书记常委开口关照，金融业乱象丛生就变成为光明正大，巨额金钱利益能够让违法乱纪变成声势显赫的荣耀。
针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共产党的言行，就是呼唤司法独立，呼唤立法必须民主化，坚决制止官本位的立法和司法行为。因此，改革共产党政法委体制，改革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被作为二线权力单位的政治体制，是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七，货币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基本性质
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被中国经济学家根据欧美金融的“去杠杆化”趋势，一直希望中国政府在金融业实施“去杠杆化”改革，以解决当前金融市场的诸多困难。改革要有的放矢，中国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和欧美金融衍生品引起金融危机的类型一样呢？应该说中国金融的银行基本制度和外汇生成制度，是当前银行剥削存贷款用户和滥发货币的扼杀实体经济活力症结，并不是金融衍生品的经济链条出现问题，即使股市圈钱的要害也是诚信体制问题，不是金融衍生品链条的断裂引发危机。倘若盲目跟进西方金融波动性来进行邯郸学步类型的金融“去杠杆化”，就会压制中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优化重新组合不利，反过来干扰货币政策。中国政府是不得不通过金融系统来形成杠杆的，实现调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那些企业主体形成的市场经济。如果不把金融系统的股市和债务流动性打造成为杠杆，中国政府怎么调控企业市场？过去的计划经济不需要这种金融杠杆，因为政企不分，行政命令直接指挥公有制企业，那时没有其他的企业。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政府调控市场经济总是需要有一个抓手，才能使得经济手段的政府调控具有可操作性，这个抓手就是银行为代表的原先那些属于政府的事业单位，随后借重于银行业务发展出来的股票市场和债务发行等等杠杆来卓有成效的运用经济手段（包括利率等等），针对工厂商场之类天生的企业组织，进行经济模式而非行政方式的调控。这种中国特色社会的管理机制，清清楚楚的把整个国家经济活动建立在三个等级控制的框架之上，第一等级是中央政府，拥有财政赤字及其税收杠杆之类行政刚性手段；第二等级是银行货币和股市债券市场等等金融体系，具有经济弹性调控能力。第三等级是实体经济的企业群体组成的商业化市场，它只能接受政府税务管理，只能接受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摆布。真正的生产力集团，在中国这样一个等级化的社会里面，事实上处于最低位置，任人宰割，历来是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一样使用金融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美元欧元之类货币也被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杠杆，以至于引起全球金融危机产生连锁反应，造成全方位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实体经济，诱发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反馈加剧了金融危机，例如金融危机被恶化成为欧元面临崩溃的灰飞烟灭格局。但是，欧美发达国家没有这种等级传递的经济机制来实施政府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里面反对中国是独立模式，至少在经济上是西方经济的同一个系列。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一样得出来中国经济应该遵循欧美发展历程的规律之结论。尽管这些著名专家都反对全盘西化，始终没有对比中国与欧美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完全不同，没有指出中国的等级化经济体制及其经济体制改革，是西方今天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至少所有的专家们都没有认真比较中国政府调控经济与西方政府干预市场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经济调控平台是由政府居高临下搭建的，它的根子扎在官场，是以执政党暴力国家机器为底线的，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刚性规范。调控的支点是国家统治利益，具体表现为财政收入。支点决定了调控杠杆两边的主体分别是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商业银行证券市场，中国的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在货币发行方面拥有暗渡陈仓的通道，也就是财政债务不但发行债券国库券，而且渗透到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当中来实际冲抵。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受到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财政部及其税务局的刚性约束，利益机制是向上负责任，对于下游的实体经济企业只能摆放到第二档次及其以下的位置，所以不能以企业生产力为调控的直接标准。这种体制之下，中央银行不能直接超越商业银行购买企业债务，储备实体资本流动性，何况中国是国有企业一股独大，中央银行不能把国有企业再用国家资金购买一次，所以面对西方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抽吸中国资本之洪水猛兽，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无法进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来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金融战争受制于中国的官场生成市场根本体制，迫切需要我们痛下决心，坚定不移的改革官本位体制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
对比于中国的政府调控经济，西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平台不是中央集权制度搭建的，它是金钱政治，由市场经济的企业出钱操纵公民选举产生政府系统，不存在中国官僚集团这样一个终身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特权阶级，出面干预市场经济的中央银行实际上受制于公民选举的国会立法机关，政府的财政部在税率各方面干预的效果远远小于货币政策的干预效力，而且税率问题可以被企业进行行政诉讼，乃至宪法是审判来刚性监管。这样一来，民间企业对于政府干预的制约非常直接有效，迫使政府干预必须以企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第一要务。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中央银行在企业艰难的经济危机之际要出面购买民间企业债务，这种购买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内容之一，国家中央机构直接为企业服务，而非中国政府调控经济一次又一次造成的层层盘剥企业格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直接坦言中央银行向企业投资者保证当前的投资预期，并且为此直接改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机构，包括购买企业股票，增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一切为了企业，因为企业是整个国家之根本，如果企业完蛋了，国家就完蛋了，不存在独立于企业之外的政治。这是中国包括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都做不到的，在中国可以让所有的企业破产，也必须保障政府的存在，因为中国政府的根本是暴力国家机器，第一需要的是花费巨额资金供养军队警察之类武装力量，而非千方百计保障企业先进生产力的生成发展。中国的中央银行绝对不会购买民营企业的股票和债务，更不会为了企业而改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以及规模，也就是不会给民间经济托底，因为你不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美国为了企业利益四处奔波着杀人放火发动战争，中国为了政治标签进行没完没了的口水战。一个是饿狼式的资本家打手集团政治，一个是肥猪式的特权集团政治。一个能够全民皆兵，为了千百万民间企业的市场开发去南征北战，打出了市场来发财致富，是越来越有钱有势，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战争能力；一个只能为了特权集团利益出卖人民大众利益，打仗是为了国家政治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穷兵黩武，即使掠夺一些钱财，那也是一次性的土匪方式杀鸡取蛋，日后成为负担，使得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离心离德，死于非命。例如前苏联的对外扩张战争，从镇压匈牙利纳吉政府，到出兵阿富汗，一切武装挑衅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开发的丰厚利润，越打仗越穷困潦倒，加速了前苏联的衰败。
这当然不是共产党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中央集权制度本身不允许政府为人民服务，要求政府为皇帝或者政党特权统治服务。统治是目的，人民是苦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度本来就是封建主义君主制度的国家统治规范，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毁灭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失败于社会主义的消灭阶级实践。当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运作，没有外汇生成体制，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胡锦涛温家宝政治时代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外汇生成体制，用以对接西方的国际化货币体系，但又在中央集权制度方面严格区别于西方的外汇生成体制，事实上是“四不像”的不成熟政治经济杂交体制。中国从西方市场经济学习了很多形式化的规范，包括法律条条框框，但是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些表面化的市场游戏规则，是依赖于国家实质性产权制度的，例如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依照封建主义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模式，来拒绝资本化的土地契约制度及其生成的价格体系，农民阶级的地主土地所有权没有平等契约以及法律保障，完全取决于暴力军事化打天下集团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格局，实质上由政府拥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这样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当今中国的产权制度是无本之木，当前的企业资本贬值和股市乱象丛生，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因为土地产权制度是一切产权的坐标系，由此注定了中国企业缺乏产权法制化的保障而不能不使得资本流出，任何有钱人都知道在中国没有财产的市场化安全保障，必须捞一把钱财就赶快跑到国外去投资和移民定居，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空心化。2012年2月8日由于中国资源税改革的信息作用，资本市场的煤炭和有色金属板块股票马上止跌看涨，而且是整体大涨，被海内外媒体说成为“煤飞色舞”，原因就是矿产资源价格方面有了利好局面，说到底还是资源产品价格机制存在问题，深层次根源在于产业资本的产权价格生成体制存在根本性问题，例如没有把土地产权和矿产资源的产权作为中国企业化产权制度的基础，没有形成中国财富转化为企业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机制。这样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有的市场是缺乏市场经济产权支撑的半吊子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缺乏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弹性耐受力。这当中的要害是中央集权制度要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政府是第一大财主，皇帝必须占有财产，首先是占有土地。顺理成章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政府所有制的公有制，中央政府首先是第一大老板。政企不分，扼杀了真正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政治霸权生成的官场特权制度扼杀了平等互信的商品经济契约信用，自然而然的就扼杀了民营企业的生命力。
更为直接的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立足点是暴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尔虞我诈是神来之笔，胜利之本，所以根本就不是诚实信用。讲究诚实信用的人在战争中只能是被鱼肉的对象，等于愚不可及，愚蠢至极。然而，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恰恰相反的完全依赖于“诚实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信任你的人愿意和你做生意，现代货币那种玩意儿就是废纸一张。所以 让共产党把暴力支撑体系彻底改变成为社会信用体系，是根本性的历史进步。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信用体系，首先是形成金融货币体系。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坚信马克思《资本论》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封建社会和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完全依靠“金本位”的真金白银货币来战无不胜，“金本位”货币制度确实保障了暴力国家不需要诚实信用，一样能够发展城市化的中国式商品交换市场。可是，现代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是市场经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使用“流动性陷阱”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另一位经济学天才欧文·费雪揭示了经济体系的“债务——通缩机制”，进一步明确了货币流动性陷阱的深刻破坏性，能够让商品生产与货币供应链条断裂，经济发生危机。他们指出，“金本位”的货币价值是千秋万代不变化的，市场经济却是明明白白要求货币的价值追随产业资本的生产力发展，货币因此要有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区别，必然随着市场波动性而发生变化。这是理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关键，货币发行不再是按照国家的黄金储备数量来进行，而是按照产业资本的生产性赚钱能力来决定。此时此刻，货币利率越低越有利于人们把钱拿出来消费以避免货币贬值，也能够钱有所值，特别是促使人们花钱投资办企业赚钱，发展生产力，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可是，货币政策工具无法将货币的名义利率降低到零以下，不能变成负的。唯一出路就是让货币的实际利率无限逼近于零，这就是美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让中央银行的基金利率零水平，用以刺激美国经济，至少让已经发生危机的金融业不要完蛋。这个货币政策的最根本基础，是企业资本的产权具有法律保障的信用，所以中央银行才能够直接购买企业债券，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
中国货币制度解决不了产权制度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政府对于投资人的财产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就会使得货币的信用本质被潜移默化地蚕食掉。于是货币的调控经济手段就不灵验了，至少中国政府刺激经济以扩大内需的目标缺乏货币手段。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麦迪·格里安利在著名的“永久收入学说”里面指出：消费不是取决于当前收入，而是取决于永久收入（世世代代的收入）或者人的一生收入之预期。这种预期是以公民财产权的预期为基础标准的，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劳动工资收入预期。中国的产业资本甚至连安全性都十分担忧，怎么能够产生好的预期呢？结果自然而然的是产业资本抽逃，工厂企业倒闭，工资水平不敢奢望增长，只有官僚薪水能够依靠暴力强制性来保障增加。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效益是捆绑在高速度、高耗费、高成本之上的，如果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下降，个人家庭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开支必然缩减，反过来加剧经济放缓，这叫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副作用或者负循环，当然带来失业上升的副作用或者负循环，速度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形成又一个副作用力或者负循环，实质上是政府的信用萎缩和执政党国家政治信用萎缩的负循环效应，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丧失了这种政治信用而人心耗散，终究解体的。中国的出路，理所当然的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执政党信用支撑的政府信用和法制信用，通过政府货币发行特别是产权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一系列信用体系建设，来实现经济脱离暴力政权的羁绊，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反过来促进共和国体制的完善。
这也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现实也不允许直接套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律政治体制。欧美国家的财政债券，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管道，不同于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买卖政府财政债券解决金融危机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十多年日本运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开始至今，西方发达国家接二连三争先恐后实施这种货币政策，都效果不理想，仅仅是能够挽救金融机构不至于快速破产，具有救火队的应急作用力。在刺激投资发展实体经济方面，收效甚微。这种现象基本上符合诺贝尔奖货币理论大师蒙代尔和托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揭示的情形：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巨额的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的预期恶化，不仅不能刺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取向，反而会毁坏信用体系，严重打击消费和投资。多个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一直证明：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形成“停滞性的通货膨胀”亦即滞胀，经济增长往往一蹶不振。这就是经济学著名的“蒙代尔——托宾效应”。西方经济的这种问题，根源在于金融衍生品的虚拟经济作用制造了太多的泡沫，作为实体经济和政府债券等等之外的“金融杠杆”，已经把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等等西方模式经济体撬得翻了跟头，迫使它们开展“去杠杆化”的努力。
沉重的教训在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要针对金融进行“去杠杆化”的改革同时，竭尽全力转嫁危机，绞尽脑汁把金融危机的洪水猛兽转移给中国之类发展中国家。美国推出一轮又一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抽吸中国和欧盟的资金及其资本流入美国，解救美国危机，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却不能实施类似于量化宽松政策的救亡图存操作。欧元危机解决有道，反过来倒逼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掩护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没有统一的最大软肋，此前曾经因为这个软肋被美元势力的一连串组合拳打到了悬崖边上，现在欧洲中央银行2011年12月21日推出规模高达4890亿美元的LTRO三年期再融资，巧妙地通过欧洲千百个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LTRO本质上也是量化宽松，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方式的QE是通过美联储直接印钞买回来美国个国债，通过政府来宽松；LTRO是欧洲中央银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利率1%，商业银行再去买更高收益的国债（譬如5—7%的西班牙意大利国债）进行套利操作。这样一来，就压低了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避免了危机的扩大化，效果明显。这种通过商业银行来操作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谓是一箭三雕，第一通过商业银行操作而使得借款有主，还能够使得商业银行去买高利息国债套利，三是压低了国债收益率，缓解各国债务偿息负担。
这种情况下，虽然欧洲中央银行增加了资产负债，却使得标准普尔和穆迪评级机构没办法钻空子，因为主权债务可以评级，中央银行不能被评级降级。如此做法，欧元可以再支撑半年以上，欧洲的钱再也不会流入美国了。美国试图通过收紧美元流动性而深化欧洲债务危机的目的便不可能达成。相反的是美国政府自己的资金链就难免断裂，出于自我保护，美国就要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迫使全球出现新一轮的货币滥发竞赛，中国紧缺的能源铁矿石之类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中国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等于美国把矛头从欧洲转向太平洋国家，实际上重点打击的就是中国这样的金融体系官本位经济体，因为中国这种体制不能通过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抗衡欧美发达国家。
2012年2月10日新华社报道英国中央银行宣布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全部祭起了“量化宽松”的法宝，全球经济的金融形势急转直下，波谲云诡，已经完全作废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经济政策有效性和中央银行2011年多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对策。难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2月6日发布《中国经济展望》认为财政刺激手段对于中国经济十分重要，希望中国启动适当的财政赤字政策，通过财政预算方式支持减税操作，鼓励消费和生成及其投资，用以缓解中国的金融调控手段在欧美金融政策打压之下山穷水尽的被动局面，刺激增加货币供应量及其投资，制止资金越来越大的流出中国，避免中国经济崩溃。对此，中国《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叶檀博士坚决反对说80万亿元存款证明在中国不差钱，采取这种刺激政策会掩盖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使得中国经济马上面临投资收益率低和无效投资增加的高风险。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欧盟、日本，还是中国，债务聚集在政府手里，民间社会的个人和企业手握巨量资金，担心货币贬值又对于政府失去信心而不敢投资和消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分析世界金融形势，在2012年1月5日中国《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采访文章中论证美国的经济现状，好于中国，第三是欧洲，日本等等经济形势堪忧。他说美国政府是全世界征税最少的政府，政府加税的空间很大。对比之下，中国是全世界税收最重的国家政府，民营企业一直是受到压制性的经济歧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脱离了市场经济轨道，经济过分集中到了政府手里，缺乏活力。事实上，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总是把利益留给自己，留给国有企业，把风险抛给老百姓和中小企业，生育抚养了低效率、缺乏先进科技生产力的大规模公司中石油、中石化这种最稳定、最赚钱能源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却在世界上没有石油定价权，更没有解决中国能源的安全问题，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安全根本就没有保障，这是我们制造业大国的安全噩梦。在这种世风日下的传染病蔓延环境里面，民营企业也纷纷造假欺诈中国老百姓和中小规模投资人，2012年2月9日《每日经济新闻》发表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文章《冠华股份未上升先“吃”中小投资者》指出这一家民营企业大搞利益输送，七大姑八大姨等等裙带关系利益链条中的人接二连三突击入股，瓜分股市利益。在过去清理过程中，高价卖低价买，猫腻太多。资产折价与股权相互持有，违规操作。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上海市地方政府的文件支持，而且这种情况在环洲公司上市、徐家汇商业股份上市、上海银行上市等等事件当中一再发生，政府信用成为企业诈骗股民的王牌。这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悲哀，这种情况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要让中央银行购买企业债券和企业股票，中央银行敢买卖吗？诚实信用，在今日中国成为一种笨蛋的代名词，当务之急就是彻底改革求生存，然后才敢奢望中国的发展。
如此缺失诚实信用，中国的货币政策想要调控经济促使人们消费和投资于企业，唯一的路子只能是降低利率。但是即令实施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包括三年来中国存款的负利率效果，也无法做到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三个利好：一是资产配置效应，中央银行调整资产结构来促使企业投资者重新调整产业的资产配置，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利好目标。二是预期效应或者说告示效应，市场的企业主体看到中央银行大量买入资产，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景气的恢复产生期待，有利于消费和投资增长。三是时间轴效应，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长期利率等于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加上风险溢价，中央银行承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证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将能够降低当前的长期利率，从而达到提高资产价格、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因此，时间轴效应可以被理解成为“提前借用”了将来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正是这些优势，使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力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他的观点得到克鲁格曼等人获得诺贝尔奖理论的权威支持。伯南克还认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导致的低利率具有财政扩张的效应，低利率可以减少未来的财政支出，也就是减少税负。此外，还有一个隐含的重要效应，是避免通货紧缩预期，甚至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在大量注入流动性之后，人们必将可能预期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因而避免把消费、投资等等选择性支出延迟退后。这当中，通货膨胀预期必将降低实际利率，迫使人们消费，解决了货币流动性陷阱，使得传统型货币政策弹尽粮绝的困境得到救赎。中国当前实际上同样是传统货币政策很难凑效，急需冲出重围，借助于损人利己的这种货币政策反戈一击欧美发达国家坑害中国的恶劣做法，保护自己，国家和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
中国政府在经济调控的战术性能力方面一直不断进步，可惜效果欠佳，没有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老大难问题，反而滋生了经济社会领域新的疑难杂症，仿佛诸葛亮在战略上根本错误的情况下连续不断的战术进攻型策略终究失败一样，根本性的政治信用缺失和官场生成市场的传导机制决定了经济诚信受到制度性排斥。2011年中国证监会走马换将，连续推出新政策，依然修复不了证券市场的诚信疮疤。 2012年2月10日新华社报道前一天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金融业八类乱象成为打击重点，要求银行业2月底之前公示“七不准”，再一次明确政府定价的刚性约束，行政化的强制如同201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促进就业计划（2011——2015年）》规定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今后四年平均每年增长13%以上（这是依据前两年的每年增长10%左右为基础评估产生的数据），给予开办企业的投资者巨大压力，迫使一些企业老板的对策诡计多端，劳动者更是担忧国家货币贬值使得工资明升暗降，何况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一片肃杀之气，全世界都一致认为制造业实体经济企业不能获得有效资金支持形成资本活力就必然酿成经济大萧条，中国的产业资本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外流他国，加剧了国内实体经济企业生产力下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提振政治信任感，让人们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为人民服务立场坚信不移，中国人创办中小企业的资金就会从80万亿元银行储蓄当中释放出来，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也必然大量增长。
执政党政治诚信与中国政府金融信用及其市场经济企业契约承诺共同构成2012年中国生产力的生死扭结，这是前所未有的警示和机遇，更是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主义政治传统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对于暴力政治忽视政治诚信力量的警钟长鸣，要求改变国家统治者总是认为暴力压迫效果直接快速显现又掌握着主动权的传统观念，不能嫌弃政治诚信力量显效缓慢又缺乏主动权，当然也不能放弃暴力政权机器的国家统一底线。政治诚信在市场经济是法律得以形成法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小农经济的封建主义基本格局里面就是弱势，所以针对落后地区继续实施暴力政治是适应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存在于社会意识的必需措施，而在国家政治大局和工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的中东部地区为了市场经济生存发展，务必进行执政党体制改革配套国家金融、产权制度彻底改革，把政府完全回归到公共事务管理领域，禁止政府开办企业，突出法律权威及其超越政党政府的社会公正权力，打造新闻自由自主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全方位维护中国的政治公信力和市场经济诚信体系。这也是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逼迫共产党改革，南海争端泛起、中东硝烟弥漫、美国包围中国，大国博弈货币、石油、军火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中国甚嚣尘上，美国欧盟亚洲印度日本以及俄罗斯等等没有一个国家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朝核问题、欧美制裁伊朗、叙利亚流血事件都使得西方矛头直指中国，世界动荡不安的大国之间殊死搏斗已经从较量演变为最后关键期的大决战，中国已经退到了断崖边沿。中国《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张庭宾2012年1月到2月11日连续发表文章说为了石油，中美两国正在背道而驰，美国逼近对中国进行战略摊牌，不仅仅是美国率领多国军队针对中国进行耀武扬威，更多的是2012年利用国际金融淘汰机制打垮中国，危机四伏的中国进退维谷，完全是退无可退，必须背水一战，内圣外王，成就中华崛起的千秋大业。
这种政治诚信支撑中国经济信用的关节点，就是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专门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还有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有中央政府的预防腐败局，可谓是机构庞大，人员众多，查办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案件一年比一年多，权力腐败反而越来越严重，引起人民大众的期望值不断下降。如果据此就断言中国的政治腐败不可救药，还是显得勉强了一些，至少世界“廉政指数”评级显示中国从1998年以来一直名次不断提升，2011年在全世界183个国家排名75位，认真借鉴排名远远在前面的中国台湾香港廉政建设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关注到香港开埠以来压根不存在官僚铁饭碗，台湾自从蒋经国政治改革之后就废除了官场铁饭碗，事实上消灭了终身制官僚形成的僵化官场特权利益集团，至少保障了法制体系的公正独立，保障了舆论监督的新闻自由权力，保障了社会矛盾的法律救济底线，保障了社会问题公开曝光解决的公正廉明，也让各种各样的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化解。比较之下，共产党是垄断中国大陆一切政治权利的皇帝，终身制官僚集团形成了世代相传的特权利益集团，成为官场敲诈勒索市场的总指挥部，成为官僚集团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暴力统帅，官僚个人及其小集团的贪污贿赂犯罪已经是腐败的配角，官僚集团公款吃喝嫖赌和挥金如土建造楼堂馆所娱乐城，利用股市证券圈钱对于老百姓敲骨吸髓，操作中石油集团之类国有企业搜刮民脂民膏，征地拆迁坑害农民又炒作楼市房价让民不聊生，银行存贷款利息天壤之别还要乱收费，工农业一线劳动者实际收入面对物价上涨入不敷出之际公务员工资福利高歌猛进，官民贫富两极分化，黑社会势力与纸醉金迷的官僚沆瀣一气，罪恶深重，不一而足，都是堂而皇之的党政机关在为之张目，必然使得林林总总的个案数据根本改变不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切身体会。这就是说，体制性质的特权阶层穷奢极欲请客送礼广泛化，已经通过党政机关花天酒地的堕落腐化生活方式，让共产党一切歌功颂德的正面宣传标榜都成为满纸荒唐言，清正廉明的党政领导秉公办事的新闻还会被看成是矫揉造作的“廉政秀”，理所当然的不能通过惩罚贪官污吏犯罪案件来改变官场挥霍人民血汗钱形成的恶劣影响，迫切需要单刀直入官场制度的革命化，需要共产党带头改革创新自己的政党体制。
八，中央银行怎么忽悠出来人民币？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中国老百姓与官僚阶层的生活状况对比，就足以让千百万个歌舞升平的新闻报道和廉政建设典型相形见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切入点——货币改革，大量吸收大学生进入人民军队，通过军管会体制把知识分子充实到企业里面发展生产，此时此刻共产党的第一要务是办好企业，从战争状态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解决短缺经济学的物资供应问题和相应的城市难民就业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立足点。现在一样，中国实际上面临着美元货币的巨大挤压，外汇储备事实上绑架了人民币的货币发行，中国政府的中央银行拿到一美元外汇，就按照汇率发行6.38元人民币，使得美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控制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发行。通过这种货币支配关系的传导机制，欧美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形成的出口拉动型经济非独立性，进一步抓住中国能源矿产依赖进口的致命性短缺，步步紧逼中国“人民币升值”，其的潜台词是要求中国彻底放开金融市场，丧失经济政治主权，客观上失去国家社会的独立自主。中国需要独立自主的货币系统稳定性，才能有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才能有独立自主的企业化生产力系统，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自主，才能有中华民族的国家社会独立自主。外汇储备与国内货币发行脱钩，是唯一出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货币管理模式也是外汇储备与自有货币发行脱钩，中国的外汇储备由于捆绑人民币发行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外汇储备”，犹如一个定时炸弹，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2009年3月23日对此发表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建议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体系，力图从国际平台上解决问题，但是涉及面太广大，例如石油价格就是以美元来计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就成为联动性因素。2009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陪同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意大利时在罗马明确告诉国际社会：“创立超越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中国政府的立场，目前只是学术讨论。”中国政府在美元面前，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俯首听命美国金融的摆布。
国际社会是中国掌控不了的，中国只能着眼于自身体制来化解这个问题，采取“国际有政策、中国有对策”的态度，当“一个坏孩子”而不是“乖孩子”，才能避免沦为奴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美国学者李振勤和《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还有国内的刘军洛都主张中国闭关锁币，坚守阵地，结果是被千变万化的金融战争抛到靠边站的位置。他们没有深刻研究中国的外汇生成机制是在WTO规则下形成的，是制度引进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的制度变迁表现出来“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的特色。1991年上海市三联书店翻译出版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专门阐述了“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和中国引进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在变量”作用，包括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是自觉的参照了国外的思想意识和制度安排。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与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引进前苏联体制的封闭性方式不同，是以“开放”启动“改革”，通过“开放国门”获取完整的社会发展信息，来在东西方国家对比之中发现中国的落后，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来迎头赶上，减少信息不完整可能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WTO规范化“市场经济”的制度演变，反映了“外在变量”的权重一直没有降低，应该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有选择的引进制度，以及对于这些制度的认识“由偏到正”的过程。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运用“路径依赖”范畴描述中国这样一个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初始制度安排的刚性和惯性，封建主义和前苏联体制在新中国形成了天衣无缝的融合，以皇帝类型执政党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经济落后状态，面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尽管存在着中共中央方面的“强制性”因素，和广大群众方面的“诱致性”因素，但是官僚集团省市县乡村实力派出于既得利益和针对制度变迁“成本——收益”分析特别是意识形态考虑等等原因，表现出了对于制度变迁的疑虑和犹豫不决，从而使得诸如“政企不分”等等旧制度迟迟不能发生显著变化，直至2012年的今天依然是曲径通幽处，官商勾结把国有企业变成了官僚集团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大众的垄断性吸血平台。
中国这种政党垄断性政治注定了的国有企业经济垄断性先天不足于效率低下，效益欠佳，被广大群众尤其是中小企业所厌倦，“政企分开”制度安排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因此“非路径依赖”的民间诉求在局部和边缘化状态中表现的比较明显，例如温州市的民营企业走向海外寻找没有官僚集团盘剥的经营环境，产生了外向型出口创汇经济的边际效用，获得二十多年连续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机遇，给全中国表现了示范性效益。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边际性和异军突起特点，必须要有离经叛道的试点区，例如经济特区制度实验。在这种局部的边际效用“制度变迁”促进和压力之下，“路径依赖”也逐步向着“非路径依赖”的制度创新过渡，小步快跑地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内生性因变量”。中国对于WTO制度及其相应外汇生成体制的“路径依赖”就是这样形成的，现在已经表现出来严重的副作用，必须通过“非路径依赖”方式进行中国特色的创新改造，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酿成“内生变量”，为我所用，而非完全依赖于它国制度的牵制。
中国人第一次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在没有解决中国所有权垄断、所有权虚拟以及所有权收益私人化等等“硬骨头”或者说“硬核”的前提下，充分肯定WTO规则在中国工业化进程里面的适应性并且提出了自己相应的中国新农村产业化模式，他把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官僚集团和老百姓上上下下无异议认同的制度安排），譬如国际惯例性质的经济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的制度安排），例如允许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再一次出现与大发展问题，前者操作起来很顺利，具体的典型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MPS变成SNA，中国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后者涉及意识形态和公有制大锅饭习惯问题，至今都有很多人认为私人老板是奸商而不如国有企业让人放心。
引进和移植过来的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并且最终获得一个本土化的存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力图实现制度创新，不能弄成水土不服，或者嫁接的基因工程发生抗体效应。如今，中国的金融制度就是引进西方制度产生了“内忧外患”的不良反应，出现了制度的“异化”而坑害中国。1994年上海市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科思等人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指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例如WTO规则，往往给落后国家带来后遗症，这是利害并重的双刃剑。“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才能解决财产权问题，才能在产业化资本的生产力立场上处理好资本市场及其货币金融市场问题。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的智囊团没有关注这一切，没有从时空一体化的角度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不同制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状态是多源和一源的统一，从此形成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统一，例如国际货币基金会早就发现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弊端与隐患，专门创造了“特别提款权”SDR来进行补救，它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提出来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要比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撑美元国际化货币制度更为科学，但是也更为复杂，在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遭遇的限制太多，一直无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央银行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以及英国前首相布朗一样坚持“国际储备货币与主权国家脱钩”，根源在于全球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货币权力实际上是最现实的国家主权，是活生生的国家经济财富，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化经济基础，直接形成了经济左右政治的基本格局，从而以市场经济的货币权力彻底颠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打败一切披着社会主义国家外衣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共产党统治，前苏联企图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卢布货币的国际化统治体系，加速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从经济基础上动摇了前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严重破坏其生产力结构，作者徐群贵正在修订的《货币权力论》一书对此进行全面论证。自从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中央政府铸币政策以来，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是首先解决货币发行机制问题，然后才有针对这样弄出来的货币建立一套货币政策，其中进入全球经济时代才产生出来各个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问题。这种货币是独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货币，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中国货币就是这样的货币，中央银行的第一要务是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第二是围绕稳定的人民币推出货币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规模，第三才是围绕对外贸易来保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这是朱镕基被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时期战胜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朱镕基总理对全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是基础在于中国的货币权力独立自主。这是根基在于人民币发行没有捆绑外汇，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完全取决于国民经济，货币发行机制确定性很强也很透明，市场对此很清楚，投资人对于资本的未来前景可以预见而具有了良性预期的信心，因此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政府也敢于公开发布金融白皮书之类文件，让中国人民拥有应该有的知情权。但是，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国政府决定中央银行的人民币发行不直接依靠国内经济数据，而是直接捆绑在美元为核心的外汇上面，中央银行收入美元之后按比例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结果就是人民币失去了独立性，被美元绑上了贼船，可是至今没有跳出贼船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傀儡货币，中国经济成为美国的傀儡经济。这就是今天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美国滥发美元纸币，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石油矿产资源价格压制中国这样的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使得中国外汇占款连续下降表现了产业资本抽逃，中国经济基础被空心化。
中国现在的金融市场骑虎难下僵局，是当时设计外汇绑定人民币发行机制的专家和高官意想不到的，主持中央政府的温家宝总理不是金融教授，当时急急忙忙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开放资本市场，实行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性经济战略，中国外汇数量剧增的背后是对外贸易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于是，中国金融体制全面对接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导向性非常明确，这种金融制度移植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的商学院派系专家理论成为中国执政党采纳的主要思想，这些派系学者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的80%以上是和美国的交易之数据，加上中国的美元储备已经形成规模，就异口同声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投向美国，用以对接中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数有美元背景之国情，因而产业资本市场决定了人民币发行被迫以美元为坐标系，成为美国货币的衍生品或者说私生子。这些学者比较排斥欧洲大陆的“社会金融”学派，不看重货币的社会责任，专注于货币的本性是贪得无厌，商业社会的金融货币就是要讲究唯利是图。二是欧美“经济学院派”专家的理论被中国政府制定金融政策时看得至高无上，这些专家理论注重所谓“科学的宏观调控”，他们说宏观调控主要由市场来决定，由此我们的金融学家和银行家应该是自由经济理论的推崇者，把金融政策看成为一个“非人性化”的完全“理性化”的科学工具，数学模型计算的外汇捆绑人民币发行数量机制能够十分准确无误，这就叫做“金融界的科学发展观”。当然中国的政治领袖集团与这些智囊团还有一些区别，他们认为中央银行从国家的总出纳金库，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外汇和人民币大掌柜，只要让中央政府手头上有钱，中国共产党就心中不慌。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决定的心态，站在金融界的角度来说，就是山西“票号”钱庄老板的心态，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大财主心理素质，必然的弄不明白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学专家理论的逻辑陷阱，掉进去很正常，毕竟地主老财玩不过资本家的西洋镜，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前就论证过了。中国老先人管仲桑弘羊两千年前就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只是注重官方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民生及其民间经济发育成长，过分注重商品流动性，忽视了货币资金流动性，过分注重对外贸易而不懂得金融货币，就会“失衡”，也就是“失道”，亦即失去规律性的支撑，必将失去人民大众的支持。中国古代有“子母币”和“权轻重”的说法，强调治国之道要求财政收支和货币信贷必须平衡，以此保障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的平衡。西方金融学却认为个人和国家的收支可以不平衡，只要有不断开支消费和投资的习惯就好。这样的结果是商品越来越“沉重”，货币越来越“轻浮”，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成灾，实质上是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进一步的在这种透支信用的格局之中让货币失去信用，金融体系必然崩溃。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一定要解决好美国进入中国的有毒资产及其癌变外汇的问题。
中国的人民币绑定美元来作为标准以确定货币发行的制度，并不是发明创造，而是日本和香港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货币发行体制，核心内容就是以美元为衡量标准，看本国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怎么换算？也就是汇率，依照这个汇率的比例数据来发行日本国货币，所以货币发行问题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实质性的汇率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客观上就成为汇率机制问题，所以美国一直在和中国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吵吵闹闹。中国老百姓几十年都不明白外汇买卖的汇率，又与中国政府权力有什么关系呢？莫非中国政府是在为了那些炒外汇的高干子弟利益专门和美国政府争长论短？现在，中国老百姓应该心知肚明人民币汇率机制，就是“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应该是多少？”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重大，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必须斤斤计较，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日本的日元捆绑在美元标准上面，使得日本政府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里面一定的范围内紧紧地盯住美元变化之美国货币政策，以对外经济贸易为平台，日本中央银行每收入一美元外汇，就发行100日元货币。但是，美国并不与日本签署汇率承诺，一切服从于金融市场的变化，市场风险由自己面对。这种货币制度实质上就是货币全盘西化之美国化，在短期内的效果当然是跟随着美国经济稳定性而稳定，如果美国经济或者说美元出现了感冒发烧，日本货币及其金融体系和市场经济就要咳嗽恶化成为肺炎。比这些更加严重的是，即令美国经济一帆风顺，日本跟着美元稳操胜券，那么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必然导致日本国内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引起日本国内货币日元的发行数量太多，酝酿形成通货膨胀，倘若遭遇国际经济危机的风吹草动，马上就是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1998年美国金融大鳄利用日本货币体系的这种致命性缺点兴风作浪，让日本经济全线溃败，不得不听从美国专家弗里德曼的方案，率先在世界上第一个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至今日，小日本的经济都没有恢复元气。中国的香港也是一样，在1998年美国金融大鳄蓄谋已久制造出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中，风雨飘摇，死去活来，全靠回归祖国大陆来起死回生。如此令人心悸甚至胆战心惊的外汇美元捆绑中国人民币发行体制，为什么能够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采纳并且付诸实施呢？种种缘由，披沙拣金，最重要的原因是坚信美国经济及其美元体系是可靠的国际贸易保障，压根没想到美国是狼外婆，给你方便的美元靠山之际，就是要你甘当替罪羊或者垫背的倒霉蛋，至少是甘当仆从。
这种货币制度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说是控制日本的杀手锏，具有深刻的政治意图。美国二战接管日本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军事暴力压服日本的短期效应，而且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只能是彻底瓦解日本的封建主义社会根基，这不是政治奴役能够保障长期有效的，必须从市场经济的资本化基础入手，提纲挈领的抓住要害来高屋建瓴地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唯一的最权威切入点，这就是国家货币制度设计成为日本依附于美国，把日元绑架到美国的美元战车上面，蓄意剥夺日本经济的独立性及其国家主权的独立性。比这个功利性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进步在于，全球化的美国货币是能够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所需要中央集权制度的癌变病灶，因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它归根结底的命门在于财富都要天天向上集中于中央，权利行使的要害是以利益来驱动人们崇拜权力，军国主义的暴力围绕日本天皇仅仅是掩盖着垄断性经济政治背后必须的等级化社会，只有货币商品这种天生的平等派才能形成人民大众时时刻刻在经济生活里面自然而然消灭等级化制度的强势，使得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化统治土崩瓦解。美元捆绑日元货币发行，美国要求日本中央银行主要是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券，日本公民和企业自由持有美元外汇，以美元为财富代表的经济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交换来支撑日本经济，中央集权制度的一切向上导向被美元的下沉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一风吹，因为中央集权制度不能集中美元，从而不能集中货币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俯首听命于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平等化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制度。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是发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港币发行原先归属于英镑体系，从来就不是拥有主权的货币体系，英国人一开始也是使用英镑制约港币，彻底瓦解香港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二战以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美元为世界贸易的通用货币和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大前提下，英国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考虑到香港是弹丸之地，需要贸易支撑总体发展格局，不宜与英镑挂钩，而应该与美元挂钩，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及其国际贸易中心，连带发展配套的海洋运输产业链与旅游消费品产业链，都是需要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进行支付交易。
香港和日本的货币发行捆绑美元机制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危害性，有目共睹，中国政府知根知底，了如指掌，千方百计遏制这一点，坚持把香港日本的外汇自由市场兑换制度加以废除，不允许中国公民和企业自由结算和持有任何外汇，特别是美元，为此坚决打击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中国政府规定，外汇管理是刚性的，所有的外汇都归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叫做“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把货币发行机制变成为类似于“固定汇率制的货币局制度”。所谓货币局制度，是指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本国货币钉住美元或者其他可兑换的国际主要货币，规定本国货币发行必须百分之百以这种外国货币作为标准，例如香港的联系汇率体制就属于货币局制度，港币和美元保持固定的交换比例，港币的发行完全依赖于香港政府的美元储备。尽管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汇率制度在管制刚性上有区别，大陆是不完全市场化的绑定美元交易，但货币发行却都是基础货币完全受制于美元储备。不过，中国大陆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香港货币局制度有所不同，香港和日本一样是外汇全方位地由金融市场管理，政府是被动的面对货币自由市场，中国大陆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发行虽然是被动的，可中央银行并不受外汇美元市场的硬性约束，国内的美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就仍然掌握在中央银行的手里，进一步的中央银行就掌握了人民币汇率，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比较大，也不是国际性外汇市场本身形成的弹性，反倒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根据自己国家经济需要确定的汇率弹性。这就让美国通过美元的货币杠杆支配中国经济的目标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美国政府肯定咬住人民币汇率机制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人民币汇率改革走向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一次又一次纠集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一群仆从反复要求人民币升值，理由是按照外汇市场的国际惯例计算方式核算人民币购买力，远远高于人民币对美元现有汇率表现的购买力。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潜台词是要求中国放弃人民币体现的国家主权，要求中国经济成为美国的傀儡。中国政府坚决不让步，美国就针对中国外汇储备过大的现实，滥发美元来使得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货币贬值，通过市场机制让中国的产业资本外流，掏空中国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的内在政策由于出口创汇导向机制引致了外汇储备数量巨大，有效生产力需要市场配置的企业资本活力却不能到位，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之间强行插入了政府定价，客观上是使用“金本位”的僵化理念来实现外汇“官本位”定价决定人民币定价，而这种实质上“官本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千百年来都是剔除科技进步因素的，造成不需要技术先进性的规模效益大企业依赖于政府酿成的垄断行业来赚钱。这就是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说的国有企业依靠强盗逻辑赚钱，实际上是捞钱，却比那些依靠经济规律赚钱的民营企业在中国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具有生命力。结果，中国政府的货币制度就扼杀了科技进步的生产力，失去先进生产力的恶果就是落后挨打，被欧美反华排行势力打压。
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对于西方货币银行制度的依赖性，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是买卖央票，而不象西方国家那样中央银行主要的公开业务是买卖国债，用以向市场投放货币抑或回笼基础货币。欧美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是国债支撑的，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由此产生，因为它的中央银行购买的国债越来越多，基础货币的发行也就越来越多。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外汇资产买的越来越多，货币发行就越来越多。这两种货币发行机制的影响力也大不相同：购买外汇储备来发行基础货币的中国，中央银行调控的主要是汇率；购买国债来发行基础货币的欧美国家，中央银行调控的主要是利率，例如美联储就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调控目标。汇率和利率比较起来，汇率主要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或者逆差问题，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间接关系，中国总是在围绕国际贸易争端打转转。利率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切身利益问题，美国政府敢于得罪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就是不愿意得罪自己的美国人民，因为美国政府是公民直接选举的。中国政府在利率政策上是让老百姓一年定期存款在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负利率的赔钱状态，让官本位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成为世界上企业信贷成本最高的国家，2011年多次调控银行信贷机制支持中小企业，都是收效甚微，商业银行不需要什么经营科技进步，只需要吃存贷款利率差额，就能够财源滚滚，全年度人均利润40万元，上市商业银行利润率超过35%，没有优势在国际上竞争，但是绝对能够针对中国老百姓和中小企业敲骨吸髓。这是不顾国计民生的货币调控体系，直接扼杀实体经济的生产力，纯粹让中国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反而是擅长于蚕食实体经济。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支持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大幅度增长，2008年中国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小鲁研究发现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总灰色收入可能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2011年肯定超过30万亿元，诠释了中国“货币迷失”之谜，流动性陷阱的原因在于中国货币脱离了正规金融市场体系，无法为中央银行所管控，导致商业银行背后的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暗流滚滚。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针对中国这种“消失的货币”难以理解，说中国经济没有产生有效生产力而是过分货币化了，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倍，中央银行每年印发钞票的增长速度十年来一直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平均在每年递增20%的货币，迫使中央银行马建伦副行长在2011年元月就感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印钞产能，面对印发人民币钞票的印刷工作量实在是应接不暇，也就是中国需要的钞票太多了，印钞厂忙不过来。因此应该说中国的繁荣是钞票糊弄人的虚假型金碧辉煌，缺乏实力。
尤其阴暗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是直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骨干企业，即使今天美国金融危机暗无天日，美国政府也是挖空心思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而且它们这种货币机制通过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虚拟市场来掌握石油矿产资源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能够把中国对于外来石油依存度55%以上的能源格局彻底卡死，至少让中国进退两难。然而，中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对于直接支持生产力发展的国债没有兴趣，也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券本身是官本位的，不像欧美国家的国债等等与公有制没关系，不存在同一个所有权被两次以上购买的滑稽闹剧。所以，中央银行在中国公开市场买卖的是央票。什么是央票呢？就是中央银行的短期债务凭证，也就是债券或者说中央银行给你打借条，与现实的经济项目债券或者国家用于具体预算事务的国债之客观性财富不同，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当然没有了西方国家中央银行面对国家债券的责任与硬性规定，又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操作相得益彰的玩弄空手道：货币发行的程序就是印钞，可是这并非中央银行把钞票从印钞厂搬出来，发放给商业银行，然后交给老百姓使用；这种货币搬运工可不是中央银行的角色定位，有的是农民工想要干这样的搬运活路，中央银行就是“无中生有”打一个借据，说我不是生产单位，我手里一无所有那种真金白银大米小麦，我手里仅仅只有中央政府的信用，现在就拿着这个“信用”作为资本写这一些借据，把它叫做“央票”，卖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之类金融机构，这就是一种负债。这些央票按照企业对外贸易的外汇数量和汇率来确定票面数值，卖给你们是有价钱，还有利息等等。直白的说到底，我是政府，一言九鼎，我不制造生活用品之类财富，真正有的就是军队警察飞机大炮，凭着武装斗争打天下，保证我制造出来的货币具有权威性，而且是唯一的国内流通货币，谁敢瞎胡闹，我就灭了它。这样的货币产生机制，天生就是强盗逻辑的硬通货，和欧美国家中央银行购买国债那种向本国人民大众借债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政府是先说我向老百姓借账，拿着这些国债来发行货币，美国人民始终都是债务主人，美国政府是欠债的一方，永远只能在美国人民面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因此绝对不能伤害美国人民的利益，即令是中央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重重，我们也不让美国人民吃亏，我们政府把这些债务的洪水猛兽想方设法弄到中国政府头上，让它去剥削中国老百姓，激起中国内部战争，就万事大吉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货币发行制度，只有官方利益，没有官方责任，一切负担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形成了不受约束的货币权力，这是官僚集团的必然腐败机制。过去，费孝通先生说一个人如果有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必然变成腐败分子，其实一个政府一个政党，只要拥有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同样必然走向腐败。这是千百年来封建主义帝王将相和改朝换代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的真理。
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被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说成为“情人”货币，只是勇往直前追求利益和享受，一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不像老婆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责任一体化。所以网上的老百姓微博客把中国的中央银行叫做“小三银行”或者说“情人型银行”，把中央银行周小川行长叫做“周小三”。压根不是生儿育女的良家妇女类型的事物，老百姓肯定痛心疾首，追根溯源诅咒为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没日没夜谈判的吴仪副总理，说她是当代中国真正的红颜祸水，与胡锦涛温家宝一起形成了“胡瘟疫”，把美元拉进来当成人民币的定海神针是实至名归的“引狼入室”，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应该被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这显然是不懂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发展生命线”大道理的肤浅偏见，就和1989年北京学潮的铺天盖地标语口号一齐诅咒邓小平一样，表明中国的中央宣传部高高在上，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心理动态，更没有解释清楚中央银行存在的问题。就象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研究基金会，坚决不给予本文作者相应的研究基金，他们也不明白自己每日每时依赖的人民币是这样糊弄出来的“大忽悠”，反而认为本文是骇人听闻，故弄玄虚，于是想找借口拒之千里，明确对我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申请是单位所有制，只能由大学或者研究院的对口研究单位逐级上报，最大额度基金100万元，象你这样理工科的人研究政治经济学课题，就没有资格获得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支持，理由是学历和专业职称不对口。何况，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实质上是在你们单位研究经费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支持，如果你要完全依赖于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来展开课题研究，例如你本人跑到北京来买一套房子至少300万元，在国际学术界参加交流活动以保障科研的先进性，每年包括你和家庭的生活费，至少是300万元，同时纯粹用于科研的资料与团队及其设备包括交通工具等等开支，也少不了300万元，不可预见的花费包括你的各种保险费至少一百万，总计需要一千万，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也没有这个权力批准给你这么多钱。尽管这是合情合理的，符合国际惯例，事实上美国兰德公司研究越南战争问题的研究报告，就和你这文章一样一开始不被政府采纳，可是事后诸葛亮的验证，美国政府拿出来一亿美元买这个研究报告。如果你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解决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隐患，一千万或者说一亿元研究经费就不成为困难，至少说共产党和中国的前途命运还不值得一亿美元吗？
九，都是美元惹的祸
金融界有良知的专家一直呼吁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央票”，不要再通过买卖“央票”来发行人民币，尽快通过买卖“国债”的路线图来发行人民币，杜绝美元外汇支配人民币发行的门路。在理论上阐述它们两者的本质不同，是货币银行学说的专业化术语，不但中国老百姓难得理解，甚至官老爷也听不懂，所以本文采用现实案例加以比喻说明，即使不够严谨，毕竟通俗易懂。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全部都是通过国债之类对接现实经济项目的债券，来发行货币，美国最为典型。
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最突出的不同，是美联储必须从做生意来起步发行美元，中国的中央银行没有这个责任，不必做生意就能够起步发行人民币。美联储是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去做生意，要签订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是坐在官府办公楼里面发红头文件，不会礼贤下士那样对待企业。美联储与国债持有者是平等互利的法定责任人，通过商业化的契约拿到这些债券，以这些债券代表的国民经济财富，发行相应数量的美元。这当中有利率收入，买卖双方完全依靠法律来保障彼此的承诺必须兑现。如果美联储胆敢赖账，美国法院依法审判，司法独立不受美联储归属的中央政府管理，法官与政府官员不存在人事互通有无，经费不依赖于各级政府，事情弄大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启动宪法审判，肯定保证这种经济合同不受政府特权干扰。这样的经济合同，在美联储获得国债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依法向美国人民举债，政府欠债还钱，美国人民是债主，按照债权法的规定，美国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胆敢让债权人不满意，就让它落选，错过了竞选时期也能通过弹劾程序来刚性约束政府必须尊重法律和债权人，否则美国政府就被国会停止经费，关门下台，这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保障美联储诚实信用，保障民间投资人债权人的利益，从而保障整个社会和金融是诚实守信的，货币也就作为政府信用，被剥去了暴力及其政党特权和政府强权，纯粹以商业化的经济契约合同方式准确无误的厘清官方与民间责任、权力、利益及其依靠的法律约定。这种货币诚实守信的纯粹经济规范，切实保障了货币就是信用，但不是政治权力直接表达的官方承诺，而是经济合同及其法律制度确立的经济信用。
美元这种信用，不是政治抽象画，而是十分具体的经济权力、责任、利益，当事双方谁也不能耍奸溜滑，更不能损人利己。这种货币起源于诚实守信的大背景，是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平衡和官民法制化的经常性交流互动；是政府绝对不能指挥军队来镇压人民或者说债权人，尽管美国军队打遍天下无敌手，到处耀武扬威，张牙舞爪，却从来没有权力对美国人民大打出手，军队法制化是保障三权分立和经济合同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此外，还有新闻媒体的自由自主社会监督权，对于三权分立和经济合同条件下的货币诚实守信，至关重要，是美国人民防治官僚集团滥用权力的经常化公开型政治之必要条件。这一切“分权制衡”的国家体系，确保美国中央银行在官方手里空空如也的情况下，首先是拿出来政府“信用”与债权人达成债券“买卖合同”获取国债，再把美国政府拿到手里的国债，依照经济规律来计算发行相应的美元货币，然后拿着这些美元把合同买卖国债时欠下债权人的购置款，以自己发行的美元进行支付，履行经济合同的承诺。这就是美联储手里只有中央政府“信用”，换取美国债权人手里的国债，再拿着国债来发行美元货币，随即拿着美元货币把国债买卖交割时的中央政府“信用”置换出来，化虚为实。这是一连串的经济合同过程，不允许暴力政权插手，更不允许存在超越法律的特权。任何政党和军队警察，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干扰这个完全彻底的经济契约化操作，不能让美元货币变成为暴力或者特权在美国的发财致富工具。如果你要称王称霸，那么请你到国外去，一手里拿着美元，一手里拿着枪炮，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攻城略地，都干扰不了美元在美国的诚实守信。因为美元是主权货币，只能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不能给其他国家包打天下，更不能为别的国家人民打抱不平，不能保证你们这些外人使用美元的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从来没有美国这种经济合同模式制造货币的历史渊源，共产党解放区发行货币也没有这种社会条件。起源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的中央银行，在解放初没有国债的观念和操作条件，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压根不存在美元这样的契约社会客观基础，势在必然的是按照封建主义“金本位”制度来发行货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论》讲述的货币制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生产力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方兴未艾，尚且不够成熟，按照金本位的思路发行货币，结合中国经济规模的总量确定货币盘子大小，使得国民生产总值GDP成为坐标系，官僚政绩工程都是以GDP为最重要标准，形成了对于GDP顶礼膜拜的奇形怪状，迫使中央政府寻求更好的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货币发行体系。这样一来，中国新时代的货币发行就无形中被定位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标杆上面，定位到了发展进出口产品贸易及其产供销体系配套上面，用以解决中国资源短缺和需要打开国际市场的现实问题。处于工业化关键期的中国，号称工业化血液的石油是中国紧缺资源，进口石油占国内需求总量的55%以上；钢铁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骨骼系统，它的原料铁矿石是中国更为短缺的资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铁矿石的产业基地，同时中国也成了世界最大的加工业基地，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产品出口基本上都是以美元计算价格，中国对外贸易合同60%以上是与美国完成的，美元也是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协议确定的最有实力的世界通用货币。自然而然的，人民币从金本位脱离之后，只能是以美元为本位制发行货币。金本位货币面对国际市场，就会使得国外人们拿到你的真金白银货币用于储藏或者储备，以便防止货币贬值，金本位的国家政府没有办法强制搜出来外国人隐藏其真金白银货币，于是形成“消失了的货币”或者说退出市场流通的货币，造成货币短缺，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酝酿资金链断裂，发生经济危机。美元为本位制的人民币，当然受制于美国，隐患是显然的。过去，中国政府拿着自己手里的黄金白银储备，来发行货币。现在不行了，又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手里有什么呢？有的是美元外汇，因为中国在世界贸易方面有足够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用美元支付给中国企业的，中国政府拿着人民币把美元交换回来，就成功。这个过程，是历史性的综述，不是现实的货币发行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是一个政府机关，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必须赚钱的商业性机构。这对于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诚如本文前面所说的，美联储一开始就起家于国债买卖，获取买卖之间的利润。中国人民银行不能以商业主体的身份进入资本市场，去买卖国债，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本市场，没有这样的国债可供买卖，中国是刚刚才开始市场经济操作，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不能发生买卖关系，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国债都不是美国那种东西。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政府机关，在中国社会的潜意识里面，党政机关高于行政事业单位，第三档次的才是国有企业，下一个档次是民营企业，作为第一档次的官府机构怎么能够与第三四档次的企业签订平等互惠的商业性经济合同呢？客观存在的等级社会规范，限制了中国货币的商业性和法律性及其平等互利承诺，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天生不是商业信用的产物，从根本上不符合市场经济对于货币的本质要求，注定了现在的人民币不能支持中国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是居高临下，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等金融机构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它们来购买“央票”，由此启动人民币的发行，不能明目张胆的拿着美元来配发人民币，尽管中央银行就是一个收购美元又卖出美元的二道贩子，美其名曰管理外汇。美国恼羞成怒的是中国政府在把美元当猴耍，既利用美元来套发人民币，又坚决不按照美国要求的市场汇率使用美元，硬生生让美元给中国政府垫背，还要把中国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经济危机等等负面问题一股脑归罪于美国滥发美元，中国的新闻媒体异口同声说中国的困难都是美元惹的祸，美国就是坑害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唯恐中国的天下不乱。人民币的发行历程是中央银行把自己写出来的借条叫做“短期债务票据”，又称为“央票”亦即是央行发出来的票据，直截了当的让商业银行之类金融机构前来购买。商业银行用什么来购买“央票”呢？原则上是美元等等外汇。央行拿到这些美元的时候，再给予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把商业银行手里的“央票”换回来，人民币也就通过商业银行流向社会。这个过程，没有法律保障的中央政府向人民大众举债的购买国债经济合同，只有行政等级化的上下级工作安排性质的央行管理商业银行程序。所以，中国的货币不需要美元那样的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支撑，不需要新闻自由监督，更不需要军队脱离政党和绝对向人民俯首称臣，枪口一致对外，专门侵略外国。
这个人民币发行程序被老百姓形象的描述成为动物世界的游戏：老虎占山为王，一方面要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龇牙咧嘴凶恶形象，另一方面需要搞活经济，弄一些钱享受人生。于是老虎思前想后决定发行人民币，就叫来一群狐狸成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说我们也要走向世界，在国际贸易当中捞一把，首先需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是大王我的诚实守信“名誉”转化成为经济财富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就是拿出来大王我的政治信用作为抵押，用一张纸写的白条子，作为货币在老百姓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流通。狐狸洗耳恭听，感觉有点意思，有了发财的机会，但是不知道货币怎么生育出来？老虎说，办法很简单，就是我打个借条，叫做“央票”，给你们，把你们掌握的漫山遍野小动物手里那些外汇给我拿来，我再给你们人民币，把我给你们那借条换回来撕掉，你们拿着人民币给小动物们，要求它们今后只能在咱们山寨里面使用人民币，它们从其他山寨获得的外汇，统统交给你们换成人民币。狐狸说我们在大王你和小动物中间跑来跑去，是要花费用成本的呀！能不能把大王你打跑了前任大王的时候，获得国库里面遗产金元宝先给我们作为中介费和发行人民币的经费？老虎说你这骚狐狸还敢与虎谋皮？大王我的储备硬通货是不能动的，发行人民币的事情，我是无本万利，你们是一本万利，共同剥削小动物老百姓，这样我才能有钱有势来保护你们，让你们安居乐业。想想看，你们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差额全部归属于你们，你真是财源滚滚。买卖外汇和人民币的利润更多，也是你们的大钱独揽。狐狸无言以对，拿着老虎大王给他们的“央票”，只能先回去大办储蓄所，狐假虎威，说这是老虎大王为了我们山寨的经济发展，让小动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以老虎大王的崇高威望保证不会亏待老百姓，专门开办商业银行收取外汇存款，每年每月支付利息。狐狸把储蓄所弄来的外汇存款，交给老虎大王，得到了老虎大王印钞厂送过来的人民币。老虎大王说，把我给你们的“央票”拿出来，当面作废，我给你们的人民币肯定绰绰有余，只多不少，这样才能物价上涨，人心惶惶，必须存款以防万一。现在人民币的发行过程就完成了，你们狐狸的任务就是为了我们山寨经济稳定进行货币的日常管理，今后我们每收到一笔美元就发行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但是为了我们自由自在，就不能让美国佬制定我们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这样我们就是拿着美元作为挡箭牌——有了麻烦，就说是美国佬在捣乱。狐狸说，请大王你明察秋毫，老百姓存款不少，消费不够刺激生产，经济循环成问题。老虎大王说，亏你还是狡猾的狐狸，大脑灌水了，老百姓存款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孩子读书上学，为了应急包括防病治病，所以教育事业一定要产业化，说白了就是教育要“乱”，钞票要“滥”，医院更须“要钱不要命”，虽然纸币本来就不值钱，而我们要使得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比纸币更不值钱。这样才能乱中取胜，让你们和我一样坐收渔人之利。狐狸茅塞顿开，却又无可奈何的说，大王教训的好，我们已经感觉到办企业的那些奸商和工程师比我们精明强干，偏偏对现实不满，指责大王你和我们太腐败了。老虎大王一笑置之，从容说道，这好办，让企业家科学家这些一流的搅屎棍统统出国，去美国瞎胡闹吧。我们只需要二三流以下的忠心耿耿奴才，包括吃喝嫖赌偷盗抢劫犯罪分子，有他们没日没夜的骚扰老百姓，才能分化瓦解反对我们的人群，迫使老百姓必须投靠大王我，需要我们的保护，否则老百姓还不满脑子算计你们赚了多少钱？还不把矛头对准了我们？归根到底，我们的货币才是名正言顺的空手道赚钱路子，发财致富是硬道理，其他都是配套措施。
这个版本的对于人民币反对派，是哗众取宠的浅薄认识，它忽视了中国的人民币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表现，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那种模式完全一致，是纯粹的拿着政治“资本”来运作发行人民币，“央票”仅仅是中央银行拿出来体现中央政府权威信誉的垄断性承诺，即使被认为是一种“信用”，也不算经济合同的互惠互利商业化市场“信用”，与美元发行的商业化“信用”及其民商法规范不能相提并论。人民币的发行，没有债权人与资产负债人之间的契约法律化关系，因此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平等互利交易生命线，扼杀了民间经济与国有企业之间平等获得资金以及法律保障的权力，客观上扼杀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潜力。这种恶劣的货币起根发苗过程在实质上是行政强权的等级化过程，中央银行是金融界最高等级，公有制商业银行是第二等级，以此类推，官本位体制格局在金融业完全彻底的形成，直接扼杀金融市场的商品经济规律，后果不堪设想。这里的关键是中央集权制度在启动和制动，而中央集权制度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旗帜鲜明的是封建主义帝王政治体制，秦始皇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为了超越春秋战国的国王制度，创建皇帝制度规范下的层次分明的官本位等级制度，全方位取代夏商周奴隶制国家的周天子受制于诸侯国制度设计，坚决打击均贫富的平等主义，重农抑商，完全树立中央政府对于货币的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工具之绝对暴力权威，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明确废除封建主义皇帝制度，倡导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制度，实质上就是要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货币首先是商品经济平等互利法制原则的产物，封建主义国家货币是皇帝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化经济工具。这就是货币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时候，作为政府对于经济的最高权威和信誉，表现出来政府体制异质性背后的不同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美国和中国的货币是不同制度下发行方式完全不同的钞票，尽管在同一个市场里面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彼此的交换对接，就围绕汇率在发生和展开着不同社会制度的明争暗斗，甚至从勾心斗角恶化成为激烈的火拼撕杀，体现了两种社会制度你死我活的搏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针对货币与国家制度的关系没有直接论述，可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面有着确切的定论，马克思恩格斯确定无误的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发展有一定的差距，期间也就有了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列宁主义的权威论证来说，就是建立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使用资产阶级法权来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代议制选举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毫无怀疑的是共和国制度而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当中，商品经济是必然的，列宁主义使用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生成社会主义国家基础。那么，共产党逐步放弃和改革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实施代议制的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起步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熟化的共和国制度，用以取代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货币发行制度到企业产权制度，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市场化改革，建立一整套废除封建主义皇帝特权制度的平等自由民主社会，取缔封建主义官本位为坐标系的等级化社会制度。这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制度演变大方向应该是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抛弃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政治经济格局，坚定不移的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向着共和国的宪政民主法制建设目标而奋斗，坚定不移的在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之际把中央集权制度发行货币的体制彻底改革到资本主义共和国货币发行体制上面，从货币制度改革入手创建适用于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建立资本市场及其产权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避免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固守中央集权制度那一整套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固守扼杀市场经济的货币发行体制，越来越远离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目标因而走向崩溃的悲剧在中国重蹈覆辙。
十，中国的货币发行必须废除“央票”
货币是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交汇处与结合部，迫使秦始皇汉武帝都要听取吕不韦桑弘羊等人的谏议由中央政府发行货币，英国美国和法国资本主义起家以后也都要谋求铸币权力，无容置疑的要求货币发行权力。掌握了货币权力，就是国家经济的大权在握。货币发行的模式，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轨道。中国的货币发行使用“央票”，完全彻底的卖空卖到美元上面成为空中楼阁，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使用“国债”，进行金融市场的买空卖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西方国家货币以国债之类结结实实经济事物为底牌，中国的“央票”纯粹是赤裸裸的一张纸白条子盖个官方印章，要拿着这样的一张纸来无中生有发行人民币，只能把自己寄托到“美元本位制”上面，怎么能扎扎实实发展中国经济及其独立自主国家实力呢？
中国很明白西方货币发行体制的可行性科学性，也针对美元绑架人民币的弊端要求国际社会采用脱离主权国家的通用货币，那么我们说欧元实际上就是脱离国家主权的通用货币，在欧洲多个国家已经使用了这么多年，完全可以参考。设计欧元的蒙代尔教授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种对于社会责任特别突出的货币，不像美元是纯粹的资本化货币。欧盟以各个国家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以及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亦即发放货币；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货币扩张政策，增加货币发行量。这就是说，欧盟按照经济发展的增量增加确定货币发行数量，不像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以黄金储备数量而不以经济发展量发行人民币导致物价太低，不像今天中国的人民币不以经济发展而以美元外汇数量来发行货币使得人民币被“锚”在美元上。欧元操作难度大于美元，在近年来的欧洲经济危机当中一再证明货币是国家权力，超越国家主权的货币明显是先天不足，受到主权国家财政的拖累，典型案例就是当前欧洲只有德国经济强势，其他国家经济衰退显著绑架了欧元和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导致就低不就高，一桶水被水桶的短板限制了总量高度。但是如果作为中国取消中央集权制度而实施扩大省市自主权的类似联邦体制时候的货币制度，很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在当前的中央集权制度情况下，还是中国不适应欧元体制的货币发行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欧元以欧洲各国的国债买卖为发行货币的起点，先决条件是各国已经有资本市场的法制化运作成功，不是中国现在的等级化所有制及其企业等级化影响股市规范化，进一步干扰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特别是土地产权没有进入市场化，房地产权是畸形的，矿产资源的产权结构更不合理，整个资本市场缺乏司法独立保障的救济底线，迫切需要中国从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第一步先过渡到共和国体制的三权分立，踏踏实实改革政党自身体制和政府体制以及权力制衡架构，站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巅峰，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跑步前进到列宁主义明确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使用资产阶级法权之代议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发展。然后，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实至名归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是从美元外汇直接决定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僵局中解套，回归到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资本市场为基本点决定人民币发行，这样的核心问题就是弄清楚资本市场决定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运作机制。这种机制的典型代表本来就是美元的发行机制，搞清楚这种机制有利于我们从美元的资本市场决定机制传导来调控中国经济的类型，平稳的演变到直接依据自己国家资本市场情况来决定人民币发行机制，更便于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货币发行机制对接，这三个地区的货币在实质上都是以美元为标准来决定自己货币发行。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和中国现在的中央银行完全不同，严格的说美联储不属于美国政府，更多的受制于国会，官僚结构介于法官和中央政府政务官之间，任期比美国总统还要长得多，甚至美联储不象是一个货币发行机构，仿佛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二传手，美元发行完全由美国的资本市场决定，这个资本市场实际上控制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操控国际市场，因而美元成为经济决定的世界货币。美国的资本市场具有虚拟特征，但根本意义上还是以实体经济资本为基本点，使得中国学习这种货币发行机制包括当前已经是追随美元来发行人民币的情况下，必须明明白白以实体经济的资本市场为中国货币发行出发点。在美国，如果有公司股票价格大幅度上升，美联储就相应的增加货币投放以表现这部分增加的市场价值。于是，美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发展，其美元货币发行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甚至，期货一样的矿藏，也能够作为资本产权，在资本市场支配下，让美联储增加发行美元。例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新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储量惊人地达到了一千亿桶，该公司的股票价格立马上升，市值相应的增加了5千亿美元，相对于投资人的财富增加了 五千亿美元；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要求兑现股票投资利润，只要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包括股民普遍认同美孚石油公司的新估值，就会有人愿意向该投资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货币使其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投放货币，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印刷更多的美元钞票，可是货币流动性却不一样了，表明美国的货币决定权在资本市场，而不是美国政府。所以，美国资本市场对于每一项资产的定价评估都要承担责任，如果有一个弄错了，美国经济就会遭受创伤。市场自律性很强大，成为美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自卫能力和自我保护，无形中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不需要一个万能的庞大政府，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大政府必须包罗万象。由此，美国的资本市场在虚拟经济的金融杠杆作用下，往往容易造成资本评估失误酝酿经济危机，比如2001年和2010年，纳斯达克股市对于科技股的定价错误，就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2008年的次级债引致美国经济危机也是同样的问题，当时资本市场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房地产价值的错误估值，导致资本市场原先使得美联储发行的货币，都错误地表现了不存在的价值，房地美、房利美公司的判断错误直接酿成房地产业界的崩塌，连累整个投资领域的银行业发生系列化危机。好在美元国际化的大市场循环，能够把国内危机转移出去，让中国这样的依据美元外汇收入来发行人民币的国家替美国背黑锅。
美国的印钞厂不是归属于美联储，而是归属于财政部。美联储是在资本市场考验过的国债当中挑选需要购买的优质国债品质，不能直接到美国财政部去购买，美国财政部具有发行国债的权力，但是不能不经过资本市场就塞给美联储任何一种特权国债，尽管美国财政部还是唯一的印刷钞票机关，他们两者形成了良性制约。不像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一方面制造“央票”来直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另一方面还要管理印钞厂，第三产业是收购外汇和管理外汇，第四还要作为商业银行的行政上级展开工作。这正是忙忙碌碌，碌碌无为，连人民币的发行都要捆绑在美元“锚”上面甘当傀儡，身为中央银行把货币生成机制弄不好，等于一无是处，没有尽职尽责，反而抓瞎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首先针对美国咬住汇率问题不放手的情况，把外汇收购与管理交给货币市场操作，由国家外汇局监管。当然这是被动的，需要同时解决外汇储量问题，设立事关重大的能源基金、贵金属基金在内的外汇储备投资基金，分流现有的中国外汇储备。这里面，一部分模仿中国现实的国有企业投资公司注册方式，例如中投公司、中金公司、汇金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公司注册模式，完全的民间化，割掉政府脐带，坚决禁止官本位，形成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性质投资机构。在这里，如果是模仿中金公司的注册方式，使用特别国债置换国家的外汇资产，则当前的基础货币不会改变；如果是独立于政府的民间投资公司来购买外汇，则是使用人民币置换外汇资产，中国官方的现有基础货币数量就会下降，以前超发的人民币就会被回笼回来。2012年2月6日温家宝总理征求专家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意见时，面对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扩大民间投资范围建议，明确中国铁路建设即将吸收民间投资。应该说铁路建设资本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政府发行债券购买外汇注入基金公司，则债券资产就构成了将来的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础，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后“央票”作为中央银行自我杜撰的毫无资产背景之空头“票据”，就可以逐步退出公开市场业务的舞台，人民币发行也就逐步摆脱美元，直接挂钩中国的资本市场。此时此刻，如果民间独立公司用人民币直接购买外汇，对外投资，也就真正在实现“藏汇于民”的同时，把美元与人民币发行的捆绑解除了，可谓一举两得。
现在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国企业界能否承担起来这个支撑人民币发行的重大责任？2012年2月2日《法人》杂志社发布了《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以巨大的篇幅揭示中国企业家犯罪的原因，明确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以“官本位”作为犯罪资本，进行权力寻租，出卖国家利益换取个人贿赂的背后，是上行下效的官场应酬和买官卖官费用，说明公有制在事实上的“官僚集团特权所有制”平台上，官场潜规则要比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个人犯罪更加具有破坏力，而且能够前赴后继的制造一个又一个腐败案件，进一步变成一窝又一窝腐败官僚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在对比国有企业明显受到政策歧视的大环境里面，缺乏法律底线保障和政治以及舆论救济，于是千方百计建立另类保护机制，涉嫌黑社会犯罪引人注目，显示在建立民间经济生存平台和民间经商秩序的过程中，呈现黑社会化的趋势。这一切都迫使我们站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纵观古今中外市场经济生成的历史条件，需要认识到企业家队伍建设和市场经济创建，与当初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战斗一样意义重大，如果市场经济没有发展好，就等于武装斗争打江山的成果前功尽弃。国有企业主体与政府彻底脱钩，政企分开得到贯彻执行，必须是共产党从政府领域的垄断性地位退出来，全面进入国有企业领域，从此以后共产党不要国家财政供养，完全从党费和共产党产业利润解决活动经费，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竞选组成政府班子。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而是自身的政党改革和新型党内体制建设以及国有企业的民间化，彻底解决企业家队伍的问题，也有足够力量解决国有企业的垄断性问题，实现企业民营化和国退民进方案。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时，温家宝总理强调一定要解决好国有企业的垄断性问题。怎么解决呢？首先是肯定要分化瓦解，不是四分五裂，必须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更需要有一套精明强干的领导力量，否则又会是用人不当，后遗症很大，在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时候，制造出来更加麻烦的新问题。过去，围绕国有企业的垄断性问题，许多专家总结了中国三十多年的国有资产买卖及其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策略的经验教训，共同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出卖国有企业换来的，也不是把西方几百年民间企业成长历史在中国复制一下，更不能使用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把国有企业五马分尸的结果是破坏生产力。2012年1月10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作为世界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呼吁“使用赦免和赎买手段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完全是针对中石油这样的实体经济国有企业，对于金融业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等，怎么赦免与赎买？按照这种思路，用更有知名度的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话来说，中国离市场经济还有200年。这就好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研究员针对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两大期待：中国金融业的监管体制已经是问题很大，成立金融国资委，又与现有的一揽子管理者国资委是什么关系？谁来监管那些政府监管部门？总不能是让政府机关叠床架屋，没完没了的玩弄狗赶兔子的游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计划经济格局并没有真正打破，如何定价，都是在市场经济以外说了算，什么时候才能实行市场化改革？许小年教授如何赦免这些国有资产及其垄断性？这种金融市场的问题说到底是人民币发行与流通体制的问题，总不能靠立功赎罪的买卖方式进行政治为经济越俎代庖吧？
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经济现实状态，是单纯依靠下放权力的方式不能解决的，必须在中央政府层面来解决。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首先必须是货币发行归属于资本市场，于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至关重要。没有共产党这样的强势群体下海经商，脱离官场，彻底砸烂官僚集团的铁饭碗，根本就不能破解中央政府层面的金融难题。当然，也解决不了资本市场的乱象丛生问题，至少是股市的企业群体里面小鬼比人活得好。只有中国的一切政党不吃国家财政，政党带头大办企业，特别是共产党直接全力以赴抓好资本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民间经济化工作，才能够力挽狂澜，把形形色色的市场捣乱因素控制起来。没有这样的绝对强大主体，就不能克服市场怪相。这里面的深刻渊源在于，中国经济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惯性，根源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基础是一盘散沙，只是因为农民的一盘散沙才支撑了皇帝专制的绝对垄断性。中国市场经济的杀手是官本位，命门是垄断性，死穴是暴力。如果共产党主动放弃在政府平台的垄断性，保留对于军队权力的垄断性，大力发展企业领域的国退民进，从经济领域消灭垄断，政治垄断就不攻自破。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发行货币的体制改革，就在根本上解决了金融市场的计划经济问题。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比翼齐飞，相得益彰，中国实体经济就有了支撑点，就能够结结实实大发展。这当中，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化解，是把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大量参军入队伍，以年轻化的军事管制方式迫使地方政府彻底改革，凡是抗拒改革政治体制砸烂官僚铁饭碗的，当即实行军事管制进行过渡，展开社会公开选举产生联合政府。更重要的是，同步改革军队的封闭性体制弊端，提高国防战斗力。这种知识化的军队等于培养政党、政府、企业的实用性后备人才，也缓和了当前的大学生“愤青”隐患，有利于把消极因素转化成为积极因素。韩国日本台湾的军事化格局过渡支持形成民主法制建设大趋势，是成功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借鉴。
十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本来属于世界贸易的经济范畴内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在2010年到2012年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背后，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权力不仅仅是经济权力，更是中央政府的根本性政治权利，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权。回顾人类社会的货币历史，能够清楚的看到：金本位货币是建立在暴力政治制度的权威之上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讲述货币的起源，告诉我们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需要一般等价物，形形色色的这种等价物被淘汰的过程，不是生产商品的人们及其工艺技术等等生产力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其代表财富的储藏功能、保值功能决定的。作为生产群体和消费者的社会经济集团，当然需要这些一般等价物能够追随生产消费的足迹彼此互动，有利于生存发展。但是，国家作为暴力占有经济利益的强势阶级统治者，需要货币直接成为政治的如影随形存在物，表现出来任何政治的归根结底目标是获得经济利益。于是，能够不受国家内部改朝换代政治更替影响，又能够在一切国家之间流通保值，可以世世代代累积储藏财富的金银货币就在政治暴力集团和经济生产集团之间实现了平衡。
并且，运用这种均衡效应统一了双方的诉求，让暴力国家统治者不能背离生产力性质的约束。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作为铁器农具的集中代表，对于冶金技术高度的依赖性，使得金银的冶金加工技术明显处于顶层位置而代表着那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顺理成章的作为脱离直接生产体系而首先有利于暴力集团掠夺、保值和传承财富的经济杠杆，反过来强化暴力优势，至少在冶金技术方面提高军队武器的战斗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的时候，特意说明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力于金本位货币。这样的货币制度，在没有连带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暴力掠夺性来发展海外贸易，把全世界的真金白银集聚到欧洲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第一桶金。因此，暴力政治是金本位货币的集中表现，能够以此压迫生产集团，让政治指挥经济。可是，工业化之后，财富大量的创造出来，黄金储量却不能相应增加，最终导致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与商品生产的实体经济完全脱节，各项商品的价格都要暴跌，来重新使得金银货币发行符合黄金储备的要求。由此可见，废除金本位的货币发行体制是势在必然。
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出金本位货币之后，欧盟是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量，来直接决定货币发行数量和时机。美国是依靠资本市场对于企业新增价值的认同，来间接的决定货币发行数量和时机。其实，它们都是以实际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来确定自己国家的货币发行数量和时机。这些货币体制一概而论，明明白白是从自己国家的客观经济价值波动性及其变化出发，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比之下，中国现在的货币发行没有从自己国家的实体经济资本状况出发，而是抛开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化实际情况，以美元外汇数量来确定中国的货币发行数量与时机，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必然受到美元动荡的绑架，失去国家经济的独立生命力。货币问题，显而易见的就成为了国家政治问题。大方向，当然是中国的货币独立自主，让资本市场及其实体经济来决定货币发行的国家主权。也就是要求，国家政府权力之政治，必须集中表现社会生产力的经济现实，让政治上层建筑来为经济发展服务。
列宁主义有一句至理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被斯大林制造的计划经济模式表现为政府指挥经济，共产党政治就是公有制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就是共产党政治目标的实现手段，国计民生的经济需求必须服从官方的政治需要，说到底就是政治直接支配经济。相应的货币发行，在表面上看，是来源于政府计划经济委员会针对国家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是科学数据决定货币发行数量，实际上是官本位体制完全扼杀市场自身的货币调节功能，违背了价值规律，说明货币归属于经济天地，必须让经济决定政治方面的政府权力，首先听从市场需求来发行货币。
列宁当初说出来这一句话的时候，是针对工会组织一方面关系到工厂生产的正常，要保证年轻的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能够有物资供应，打败国内外反动派的围攻；另一方面工会应该保障工人权利，在战争时期容易与共产党军代表的全局意识发生矛盾；为此，列宁反对工会的独立于共产党，要求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应该和工会互为表里，生产生活之类经济问题应该集中到政治原则上来看待和处理，经济问题必须用政治原则进行衡量和决断。这两种情况的国内外大环境是帝国主义以战争状态绞杀红色政权，军事化的国家体制不允许正常的商品交换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每日每时的展开。这些现实状况也就是短期化效应，把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说成为被动的，把第二层面的派生性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说成为政治决定经济，显然是肤浅的，也忘记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一盘散沙，国家要有集中的权威就必须依赖于军事化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集团控制生产集团，政治掌控经济。这种掠夺性社会奉行强盗逻辑，但是并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中央集权制度的军事化本性依赖于武器装备的冷兵器生产制造水平，一旦火器枪炮的工业化时代带来商品经济，雇佣军的产生颠覆了国家军队独一无二的暴力强势，海盗势力在欧洲国际贸易方面就使得国家军队不能成为特权集团，利用军队暴力的政治集团也不能再统治生产力集团，反而是资本家要通过金钱支撑的公民公开选举产生政府道路，直接形成市场经济支配国家政治集团的现代化格局。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力，自然而然的成为资本市场的专业化权力，不允许暴力政治介入其中。
当中央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力完全依赖于资本市场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度就被资本市场先天造就的三权分立国家制度瓦解了，资本产权首先需要的是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独立于军队暴力集团，不允许军事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大权独揽，更不允许暴力政治垄断性剥夺了法律的平等权利。从市场经济坚决反对垄断性，发展到政治领域不允许垄断性的暴力权力成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约束因此不受约束的腐败权力。这种来自于金融市场及其发迹的资本市场对于垄断性国家权力的深恶痛绝，使得一统天下的政治集团在市场经济不能生存发展，任何政治集团都必须能够畅通无阻地接受法律的审判，皇帝那样的超越法律的政治存在物就行将就木，类似于皇帝特权的政党或者统治者集团都会被消灭，例如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统治集团，还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这是市场经济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规定性，启发我们看到金融领域发生的社会问题，无一例外的都成为法律问题和资本形成问题，特别是必然涉及利益均沾反对客观上的流动性，包括坚决反对经济垄断性企业和政治垄断性统治。中国2012年春节期间围绕亿万富豪吴英非法集资案件判处死刑事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法律乃至权力腐败、金融公平等等民间官方大讨论，就是典型案件，矛头直接指向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官场改革，发人深思。
2012年2月7日新华社刊发文章《关注吴英案，呼吁改革完善金融体制》，肯定了中国各界人士忧国忧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展示了新华社《中国网事》新媒体创意策划中心独家专访八位长期关注吴英案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纵论吴英案件背后的法治僵局、金融垄断、官权腐败、社会公平、经济歧视和价值观标准、市场缺陷等等制度纠结。各种媒体舆论异口同声把这一个刑事犯罪案件，看成是中国诸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的标志性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制个案，至少是一个制度性不公平的深刻政治事件，真正是经济案件集中表现了政治病症。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件是在别人非法集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集资，《中国企业报》2012年2月14日发表任东晓的署名文章《让吴英祭刀是金融体制之耻》说吴英案发的浙江省中小企业90%靠合法银行系统之外的非法渠道保障资金需求，其中的民营企业就更加困难。国家的银行体系在歧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同时，给予国有大中小企业巨大资金额度，国家官僚的灰色收入与这种官方优惠资金不能通过正常的金融体系进入赚钱机制，只能寻求地下金融的非法渠道进入民营企业，相应的违法犯罪是一环套一环，根源在于中国金融体制官本位坑害生产力发展，成为权贵集团牟取暴利的剥削人民大众合法手段。这种国家金融市场徒有虚名的扼杀民间经济活力的制度，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软环境和国家政治体制硬性规定的复合产物，不是任何地方政府能够操纵得了的局部问题，而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总体存在严重问题。国有银行天生是政府官僚机构，理所当然的优先支持国有企业，不会给予民营企业享受资金优先权。
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只剩下中国的股份制银行是民营企业的希望了，然而客观上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又是国有垄断性企业控股的商业银行，2009年12月21日国资委针对国家电网公司的业务布局调查公布说国家电网是广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华夏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其旗下的金融业务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的金融子行业。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就提出了“加快金融资产整合，建立统一金融运作平台”的战略方针，并计划成立一家金融集团。从此以后，国家电网公司在金融领域衔枚急进，低调行事，不露声色地已经拥有财务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经纪公司、期货公司七家直接控股的金融机构，17家参股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将近万亿元。同样令人侧目而视的还有国家电网公司“海外扩张”的走出去战略步伐，通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电网公司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构建国际采购平台，进行海外投资以及海外工程承包和技术服务等等，进出口业务及其外汇美元操作取得明显的金融优势。《国家电网公司2010年社会责任报告》统计数据证明已经和世界上60多个国家进行经济技术项目合作，合同金额超过300亿美元，尽管购买菲律宾国家输变电网25年特许经营权的合同受到反华排行势力光荣，面临巨额亏损，仍然不能阻挠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垄断性空前增强，它已经突破了国家电网不是发电厂的限制，大踏步进入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领域，操作上市融资和金融扩张。这是国家能源战略与金融实力的大政方针，势必恶化挤压民营企业金融空间的局面，越来越恶化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外延膨胀，扼杀市场经济活力，越来越强化官本位经济的尾大不掉状态，形成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集团绑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安信证券分析师黄守宏针对国家电网公司2009年垄断性恶化的情况写文章《800亿收入引发的猜想》，说国家电网公司与河南省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先后投入500亿元开发中国输变电产业，借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电气设备产业，明确要打造一家西门子集团那样的世界规模机电一体化大公司。它的扩张需要巨大的资金流动性，怎么能不挤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这种挤压又是与中央政府的强国战略互为表里，民营企业哪里还有竞争的余地？
我们的国家实力难道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能力吗？民营企业是否就不能构成中国的强国元素？两相比较，权衡利弊，孰重孰轻，是否务必要牺牲一方？这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吗？我们的强国梦想，难道必须依靠国有企业的垄断化来获得吗？能不能让国有企业的规模效益与科技竞争力国际化强势相互匹配？在这种匹配的前提下，寻找到中小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得益彰的发展道路？这里面的关键环节，就是中国的垄断性大企业并不是科技进步的世界竞争力强势企业，更不是经营效益良好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也不是资本化优质产权的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生力军。它们的高收入来自于国家法律制度的特权化支持，来源于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偏向，没有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反而为了保障其垄断性的既得利益，已经在以其巨大实力在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2012年2月6日到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广泛征求各界人士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铁农发言阐述国有大企业垄断性经营的危害巨大，温总理旗帜鲜明的表示中央政府一定把市场经济反垄断工作做好。但是2012年2月14日《世界经济报道》发表詹铃的文章《国家电网重归大一统强化垄断，电力体制改革遇阻》披露国家电网公司攻克最后一个省市所有制的区域电网“堡垒”华北电网，使得具有独立市场地位的区域性电网公司在中国今日不复存在。与此同时，2012年1月13日国家电网在其官方网站向社会宣布：国家电网公司各省市区分公司的“三集五大统”体系建设方案已经全部批复，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展开全面推进工作。就这样，成立不到10年的区域电网公司已经集体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此消彼长，国家电网公司的垄断性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强化。这是背离政府的电网改革有利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实际上架空了各个区域电网公司，意味着预定的中央电力体制改革方案遭遇重大挫折，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说，在国务院5号文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定的思路里面是区域电网担当着各区域的电力企业化主要责任，由各区域电网公司出面把省市级电力局或者电力公司改造为其分公司，负责当地的输配电业务，国家电网公司的定位则是负责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处理区域电网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当中需要网间协调的问题，不能吞食区域电网公司，只能是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以及联网工程。海内外新闻媒体在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受到挑战时就说过：“中国的政府总理管不了总经理。”垄断性大企业依靠国家体制的巨大堕性，直接抗拒中央政策，已经表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足以让中央领导人成为实力派利益集团可以架空的傀儡。特权利益高于冠冕堂皇的官僚权力，这是一个国家体制走下坡路的失控征兆，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国家电网公司公开架空国务院文件的连续多年行为，与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件一样是国家法律制度和中央政策被实力派运用技术手段踩在脚下。国家电网公司的技术手段就是通过建立超高压之后的特高压电网输变电体系，迫使中央政府为了确保电网安全和管理顺畅，输变电和配电业务必将难以分开，现有的区域电网超高压省市之间500千伏网架必须解列，下降成为配电网，这就等于回到了国家电网大一统的五年前状态。输变电与配电网分开，是打破电网垄断性电力市场所必须采取的科技措施，但是国家电网公司通过特高压这种技术手段，必将在事实上强化自己在电力购销平台上拥有了经济技术的双重垄断。特高压在中国的技术经济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性价比分析方面，都有比较多的争议，技术成熟化还有一定的历程，就如同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经济与安全性问题一样，有一个投资风险与科技风险共同压力问题，却被特权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用来对抗中央相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全国五大发电厂集团公司的利润之和181亿，没有国家电网公司的2011年度利润533亿的三分之一多，买电的二道贩子要比卖电的发电厂更加赚钱，流通领域利润超过生产企业利润太多，当然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为了建设特高压电网，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在2011年投资达到3019亿，理由是年度利润增长率18%，拥有了获得中国多家商业银行巨额贷款的充分优势，甚至获得国家政策银行支持。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进一步恶化，如同中国老百姓把十多个贪污受贿数亿元又造成超过了这个数据的国家经济损失的贪官污吏不判决死刑，偏偏把民间经济的吴英这样一个借钱兴办企业老百姓判决死刑，两相比较就发现中国法律被官场玩弄于股掌之间，更深层次的缘故是贪官污吏拥有官僚集团的群体保护，拥有超越法律制度的官场潜规则来保护被审判官员不要牵扯出来更多的案中人以及案中案，从而个别官僚的腐败犯罪被公开审判乃是掩盖了整个官僚阶层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劳动人民的阶级差距，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使得公开的法律政策仅仅具有欺世盗名的愚弄人民作用，对于整个官僚集团而言纯属虚构，根本规范不了官场的实用性有效潜规则行为。这是政治失去信仰的行尸走肉，是没有道德底线和社会生命力的死魂灵，迫使中国人再一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深刻”。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官僚集团的政治特权，是牟取暴利的经济贪婪行为之集中表现，故意要把穷奢极欲的公款吃喝歌舞升平描绘成为中国富裕的象征，把官僚集团搜刮民财的千奇百怪敛财手段绘声绘色地表现成为政绩工程。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玩世不恭，更不是为了发牢骚而泄私愤，我们是为了在透视这种垄断性特权的林林总总丑态百出，从中追根溯源寻找到病根子，探索治乱兴邦的出路。这种努力在政府当局也同样亟不可待，2012年2月15日中央政府网站公布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会议，安排部署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尽心尽力克服当前困局。中央银行同一天通过新华社发布《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人口红利的弱化使得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资源性产品价格还没有理顺，2012年一月份的CPI涨幅超过预期水平，诸多因素可能会固化通货膨胀预期，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的风险不能掉以轻心。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同时在当日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出沪深300等等蓝筹股的静态市盈率不足13倍，《证券时报》报道上解释这意味着即时投资的年收益率平均可以达到8%以上，远远低于银行业的30%以上年收益率，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不对称情况严重，农业以及食品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关联度很低，“三农”金融服务业及其开发的仓储运输业还非常落后，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很不理想，社会保障与资本市场没有形成紧密的相互促进作用，证券市场明显缺乏公开公正公平的司法救济底线，迫切需要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支撑，否则难于塑造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以及证券市场。中国智囊团的将近20多位专家针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和人大政协中央政府更迭发表治国谏言专著《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备受海内外关注的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也出版最新力作《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呼吁正确理解共产主义，重塑一个马克思来回答历史进步为什么需要反腐败？直言不讳中国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承认2011年60%以上的捐款流入政府及其红十字会系统，其余的进入政府慈善协会之类机构，只有1.3%的捐款到了政府慈善协会之类机构以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福利院，而即使在这1.3%的捐款接受部门当中仍然不能排除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等栏目播出“老百姓生活”、“百姓故事”显示的贫困和无助，让人触目惊心，急需慈善关怀。2012年2月16日《经济参考报》刊登文章题为“我国政府采购将首超万亿元，隐性监管致腐败浪费”说国家财政部近日印发《2012年政府采购工作要点》着力扩大政府采购实施范围和规模，一贯操作是内部监管，缺乏行之有效的防治腐败保障，从2005年政府采购花费2928亿，到2011年的8422亿，年均增长23.5%，还不算十一五期间节约政府采购资金4000多亿元，中国政府是全世界花费最大的官僚体系，相应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20世纪后半期政府采购合同里面的腐败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至13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腐败官僚与企业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决定了腐败窝案多发高发，2010年9月国家财政部因政府采购案被北京法院判决败诉，2011年国家审计署公布政府采购项目的假发票近百亿元。腐败在制度缺陷的同时犯罪规模也和政府采购规模一样不断实现跨越式跳跃发展，面对2011年政府采购花费9千亿元的基础数据，2012年国家政府采购至少增长20%必然超过万亿大关，对于扩大内需的刺激消费政策贡献巨大，也让老百姓批评政府挥金如土是最大的腐败，反差巨大的是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嗷嗷待哺，官府与民间贫富两极分化，政治强势集团奢侈的歪风邪气与经济生产捉襟见肘困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说广义的政府采购比万亿数值更大，政府采购仅仅只占官方支出的10%左右，90%的政府花费并不通过公开的政府采购渠道显示出来，2012年中国官方花费必将超过10万亿，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并非天方夜谭。
官场吃掉市场，这是中国政府积极通过官场竭力生成市场的行动之际发生的现实过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客观上吃掉经济产业界生产力之后，按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力溃败之后，就会集中表现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大败局。
十二，中国的市场逻辑与官场逻辑发生冲突而缺乏化解平台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12年2月16日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副总理文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明确中国2012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要围绕处理好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物价水平三者关系来进行，第一步是调控经济，保障现实经济成果不会丢失。在这当中，全国的高速铁路建设要超过一万公里，为了国内经济2011年12月中国抛售3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使得日本2012年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相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2月15日国务会议上强调国内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房产税试点进一步扩大，应对中国吸收外资连续三个月下降的资本外流之不良经济形势，冷静面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和绑架人质等等安全挑战。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前提下，现实的微观经济环境急需救苦救难救火救命，作为中国政府税收财政支柱的企业度日如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典型的首先是在英国伦敦成功上市融资的东方造船集团面临12亿人民币债务，董事长陈通考由于资金链断裂突然失踪，被怀疑逃跑国外，乐清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温州市欣顺船业集团董事长胡志兴2012年2月15日向《中国船舶》记者说东方集团是浙江省乃至全中国的造船明星企业，去年公司订单近亿美元，订单交付日期已经排序到2014年，它不是本身的经营问题而是中国的银行贷款陆续要求还款又得不到新的贷款支持，被迫走向泥潭。银行之所以不愿意给造船厂贷款，原因是2012年1月中国船舶工业新接订单26万载重吨，环比大幅度下降54.4%，同比大幅度下滑79.1%，是200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全世界的造船工业新接订单数量第一次跌破200万载重吨，同比下降71.1%，是全球船舶市场五年来最差的开年数据，整个行业一片萧条，银行不敢冒险贷款支持。这里面好像是纯粹的商业逻辑，民营企业与国家商业银行都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自负盈亏原则，实际上银行业有钱不给民营企业却给予国有企业或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政绩工程转变为高利贷之后流入民营企业；甚至国家商业银行贷款经过官员的个人关系网，直接成为高利贷发放给温州市的民办企业家。这一点在众说纷纭的浙江省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当中，被突出地反复表演，说明中国的行政逻辑才是银行业的实用主义逻辑，并没有与实体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一样遵循市场逻辑。银行业不怕制造业的工厂倒闭，只怕政府不满意。
中国政府的主流逻辑是官本位，是行政命令制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简单的说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一切从官僚集团的统治利益出发，首先要保障执政党、政府机关、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四个等级化管理秩序的正常维持。这种官场逻辑又叫做行政逻辑，与民间企业家自发的商业创新逻辑是不一致的，这种商业化的逻辑是一切为了生产力能够资本化而赚钱，反对等级化的超经济强制剥削勒索钱财。因此，市场经济的这种逻辑是反对等级化而要求自由平等的资本流动性，特别是首先需要资金的无等级化公平流动，一切以生产力发展为唯一原则。这种情况下，官场逻辑和市场逻辑双方互不相认，互不相让，在政府拥有绝对强势的情况下，必然是民营企业风声鹤唳，死掉一大片。按理说，在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之间，应该有法律逻辑来进行协调，以达到平衡。
遗憾的是，中国法律自从新中国诞生一来没有起到过这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作用。1981年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出现困难等等原因，个体经济遭到严厉整顿，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最早生产小五金小电器的8个民办小企业被称为投机倒把犯罪“八大王”判刑入狱，中国法律充当了政府傀儡的打手角色，打击得中国个体户一片死气沉沉。最后还是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挺身而出担当大救星，说“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才突破中国法律的消极性，给予温州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期间中国的“傻子瓜子”年广久老板被列入刑事犯罪调查黑名单，幸亏邓小平批示“不要动他”，才得继续办企业。北京“大碗茶”公司一样是共产党领导人在利用超越法律和政策的权威，让这些民营企业家平安无事。16年之后的1997年3月中国刑法才姗姗来迟的取消投机倒把罪名，并且没有汲取上述一个又一个教训，依然故我地充当消灭市场经济的“恶人头”角色。2003年，名列全中国私营企业500强前茅的河北省大午农牧业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中国法律界定为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分子，抓起来关进监狱，成为全国曝光频率最高的人物，引起金融界、学术界、企业界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各种各样的分析与评论在剖析民间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全面解剖了我国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中国农村金融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的穷困潦倒状态也通过“孙大午金融犯罪案件”集中曝光。一场营救“好人”孙大午的行动，伴随着对于民间金融特别是“三农”金融的反思席卷全国，结果是中共中央领导批示释放了孙大午。一直到2006年12月国务院银监会才发出红头文件，公开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农村基层金融机构向各类资本开发。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允许农村土地资本进入中国金融领域，土地产权始终没有资本化，注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是无本之木，金融市场是空中楼阁。
中国法律在这方面更是不尽人意，随后几年才围绕城市化征收农民土地需要建设新农村，仅仅为了政府的政绩工程之类政策而推出星星点点的农村金融配套法规，至今都没有中国法律对于金融市场化的刚性规范。立法机关的法律制定工作严重依赖于政府行为需要，滞后于市场经济客观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民间企业发展，毫无疑问的丧失了法制公信力，实实在在没有了政治信用。这种法制失信于民的恶果，不仅仅是市场经济遭受破坏而倒退于计划经济窠臼，而且使得中国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上挂单位一切向权看，自身丧失了企业化定位，走向了官本位的行政化道路，迫使我们反思中国立法机关为什么是闻名于世的橡皮图章？立法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却是故意不作为，还没有宪法追究这种故意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说明了中国宪法被变成一纸空文的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耻辱。在这样的法律前提下，追究行政故意不作为，显然就是滑稽的不可信闹剧，是真实的谎言。我们有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权来切实为市场经济开天辟地、保驾护航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表明今日中国是没有法制实体的封建主义国家，此时此刻呼天抢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深刻”，定然不为过分，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此乐在其中，不为所动，悠然自得。
当然，中国尽人皆知的不可告人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享受着国家最高权力及其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各级政权决策权力，这是中国官方把人大、政协确定为二线单位的现实原因，使得中国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只有依靠共产党来解决问题。中国的这种局面很难出现类似于美国19世纪末银行家JP摩根临危受命，组织银行业同仁，担当起美国中央银行的重大责任，帮助政府和国民顺利渡过金融危机的情形，很难通过企业家群体这种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来以商业化行为精忠报国，通过这种商业化集团型行为来树立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用以协调中国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分歧。这样一来，仅仅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文简称为“人民政协”或者“政协”）的平台，能够被考虑作为解决中国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唯一出路。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企业家进入人民政协大开绿灯，问题是政协委员没有专职化，都是兼职的，在一些地方完全是一种荣誉，只要企业家按照共产党组织部及其掌控的政协官方红头文件规范要求拿出来一定数量的捐款，就能成为政协委员。甚至，只要你成为名人明星，为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增加吸引力，就可以给你一个政协委员头衔，不必要你参加政协会议履行法定责任，仅仅满足当地政府的“做秀”之类形象工程需求，就好了。于是，进入政协的企业家并不能与政府协商以化解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之间矛盾，例如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市怡景中心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宏女士，成为省市政协委员已经十五年了，直言不讳地说自己迫切加入人民政协仅仅是为了不受欺负，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坏人太多，法律保护不了一个普通公民。2011年以来中央政府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拥有很多地方官府及其社团组织授予各种荣誉头衔的刘伟宏一再与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协商，都没有化解矛盾的任何进展，只能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起诉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员会，可是法院在官僚等级序列里面低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国土委员会，至今没办法判决，使得市场机遇转瞬即逝的现代社会逼迫广东省政协常委刘伟宏面临巨大的商业成本压力，急不可待之际违反深圳市政府规划国土委员会不允许售楼卖店铺的规定，钻空子打广告宣传售楼并且实际开展买卖商业店铺活动，获取数千万元收入，被用户投诉而引起《深圳商报》记者采访和发表报道文章，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刘伟宏不得不正面回应，举行相关事宜的新闻发布会，故意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半小时以后才姗姗来迟，又蓄意不解释事情原委，特别是故意把事件报道主要媒体《深圳商报》拒之门外。当《深圳商报》记者秦素梅只好在新闻发布会之外的场所采访广东省政协常委刘伟宏老板时，竟然被恼羞成怒的广东省政协常委刘伟宏老板挥拳殴打，被旁观者招商银行保安人员拉开，让公众侧目而视，舆论一片哗然。其实，在《深圳商报》2012年2月14日报道这件事的同时，《广州日报》还报道了另一个殴打记者的更严重情形，当天广州日报记者在调查新村幼儿园校车是否超载的过程中，被幼儿园人员抢夺证件、相机等等新闻设备，随后遭受不明身份男子的粗暴对待，以致记者陈臣的右手出现骨折。当事人以及责任单位都说事出有因，民营企业和民办幼儿园都是得不到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支持，车辆配套缺乏资金，适应环境的商业成本很高很大。即使经济上和专业化万事如意，经营环境的安全鞋保障还是老大难，求助于警察法官检察院的成本也要比社会闲散人员高很多，甚至公安局比黑社会还要黑一些，民办机构无法获得法制保障，例如2007年到2012年在中国社会引人注目的亿万富姐吴英案件当中，2006年12月义乌市杨志昂、杨卫陵等人绑架吴英，暴力勒索吴英千万余元并且强迫吴英签订30多份空白协议书，吴英以及家人多次向公安局报案都被置之不理，就在警方不予立案的同时吴英收到了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象这样收到恐吓信的民营企业家数不胜数，经受不起市井小人“红眼病”歧视和黑社会恶势力敲诈勒索，民营企业家买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红帽子，就如同二十年前弄一个集体企业的红帽子来保护民营机构一样，实在是出于无奈。
如果政协委员都这样因为民营企业家的是是非非而麻烦不断，人民政协就成了一个马蜂窝。于是，文艺界的歌唱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等等，纷至沓来。多次因为讨厌新闻监督，演出班子与新闻媒体发生一次又一次大展拳脚之类冲突事件的郭德纲，作为北京的政协委员，也已经让人民政协的光辉形象饱受诟病，可也相对于企业家的是非曲直要简单得太多了。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明星大腕在人大政协济济一堂，每一年的人大政协“两会”都是谈笑风生，被海内外媒体讥讽为最有政治级别的茶话会与休闲会所，完全失去了郑重其事地真刀真枪解决国计民生大是大非问题最高权力机关与参政议政平台有效性。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栏目被客观评价为产出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最实用性孵化器，2012年2月12日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政协公布“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评选胜出的农民工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成为政协委员，正当众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的时候，朱之文站出来说自己忙于商业化演出，顾不上参加政协会议，没有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专门时间，只能是提一提建议来不辱使命。最重要的是，朱之文本人并没有参与选举，是被动接受“政协委员”这种来自于党政领导干部的安排。显然，这是违背人民政协组织法的严重行为。《光明日报》2012年2月13日发表评论《“大衣哥”被当选政协委员是政治之殇》说“听到又一个歌星被成为政协委员的消息，不知道是让让娱乐界新闻更多了几分政治的色彩，还是让政治新闻更多了几分娱乐的成分？虽然公众对于政协组成人员的各种各样背景有着多重‘心理准备’，但是‘大衣哥’朱之文当选菏泽市政协委员的消息，还是会让人慨叹自己想象力的局限性。”毕竟，政协不是各界明星荟萃一堂的“行会组织”，而是一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参政议政机构。如果追根溯源政协的历史，其作用还远远不至于“参政议政”这么样“简单”，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中央政府就是由政协选举产生的。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政协会议是现今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历史组成部分。难怪《京华时报》2012年2月13日题为《参政议政可不是表演》的文章指出，政协委员娱乐化的表演愈演愈烈，把虚伪的“政治秀”给予史无前例的发展，还要不断刷新记录，不能不说是在彻底揭开“政协纯粹是举手赞成政府”的“政治秀市场”最后一点遮羞布，让中国政治体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饱受海外媒体诽谤的尴尬更加无地自容，多少应该留下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参政议政”形象，不能是淋漓尽致到了体无完肤的赤裸裸“民主政治走过场”，把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逼到悬崖峭壁的绝路上。
其实，批评和诋毁的区别仅仅在于批评是建设性的恨铁不成钢，例如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说中国政府支持国有企业依靠强盗逻辑捞钱，民营企业完全靠着市场逻辑赚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设计，应该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大趋势来把强制性的行政逻辑与民间经济的市场逻辑结合起来。居心不良的攻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那些人是为了毁灭中国政治，一以贯之的蓄意要让中国的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让改革开放政策历尽艰难险阻生育出来的市场经济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自相残杀而毁于一旦。在这里，针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命运而言，国家政治制度的确定和沿革，自有其政治、社会和历史等等方面的因素。政协会议的政治功能演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政治演化史。政协会议在政治功能方面的变化，当然伴随着政协委员由几乎全部为政治精英，到相当一部分为各界明星人物的变化。没有了组建政府的权力，更没有了立法权力，只有旧中国缺乏一统天下“中央政府”情况下产生出来的这些民主党派何去何从的难题需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安置场所，伴随着世事变迁也需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来与时俱进的改造民主党派人员组成结构。缺乏政治精英意识的文艺界明星当然是最没有挑战性的群体，最容易无可争议的异口同声支持政府工作。至于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的矛盾协调功能，并没有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强势的一党制执政党模式需要的首先是歌功颂德，不是市场经济那一塌糊涂的讨价还价之类众说纷纭，何况企业界的是是非非市场逻辑让人心烦意乱。于是乎，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体育界明星队伍急剧扩大，给政治精英们你争我斗的原先政协局面增加了掌声和笑声，焕然一新的鸟语花香政协形象令人难以置信的使得政协会议那些很大一部分实际功能恰恰正是经由这些掌声化笑声所达成，这些功能又偏偏是纵容行政逻辑越来越霸道，让市场逻辑越来越屈服于强权而走向收买实力派官僚的贪污贿赂腐败。
《法制日报》2012年2月15日报道中央综治委工作成就时，披露中国大陆2011年平均每一天发生500起官方与老百姓的纠纷冲突，以至于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多年被舆论称为“矛盾凸显期”，社会学家则说这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心动荡陷阱”，经济学家分析这种经济利益矛盾上升成为阶层政治冲突的市场经济机制时，一再认为这是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不和谐酝酿形成的，需要象政协这样的对话协商平台能够发挥应有作用进行协调化解，政协会议的政治功能应该为此得到定向加强，因此政协会议的民意代表性及其政协委员身份代表性也应当进行加强。与此背道而驰的是邢台市党政领导干部集体会见影视明星王宝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王宝强弄成了邢台市政协委员，随后的效仿者就是菏泽市党政领导急急忙忙把刚刚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唱歌的“大衣哥”朱之文塞进了政协委员行列，不能不受到社会批判，说这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当今社会各个阶层急需加强沟通以把“下情上达，让上情下议”的情况下，故意趋炎附势以文过饰非，把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演绎得还不如“星光大道”之类选秀节目“制造”文艺明星的娱乐方式，彻底败坏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美誉度和公信力。政协委员的“明星化”从某种角度说明了一些地方的政协组织的自我政治定位与功能预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的挑战中“抓住机遇”之需。
特别是地方政协对此也有委曲求全的苦衷，毕竟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这方面也是效仿中央，是上行下效，例如全国政协2009年就有把号称“飞毛腿”的世界短跑运动健将刘翔搞成为政协委员，使得刘翔每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都要请假，受到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和网友的不断批评。迫不得已，刘翔在网络上公告天下：“我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而是内部任命的。我听说这个有我名字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是各方面充分酝酿协商的结果，我和教练都不是特别清楚，最终确认了这个消息后，我很惊讶也很激动。”香港的《东方日报》把这一切叫做“中国特色的花边政治新闻”，2009年3月11日发表述评文字，说这样将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获奖荣誉与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进行挂钩，无疑让政协委员充满了功利性。我们邢台市菏泽市把歌手演员在中央媒体亮相获奖也与政协委员资格挂钩，同样是一种功利性的变相招商引资。难道只能是中央机关全国政协可以放火烧荒，我们地方党政领导政协会议就不能生火烧云吗？
这里面的根源其实是政协体制本身已经丧失科学性，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更是走形式，实质上就是政协这个机构的设立很荒唐——究竟在今日中国政局里面是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政协”？目前全国政协的政协委员产生机制是邀请制，这种被动的政协委员任命制，无疑折损了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之政治自觉性，只剩下一种类似于英国今日的贵族称号一样纯粹是徒有虚名的附属荣誉，只能是第二性的锦上添花，不能说是本位权利能够让你籍此精忠报国。这样的政协委员当然需要代写提案、空洞提案、雷人提案等等，与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之类神圣使命感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存在肩负重大责任“化解中国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矛盾”的问题，更看不到官场与市场矛盾已经造成生产力发展困难和政府难以令行禁止实施有效管理的危机严重性。
这就迫使我们承认行政逻辑是中国官场的普遍性逻辑，是不仅仅在政协、人大、政府被矢志不渝坚守的行为准则，也是在政府、人大、政协机构里面作为第一主体的决策者中国共产党的普世价值观，是实际上被定位成为整个官场的通行证和潜规则，应该叫做官场逻辑，尽管它的实质是暴力逻辑、强权逻辑、强盗逻辑，直接在事实上否定着、践踏着中国宪法及其法律体系的可操作性。所以，如何在官场形成对于市场逻辑的认同与宽容，并且要求行政逻辑或者说官场逻辑适应市场逻辑，支持企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让市场逻辑被官场逻辑限制、压制、管制乃至扼杀，让政治特权阻挠企业化生产力发展，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要害，才是今日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针对这些确定无误地批判现行执政体系合理性的言论，中国当局往往不假思索地一棍子打死，充耳不闻，嗤之以鼻，常常忽视了这种持不同政见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忽视了这些人要比居心不良的溜须拍马赞同者少了投机钻营，真正的缺陷乃是这些言论的科学性没有到位，与拒绝它的共产党官僚一样差之毫厘、失之千。这种尴尬的两极分化对立又行为方式如出一辙，启发本文笔者下决心入木三分地剖析共产党政权的历史渊源与“政协”演变之微妙关系如下：“政协”机构的制度设计，来源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直到今天“政协”都是隶属于共产党委员会“统战部”的国家政权表现形式，统战部是操作“政协”一切事务的当家人，始终如一地保障中国共产党内机构设置的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统战部“五子登科”的结构稳定性，如同中央行政体系的设置是政府与人大两部分权力虚虚实实相得益彰又彼此制约，在这两者属下官场级别相同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一样都是执行那些行政性质的政策来解释法律、理解法律、执行法律。政协在整个中国政局当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由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同盟军、政治盟友，变成了政治附庸。最大的富有敏感性价值，是对于台湾、香港、澳门的千丝万缕牵制，地缘政治制约国民党势力的意义大于其在中国大陆政治格局内部的利用价值。
“政协”的历史性地位，还是扎根于孙中山先生首先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得力于创建新中国的努力。众所周知，共产党打天下有“三大法宝”出奇制胜以至于战无不胜，这就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解放后论功行赏的打分是：为创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装斗争100分，也就是满分，因为共产党是打出来的天下。党的建设80分，因为共产党是以军队为立足点和生存方式，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共产党在哪里都不安全，只有在自己的军队里面首先壮大和发展，以“军队为本体”的“军本位”共产党组织结构，决定了党的建设要排名在武装斗争后面。当然，解放区里面的共产党政权不是军管会，可也毕竟是军队本位制。还有，陕甘宁边区的1942年整党整风运动发现了很多问题，老百姓嫌边区政府税收太重而诅咒毛主席遭雷击，张国焘叛变并且发生了红四方面军许世友等人要武装政变杀了毛主席，一系列冤假错案一直到四十年后的1984年才陆陆续续平反昭雪，党内路线斗争的是非积怨不允许把它拔高到第一位。然而终究是共产党天下，“党的建设”要在功劳簿的排行榜占据第二位置。关于其他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只能是位列第三，公开的公众评价打分是60分，刚刚能够及格。为什么这样的不被高度赞赏呢？原因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有意见，他们没有一个是赞成共产党“造反有理”武装斗争的，他们都是和平人士，有的人主张实业救国，有的人主张教育救国，有的人主张科技救国，真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共同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认可并且取得合法的政党社团身份，与天生就是非法组织的“共匪”共产党完全不同；他们和共产党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是一致的，支持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战争行动，和共产党一起弘扬爱国主义；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是通过“统一战线”这条路子获得了国民政府心口不一的勉强承认，是打打杀杀、兵临城下的“合法组织”，是利用暴力来以“城下之盟”的粉饰太平达到自己政治目的，是打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招牌来逼迫国民政府让步；尤其是民主党派有人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争权夺利战争，是祸国殃民，已经让民不聊生，更让小日本乘虚而入侵略中国；他们拿出来所谓的调查资料，证明国共两党战争伤亡兵士远远没有老百姓的伤亡人数多，据此反对共产党兴兵打仗；凡是种种对于“统一战线”的非议，在新中国顺利成立之后，很快就不知不觉地销声匿迹，实现了各个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达成《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宪法，组建联合政府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这时的共产党，从军队本位制走向了政府本位制，实质上就是官本位，完全吃财政经费。相应的，让民主党派从旧社会那种自己筹措党务经费的恓惶风险中解脱出来，完全由政府供养，国家财政保障民主党派费用。这种变化一开始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党的本来面目，共产党是军队优于地方政府，军人复员转业担任地方政府干部很普遍，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军队将领比例很大，可是等级化体制已经客观形成，团长与士兵的收入差距已经至少有10倍左右，根本不同于红军时期官兵一样每人六个铜板的待遇。还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军队同样保持了官兵同甘共苦的状态，军队生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的纪实文字以及许许多多的历史图片，都证明了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没有让人民大众供养。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及其军队是吃财政的，官本位体制的本质就是等级森严，长官养尊处优而与平民百姓相差悬殊。在共产党以政府为主战场而“党的建设”遵循“官本位”规范的同时，民主党派也跟着共产党进入了行政等级化系列。通过“官本位”的管理模式，把政党自身完全变成了一种机关部门，丧失了社团党派的法律地位，蜕化变质成为行政化运作的非独立组织。以至于民主党派的个别人在讨论民主选举、竞争执政、各个政党轮流坐庄掌握政权问题，遭受共产党反复打击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共产党主持阶级斗争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大批判大清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民主党派，往往要比共产党极左路线分子更加左倾机会主义。此时此刻，中国政治舞台上面还需要“政协”的存在意义，仅仅是因为还有台湾、香港、澳门没有纳入中国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共产党的军队武力对于这些地方还不适用，“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显而易见地表现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补充，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之策略，纯粹属于花架子，一些共产党人都认为“政协”是可有可无的拉拉队，不是政治主力军。至少，“政协”这个舞台及其活动成员之民主党派社团，已经是仅仅具有针对于地缘政治利用价值的存在物，共产党需要“政协”用来“统战”台湾、香港、澳门，仅此而已。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政党社团，增加了党政机关。从此以后，共产党迷失于官场，民主党派苟且偷生于衣食无忧，一切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一元化共产党领导。即使到了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他这一位举世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也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的显著退化，更没有在他的改革开放设计方案里面考虑中国改革的可操作性政治主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党社团？全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没有反思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究竟让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变成了什么样子？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发展目标设定过程中是否需要讨论政党制度的确切进化方向？与此相关的各个政党进行合作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政协平台究竟要随着政党的演变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创新？这些系统化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来对于共和国体制发展做到胸中有数，而且是心明眼亮的弄清楚共产党自身的演变、发展及其步伐一致的国家权力结构设计。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主持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本来就缺乏理论研究的先见之明，完全仰仗于他的政治家敏锐洞察力，和他出生于小县城市井家庭自幼对于工商业感情，特别是16岁就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切身体会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所形成的深刻认识，使得他坚定不移地要在中国发展工业化生产力，富民强国。他的理论短缺状态，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转化成了一种优势——群众创造的优势，幸亏前面有发达国家的样板间可供参考，否则不堪设想。例如，他一直没有说清楚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三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更没有在此基础上搞清楚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什么样政治上层建筑来主动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商品交换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原始公社消费的剩余猎物，就会用于交换，由此酝酿了阶级分化，出现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有了一般等价物之后产生的更高级的商品交换，譬如封建社会的皇帝发行货币，用于更加广泛的商品交换，形成了货币支配的商品经济，但是货币发行依赖于贵金属储藏数量，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政府手里的金银货币不以社会生产情况为服务目标，更不依赖于农业生产，造成了奢侈性的商品经济。前苏联就有商品经济，斯大林写文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举世闻名，可惜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这里面的价值规律等等经济规律，是受制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扭曲状态规律，反映供求关系的时候，常常都是事后诸葛亮，缺乏前瞻性的科学预测以及良性控制。总的来说，是一种能够被政治权力扭曲的经济规律，说明了商品经济没有实力形成社会的主流经济方式，更没有能够与生产力共同形成经济基础来主动掌控政治上层建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市场经济，它的历史证明资本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企业化的生产力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自下而上形成资产阶级法权，金钱政治使得上层建筑必须听命于经济基础的资本集团。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就是金钱支撑选举产生政府体系。这时候，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就必然消灭封建主义王国。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高度上超越，当然首先要求做到三权分立，用以支撑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发展。这就是列宁主义一再深明大义的“建立一个使用资产阶级法权但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首先消灭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共产党人至今都不敢承认这一点，需要思想解放来给共产党开动脑筋，首先把共产党体制搞好革命性的改革开放。
十三，改革不能是体外循环而必须剑指体制内铁饭碗特权
纵观中国的官场决定市场命运之机制，在于官场不仅仅拥有暴力和庞大官僚队伍优势，而且是分工明确、统一指挥的自为集团、统治阶级；市场则是民间化企业受制于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畸形体系，缺乏统一社团性质的协调运作，属于自由自在状态的一盘散沙，面对官场逻辑的强势，只能是苟且偷生，虚与委蛇，市场逻辑唯一的生命力在于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现在真正的限制因子，是农业社会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工商企业税收已经完全替代农业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城市化及其社会形态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工业化生产力发展大方向，中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千百年来支撑的皇帝体制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欧美反华排行势力迫使中国要么改革开放以走向强大，要么因循守旧落后挨打走向灭亡，国内外形势严峻地要求中国吐故纳新又勇于创新，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象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瞬间即逝的惨痛教训。
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是直接目标在于挽救频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首先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切入点当然是农业改革及其农村制度变革，突出解决一个巨大农业国的农民问题。相应的取消“人民公社”、“生产队”和“革命委员会”、“军管会”一系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体制，设立“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省市县政府等等新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超越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必须的一元化执政党领导体制。在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和共产党委员会体制设计方面，与解放初期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三驾马车”统一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集权于一党制”，是一脉相承的。突出不同乃是不断弱化“暴力”军事化“硬核”，逐渐向经济规律的软约束倾斜，软化行政命令性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的破坏，毕竟没有把市场逻辑作为中国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只不过是要求行政逻辑走出军事化、战争状态的尖锐化，走向和平年代的温文尔雅，或者说从“苛政”猛于虎，转变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政、仁政，并没有放弃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中国共产党至今都没有承认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的皇帝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民主法制建设”水火不容，冰炭不同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公认的中国市场经济典范区域温州市的民营企业在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公共事务管理和金融市场限制之下，生存危机日益加剧，2012年2月18日《浙商》报道浙江省温州市银兴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捷携妻“失踪”，涉及债务11亿元，引起资金链断裂的连锁反应，已经发生1人跳楼、1人投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温州市民营企业家逃跑躲避债务的事件从2011年10份的93起，增加到12月的140起，牵连银行业和融资问题的担保公司成为纠纷的主体，信用危机十分严重。相应的，各级法院对此穷于应付，一个月千余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曾经作为上海世博会场馆建设者的星宝集团老板池万明欠债35亿元，迫使苏州市政府出面查封星宝集团在当地的房地产等等财产。驰名天下的温州打火机制造业，已经在出口创汇方面遭遇重大打击之后，又被民间借贷拖垮，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保发工贸有限公司被50多名债权人，和40多家担保企业逼得走投无路，董事长陈小武被迫钻进公安局派出所寻求人身权利保护。温州的企业倒闭潮流已经是势不可挡，温家宝总理率领中央政府关注和解救，也显得无力回天，真正是兵败如山倒，可谓经济规律需要政治开明而非强权包揽。
企业面对“大救星”共产党，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中国的政治体制设计成为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人大、政府、政协“三驾马车”格局？这种格局之下的机构角色定位究竟如何步调一致推进市场经济生成以及发展？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动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及其领导班子没有预料到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否定计划经济，更没有肯定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仍然号称“第二政府”。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明确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专利，才开始考虑通过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分化瓦解“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的巨大权力架构，逐步消化“九个机械工业部”体制，进入二十一世纪才设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真正撤销“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编制，实施政企分开及其产业部委转变为集团公司体制的改革。相应的，政府就成为事实上的改革开放“主战场”，地位仅次于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书记领导。共产党摈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图，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给予“人大”的分工就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法律需要，包括立法和负责组织法院检察院通过司法实践来落实所制定法律；给予“政协”的分工就是当好政治“拉拉队”，来把各个党派社团群众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有组织的团体力量带领一盘散沙的人民大众创办经济实业，贯彻落实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务实的，适用于中国的制度惯性沿革，保持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一党制执政党政治连续性权威，从来就没有让“政协”高于政府，甚至根本没有在制度设计本身让“人大”高于政府，仅仅是让人大、政协甘当政府的配角，在“党管干部”原则下统一归属于共产党领导，不存在权力制衡，最大的民主监督设计就是广开言路，坚持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绝对权威。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制度是根本制度，一切权力归属于中共中央及其核心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常设机构中央书记处。至于市场经济要求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要害就是否定了一元化共产党领导体制，完全彻底的铲除中央集权制度，运用市场逻辑废除行政逻辑实质上的等级化特权逻辑，理所当然地被判定为大逆不道。这样就从经济问题上升成为政治问题了，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实际上方枘圆凿，你死我活，注定了人大的法律、政协的协商都不能化解市场逻辑对于行政逻辑背后那强盗逻辑、暴力决定一切的严峻挑战。人大、政协的制度设计本身，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和谐要求，暴露出来人大、政协自身的制度效力偏差和目标脱离靶心，尤其是组织结构在人员组成方面发生巨大变异，引致功能失调，急需革故鼎新，在历史进步所需要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超越自身局限性，迈进到民主法制建设轨道。
万法归宗的中央集权制度，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市场经济社会过渡的必须政治桥梁，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也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充分肯定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封建主义小农经济脱胎而出的助产婆”，是统一大市场及其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所需要过渡体制，有利于消灭封建割据势力制造市场壁垒，阻止封建主义分裂势力扼杀世界性科技生产力的勃勃生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必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集权制度，有过去辉煌的文明史成果，也有不平等的暴力集团剥削压迫，只能是因地制宜的按照历史发展需要来在完善自身体制的进程中消亡自己，吐故纳新地让中央集权制度顺利转变到市场经济逻辑支配下的“三权分立”模式上面。这中间的制度变迁，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下辖“政府、人大、政协”三位一体的结构下，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完整的四面体超级稳定性政治体制格局，突破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主义皇帝时代家族统治的血缘关系局限性，扩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化”特权小集团民主，形成空前绝后的“共产党委员会常委负责制”，延缓了暴力机制的“专制独裁”暴发性破坏冲动。这就为平和的消亡暴力统治模式以及建立法制精英统治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进一步过渡到党派竞选组建政府的联合政府格局，再发展到充分发挥个人民主的法制社会。其中，人大机构立法和法院检察院司法实践的领域依然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仅限于刑事诉讼，一切有关经济权利的法律都是必须拥有中央政府的实施条例，才能付诸实施，才具有可操作性。这就决定了人大的立法权事实上被中央政府架空了，立法及其司法活动都是依附于政府经济改革的辅助性工作。
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之定位，就理所当然的被执政党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政府主干道定位所颠覆。邓小平时代的宪法就在客观上成为公开的谎言，政治诚实守信的公信力立马贬值，政治信用体系连同人民对于共产党的信任度顷刻烟消云散。这样反而不如襟怀坦白的说中国当前现实要求共产党代表人民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共中央就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仅仅是民意表达平台，让法律按照人民的心愿来制定并且监督法院检察院具体实施，用以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公民和社团。直言不讳的承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仅仅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各个界别社团机构那种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来集约化实现市场经济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仅仅是参政议政，更重要的是站在市场经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度，来表达经济基础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具体需求，改革政治体制，推进包括政党制度革命化在内的一切制度创新。这样一来，政协平台就在原先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调节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矛盾”的先天不足方面，有了拾遗补缺的政治救助站功能，通过集思广益的政治协商会议机制，在政治对话沟通的政协平台上，促使“国退民进”的企业改制活动中发展法制逻辑，来一步一步替代行政逻辑，适应市场逻辑，实现政治逻辑层面的“国退民进”，避免行政逻辑扼杀市场经济而“国进民退”，造成垄断性经营的强盗逻辑赚钱模式大行其道之大倒退。这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种协商的柔性系统来充当缓冲剂和润滑剂，在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通过新旧思想意识的交锋，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和衷共济，来建立法制逻辑，用以刚性约束行政逻辑步步惊心的后退，也同样的硬性规定市场逻辑步步紧逼，但是有效防止“追尾事故”酿成的彼此矛盾尖锐化，以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两者之间的缓冲带，弱化双方的正面冲突。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强盗逻辑就要心悦诚服地向市场逻辑低头认错，在体制上就是要让政协平台来负责政府组建工作，选举产生各个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一切为了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政协机构当然也就化虚为实，不再象现在这样让兼职人员定期聚会，不能成为政协委员的第二职业平台，而是全心全意在政协上班的为人民服务专业人员，一心一意为了市场经济发展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支持企业化生产力不断壮大。人大代表也同样必须是谙熟法律的民意民心代言人，是全心全意在人大机关上班的为人民服务专业人员，一心一意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制定各种各样的可行性行为规范。这些专业人员不是官场的政府支付生活费、工作经费之附庸，而是没有终身制铁饭碗的自下而上公开竞选产生出来的人民公仆。由此推陈出新，带动政府部门彻底砸烂官僚集团的终身制铁饭碗，实现全民养老保险、劳动保障、医疗保险的平等而融化官民对立，消除官民二元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所产生的当今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
这样的制度设计框架，是针对普遍性的弊端：我国目前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经济学成果的时候，由于没有认真比较西方制度设计尚没有专门强调的制度所需要主体之规定性与中国政治主体区别，仅仅是局限于制度设计本身的借鉴，酝酿形成了在发达国家很好的制度被处心积虑地移植到中国时，就马上事与愿违，仿佛基因突变的异化现象，出现扭曲性的不良后果。我们这种针对中国现实的制度设计，突出了政治主体的塑造，如同新中国诞生的历程是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塑造的十分成功，卓有成效地打碎了旧世界，同时更加艰苦卓绝地建设起来一个新世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政治主体已经定格的现实社会，展开它们的制度经济学研究设计，而中国的政治主体还是方兴未艾，处于蓬勃向上的青春发育期，首先是要创新自身，然后才能实现带动全中国人民或者说全社会的制度创新工作。如果没有解决好改革开放事业的主体塑造问题，就是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变成没有主语只有谓语的胡言乱语。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操作现实局面，是官本位的行政逻辑决定一切，市场本位制的格局没有生成。所以，改革的主体还是官僚集团，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企业集团。这就是说，行政逻辑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必然扼杀、至少压制市场逻辑的运行。解决这种客观问题的出路，只能是让市场逻辑的主体之企业化利益集团来决定官僚集团命运，让产业资本及其企业化生产力劳动者来直接选举产生政务官领导集团，把事务官的专业化进一步定格到法制约束的稳定性上面，一切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和坐标系。
想要依靠当前中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危机状态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来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经济逻辑，显然是力不从心，言过其实，难得担负重任。在中国，通行证一般的万应灵丹，便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让共产党下海经商办工厂，直接从公共事务管理的是非曲直纠缠不清当中解套。把政府这个第一经济工作立足点，转移到共产党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上面，从利用政府来间接发展生产力，变成为要求政府仅仅负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工作，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把政府对于经济的最大参与活动定位成为工商行政管理和税收管理与审计监管，就是政府与企业彻底脱离产权关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出面直接进入企业家行列，直接操作实现企业资本的市场化，而非官本位。这样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市场逻辑的高于行政逻辑，让政府不再是利益集团的当事人，而成为超脱各个利益集团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平台，官僚任期届满就回归社会成为老百姓，全体中国人都以民间社会为本位，终身都是普通公民，没有了永远的权贵及其固定化的特权福利。中国的一系列福利政策问题，都迎刃而解。等级化的政治格局自然而然的分崩离析，平等的商品经济自由化贸易势在必然，市场逻辑不战而胜，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渐行渐远，不断淡化乃至淡出中国社会。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政党都以企业为活动经费来源，不再让国家财政供养，不存在吃纳税人钱财的腐败问题。政党也就顺其自然地脱离了官本位体制，进入了民间社会。而且，政党不是华而不实地远离生产力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根本点，更不是哗众取宠地高高在上让政府去发展经济，由官场牵着企业的鼻子走。一切社团政党都扔掉了“二狗子”拐杖，都是冲到第一线直接搞好自己那一份责无旁贷的实实在在事业，而非忙于指挥别人去发展生产力，也不需要官僚越俎代庖地物色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来做秀。
这一切，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必将得到集中的表现，也同时让权钱交易的腐败丧失过去那个官场特权体系的广泛支撑，从而取得铲除制度化腐败和体制性腐败的群体效应，把权力腐败局限于个人品质层面，消除官僚阶层与人民大众形成的集团化对立状态。2012年2月17日《湖南日报》报道株洲市政府房产管理局产权处长伊春燕和副处长刘洪刚利用自己主管的政府房地产担保公司，为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田国来等4人骗取银行近亿元贷款，收取贿赂，被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株洲市房产管理局竟然出具公函为两个贪官污吏犯罪分子请求减轻惩罚，原因是这样的官吏在政府很有能力做贡献。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是中国政府机构在银行业拥有贷款影响力，银行发放贷款必须有担保公司的保障，政府开办的金融房地产担保公司是以政府公权力的信用，来背书担保民营企业的贷款，才能使得银行给予企业发放贷款。否则，民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这当中的担保行为是收费性质的商业化服务，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做生意主体，名副其实的政企不分。这种情况下的中国金融业银行，显然是唯政府的马首是瞻，看政府的眼色行事，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遵循官本位的权势原则。这种金融市场，自然而然地不是为实体经济企业服务，反而是充当官府剥削企业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地下钱庄就成为逃避银行业剥削的怪胎在中国如同野火烧不尽，2012年2月26日《海南日报》报道海口市警察侦查一个地下钱庄在两年内把727亿元人民币，通过网络银行汇兑到国外，为不法企业和个人进行洗钱犯罪。
十年前的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几十家城市信用社（亦即现在的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造成了不良资产达到50%以上的危机，效率低下，亏损严重，被国内外公认为即将倒闭破产。国内专家建议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成立存款担保公司。最悲观的估计是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开发市场，在国外的跨国公司银行竞争下，中国的银行业必将全军覆没。但是，中国政府出手相救，果断剥离银行业不良资产进行拍卖，尽管一直被批评为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却成功地让国有商业银行企业上市融资，把银行业巨大的资金黑洞转嫁给中国股民老百姓，致使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信用扫地，败坏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信誉资源，后患无穷。因为，信用是金融业的生命线，是金融市场的生成底线。没有了生命线，就失去了生命力。没有了市场底线，就是坑蒙拐骗，就是巧取豪夺，也就是张维迎教授说的中国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是在通过强盗逻辑捞钱。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反复论证银行是市场的龙头老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心脏。作为世界经济后起之秀的中国肯定是更加需要这样一颗功能良好的健康心脏，中国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发展到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特别需要银行业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拉动工业区与中小企业生产力发展。为此，中国政府再一次利用行政权力把商业银行当成儿子抚养，发出政府红头文件对于银行业强化早已经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管制”运作，明文规定全国存贷款利率统一由官方决定，让全国人民为银行亏损买单做贡献，老百姓存款实行负利率政策，也就是存款不值钱不赚钱还要亏本，贷款利率大大提高，让工商企业给银行扛长工赚钱，同时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而上市圈钱，从股民那里再狠狠捞一大把钱，让中国的银行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银行，让美国佬眼红，让西方的资本家面对中国官方的红色资本家得上红眼病。中国政府如愿以偿，中国的每一个银行都迅速扭亏为盈，存款利息吃掉老百姓利益，贷款利息吃掉工商企业，中国银监会的报告承认银行业的净收益增加值主要是来源于利息净收益和服务手续费以及佣金净收益增加值，中国政府的证监会公告数据显示沪深两个股市16家上市银行2011年前三季度净息差收入总额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的80%左右，其中五大国有银行的净息差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75.5%，要比各大城市地方政府的商业银行脸厚心黑的程度好一些。
中国人民知道了政府需要商业银行富得流油，是为了让政府富得流油，需要老百姓流出来一些油，以利于商业银行不需要市场竞争和市场经济包括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提高等等，赚钱完全依靠政府的掠夺性政策就能成功。中国的银行业不需要经营能力，不需要为实体经济的工商企业服务，只要不克扣生产企业就是慈悲为怀了。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中国政府直接当老板，把商业银行包养起来，工商企业即令说是赚钱的老婆，毕竟还是没有银行这个“小三”捞钱快。看一看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面对金融危机，没有这样以身试法的违法乱纪勇于替商业银行杀人越货，抢劫老百姓，而是使用资本市场来支配货币发行及其银行制度，堪称市场经济的典范，政府总是面对市场在退让，政治家被资本家支配着，还没有甘当资本家的走狗去咬老百姓；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信共产党政府要比资本市场更能够生育货币和银行，习惯于政府充当经济杠杆，来大包大揽地调控市场经济，政治家总是决定着企业家的命运，资本大小的胡润排行榜被戏称“杀猪榜”，让民间资本家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结果总是共产党依靠一边倒的宣传机器来给自己力不从心的市场管理涂脂抹粉，把国有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成本价格和销售价格都让共产党政府越俎代庖加以确定，官僚集团气势汹汹来为国有企业捞钱大打出手，实在有失身份，有辱使命而愧对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扼杀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没有让这个的商业银行成为市场经济的拉动者，反而坑害生产型企业拉肚子，实体经济普遍性的病病歪歪。
2012年2月18日中央政府网站公布新政策，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要求全国70万家企业的全部统计资料直接报送中央政府，相应的政府部门又要膨胀起来，权力和金钱经费一定会有肥胖病。这就是官场生育市场的情况下，利用行政权力的垄断性，来拔高企业的级别待遇，把国有企业依靠垄断性赔钱转变为赚钱就是政绩工程，这样的企业经济数据统计模式改变，不再是基层政府拥有了修改经济数据的GDP膨化机会，真实的企业数据不再是遭受地方政府炒作加工的过油肉，而是中央政府经济决策的可靠依据，表明中央政府直接插手实体经济的管理，数据求真务实有利于中央政策支持工商企业的生存发展。这种官本位的重视，就象政府支持商业银行一样会事与愿违，让形形色色的官匪一家关系网把生产型企业当成唐僧肉来你争我夺的蚕食。真正的发展企业生产力之路线图，是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中央银行着手消灭官本位体制的中国现有金融体系，以翻天覆地的气魄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实实在在建立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制度，切切实实以实体经济工商企业为核心，让金融市场为资本市场服务，让中国政府从属于民间经济，不要再一次大张旗鼓的让中央政府居高临下地进行经济调控，让市场经济自身的活力来为中国生产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开天辟地，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几千年封建主义官本位体制和思想意识的重围，建立起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用以直接决定中国政治上层建筑的官场格局。
十四，共产党接管国有资产主管货币发行改变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父子关系
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一直是要超越市场经济规律，力图尽善尽美，在中国金融市场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明明白白是货币本身存在发行体制受到美元外汇支配，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却还要异想天开地突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1999年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提出来的“不可能三角定理”，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结果是2006年以来的尝试均告失败，资本向下管制被进一步加强，如今的中国资本外流已经是入不敷出。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已经是美国制约中国的杀手锏，因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以拥有美元外汇数量，来决定的，汇率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尖锐问题。所以，克鲁格曼的上述“三元悖论”定律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问题，尽管“不可能三角定理”的三个重要前提假定（小型化开放经济体、浮动汇率制度、被动接受国际汇率波动，以及这些条件形成的各国经济周期高度不一致）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但是国际金融实践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的现实，一再证明“三元悖论”定律具有现实性，中国的经济主权必须从货币发行的体制入手来快刀斩乱麻，实现货币发行起点的金融市场独立性，尤其是需要此前就扎扎实实进行资本市场的法制化，务必为此以壮士断腕的英雄气魄为了资本市场健康与发展而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这里，第一是需要解除金融市场向下管制的政策，随后解决资本账户开放、国际收支平衡调整、人民币汇率改革三件大事情，把中国的每一个商业银行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不能代替市场行情确定存贷款利率，但是给予商业银行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额度有刚性约束，以高压政策迫使银行业首先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考虑到中国从十年前银行业股份制改造到今天，没有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商业银行的数量，没有一家新开办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小型化的商业银行，包括独立的小城镇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没有新的生成生长迹象，中央政府的政策在事实上强化了商业银行的垄断性规模膨胀化，不利于平等竞争性商业环境的形成，更不利于银行业的规模效益优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一个象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巨无霸，他们的商业银行是为实体经济开办的，规模完全受制于实体经济，而不是中国这样的政府大把大把花钱，官方机构臃肿，人多为患，政府存款令人乍舌，孕育产生了商业银行的不务正业，滋生高利贷和吃喝嫖赌腐败无能，使得民怨沸腾。
以银行业为中心的金融体制改革，首先是要保证中国在当前资本外流与反外流的博弈当中处于有利地位，因为这种影响中国企业资本存量的资本流动，已经严重干扰中国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和经济基本面。现在，资本外流与人民币的货币贬值、汇率下降交互影响，正在发酵和变质成为蚕食中国经济的消极因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发表谈话，说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1992年以后的改革已经完全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像1980年启动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并举。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弱势状态，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统制经济仍然占领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实际上成为圈钱骗局的重灾区，官方诚实守信的美誉度明显跌落到了低谷。海内外主流经济对于中国发展是不利的，国内的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浪费型错误模式。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是遏制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欧美经济一致性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足以让人民币陷入泥潭。为此，人民币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跨境贸易结算，通过提高人民币的流动性，来在人民币国际化努力方面化解货币困难。2011年12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中国外汇管理局、中央银行联合发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试点办法》，同时19家基金公司券商获得相应的经营牌照。尽管这样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加快，也能够通过香港的国际贸易平台，操作促成人民币回流大陆政府和国内市场，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是一柄双刃剑，根本的限制因素就是人民币发行被捆绑在美元外汇的平台上面，必须摆脱这种被动状态，才能使得人民币获得长足发展。截止2011年12月24日（一个经济年度以12月25日为结束）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全球14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书，互换规模已经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不能经由国际化来解决人民币发行受制于美元外汇的基本面问题。
人民币捆绑在美元坐标系上面的历史原因，是中国的出口导向性产业发展道路决定的，是中国依靠人口红利走向富有但却未富先老的悲剧，中国经历了10来年的出口拉动型经济繁荣之后，进入二十一世纪就开始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和经济效率下降等等弊病，科技创新的先进生产力严重不足。在宏观经济领域，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造成的广义货币数量已经是GDP数量的三倍左右，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是依靠货币滥发来支撑的虚假繁荣，由于货币的巨大数量超额发行，使得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急剧增加，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投机钻营破坏性，彻底击穿了实体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底线，中国经济的全线崩溃决不是危言耸听。问题在于，如何让中国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大老板地位？谁来代替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强势作用？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权力和调控经济之能力，客观上强化了官僚在基层社会的权力寻租活动能力，使得政治腐败迅速蔓延并且引起官民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威胁政治稳定。这种情况下，取代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必须要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主体，足以掌控庞大的中国那些国有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等等国有资产。在中国，唯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拥有这种实力。这样才能避免纽尔达尔针对缅甸、泰国、印尼等等权力腐败在社会转型期引致政治动荡提出的“亚洲的戏剧”上演于中国，避免中国发生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亡党亡国悲剧。
诺斯在研究制度经济学时，明确说过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如果锁定了一个国家的“官本位”体制，进一步从这种制度设计出发来维护社会稳定，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惰性，除非经过大的剧烈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这种体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样的纠结，最终导致国家和执政党的灭亡。美国批评中国管制汇率是重商主义的权贵资本作怪，中国政府不承认，反而一再要求欧美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既然中国政府已经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完全市场经济模式的定位，就应该把“权力搅买卖”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彻底抛弃，“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东亚模式”，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笑柄的失败模式，中国政府应当旗帜鲜明的全盘否定它。既然中国选择了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参照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功经验来行动，把自己的后发优势充分利用起来。既然中国的发展路线图已经确定无误，目标就是建成适用于中国具体国情的完全市场经济，那么这种叫做“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已经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一次又一次演示过了，我们中国人照葫芦画瓢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
我们的忧虑是欧美经济模式正在发生着危机，中国还敢效仿这种困难重重的经济体制吗？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能够让中国政府心甘情愿放弃既得利益的政治实力派，只有中国共产党。如果在中国不首先解决改革主体的定位问题，任何制度设计都会变成文字游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面对采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迟迟不想动，犹豫不决的顾虑在于中国的改革必须万无一失，不能说“不成功便成仁”，输不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却是不敢打包票的。这方面，又有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日内瓦发布了《2011贸发报告：世界经济面临的后危机政策挑战》指出，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逐步恢复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前的增长势头，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正在衰减，拖累发展中国家。此时此刻，如果过早地实行紧缩财政的对策，就会危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当务之急是实行全面的金融体制改革，解决2010年度以来由于库存周期和财政刺激计划产生的刺激效应渐渐消失，世界经济缺乏增长动力的困境。世界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贝尼巴德也在发布会上说，即使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时，广泛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之后，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时还是假定国际体系需要应对的是现实冲击，而不是货币冲击。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货币冲击，尤其是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更深，伤害更大。《2011贸发报告：世界经济面临的后危机政策挑战》针对如何避免货币缺乏监管造成的冲击，探讨了两种货币浮动汇率制度，第一种是如何避免贸易流动失去均衡的制度，第二种是如何限制利差交易型金融投机制度，要害问题在于两种制度产生的效果可能类似，难以分辨。由此看来，中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也不安全，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是香港，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就是浮动汇率体制，国际金融危机一直如影随形的在香港直接发生作用。中国的在岸金融中心是上海，实际上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在直接操纵全国大一统金融市场，缺乏独立的金融创新机遇。中国民间经济从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进入商业化炒作巅峰的金融漩涡中心在温州，它的目标从2011年底温州市政府出台的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来看，仅仅局限于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配套尝试，包括扩大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在内的策略，都是表面化的肤浅应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失去平衡之应景炒作，例如小额贷款公司虽然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却是没有吸收存款的权力而资金来源受到根本性限制；利率浮动区间的界定和贷款投向之类实际问题都被地方政府掌控，失去了市场经济的自动控制功能；县级政府操作着乡镇股份制的民间银行大量吸收省市国有企业入股控股，如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目标都被政府确定为国有大中小企业控股类型，是名副其实的“国进民退”，垄断性一直在形影相顾，危害市场经济的民间化取向，官本位的势头强劲。
破解中国“官本位”的经济大局，出路只能是共产党退出政府，从中央银行的改革着手把货币发行建立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上，脱离美元外汇的捆绑机制。为此，要求中央银行仿照美联储的体制，不再发行“央票”，不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营货币的盈利机构，隶属于负责组建中央政府的全国政协，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管。由于中央银行不再是行政管理机构，商业银行自然而然不像过去听命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完全听命于市场需求，接受各级政府的银监会依法监管，全国实行浮动利率制度，中央政府不再统一制定利率限制。中央政府财政部负责印钞厂的管理，按照中央银行的已经获得全国政协审议通过、全国人大批准实施货币发行方案来印刷货币。政府税收政策及其具体征收税负文件，必须通过政协审议和人大批准，如果公民提出异议，可以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直至进行宪法审判。诚如美国陈志武教授说的话，美国政府倘若能够象中国政府这样征收税负，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至少不存在主权债务危机，即使发生了这种危机，也能够从增加税负的策略上完全解除危机。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怎么样建立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上？资本市场是中国当前的“诚信”重灾区，要依靠它来支撑金融体系，就必须是共产党在资本市场以国有企业的诚信治理为重点，带领全国人民和所有的企业建立个人和企业诚信档案及其查询网络，进行刚性约束与宣传教育相得益彰的努力。在这样的诚信基础上，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诚实守信”金融市场，银行业首当其冲的要做到为实体经济服务，因为银行是对于实体经济利润的再分配途径之一，自身是服务业而不能创造原始资本和积累，必须在发展工商业生产力的前提下获得应该有的利润，不能说剥削实体经济以中饱私囊。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建立在资本市场基础上，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而是首先要建立以土地产权制度和矿产资源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产权体系，用以支撑资本市场，否则没有明晰的法律化产权，就不能实现资本的顺畅流动性，就会被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和矿产资源进行以权谋私的破坏市场经济操作。这就是需要法律机构的完全独立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直接具有可操作性，不能是依赖于政府的实施条例。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一样在经费和人事制度方面脱离政府牵制，活动经费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由政协和人大审议，从中央银行直接拨款。政府的财政部主要负责税收和公共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性开支，与中央银行共同搞好货币管理，监管会计事务等等。中央银行既然是仿照美联储的体制，就与资本市场管理和金融市场管理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必须正确判断资本增加值来决定货币发行数量。共产党管理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财神爷，目标定位是把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彻底瓦解，科学地转化成为社会性公共财富，实现真正的民主股份制，以中国公民身份证的记名制度来买卖国有企业全部股份，分化改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打破行业垄断性经营，实现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把政府变成联合政府，共产党主体退出官场，不要国家财政供养，砸烂官僚集团的铁饭碗，让政协以公开宣布施政方案来选举产生政务官，彻底改革中国官场的基本格局，才能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中央军委代表共产党管理军队，到地方武装部门的共产党领导，它已经是相比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是次要的。这样的政治设计，方才能够让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寻租活动绝迹。当然政府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于共产党具体负责的国有企业股份化、社会化工作拥有弹劾的权力，包括提起诉讼，乃至宪法审判。在这里，共产党和一切社团党派都需要到政府的政党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备案，合法取得社团法人资格，接受人民监督的具体保障是司法独立的审判，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政党法》。如此消灭特权，就是需要共产党首先放弃特权，直接让政府官僚的特权荡然无存。但是，为了防止黑社会势力以为中央集权制度毁灭而国家权力分散，有了犯罪的可乘之机，务必坚决从严惩罚职业化打手杀手和黑社会集团，实行严刑峻法的法律政策。
中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垄断性，是来源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垄断性，是特权阶层的必然产物。只有消灭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封建主义皇帝制度残余，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统制经济格局，才能把计划经济的祸根子拔掉，才能让国有企业转化成为民间经济，这时候共产党就从经济民主化基础上做到了护国佑民，而不是作为新中国的皇帝来祸国殃民。于是，中国就完全彻底摆脱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亡党亡国阴影。
中国一定能够按照已经清清楚楚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向前发展，劈风斩浪，勇往直前，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这就是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就是科学技术形成的第一生产力，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动力。
徐群贵2012年2月18日手机13022963924欢迎您赐教！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5811146132，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