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90年5月中旬，我在宁波大学任教的日子）
1990年5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浙江广播电台开播评书连续广播《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早上我去学校财务处借去京出差的预支差旅费500元和200元给系里买书的钱，然后专门去学校门口的银行都换成了百元面额的大钞。
    我在财务处碰到了我们学校科研处的贺赛龙，我问他杭州专利工作者培训班有消息了吗？我一眼瞥见他拿着一封浙江省专利局的来信，心里就明白了几分。他拿着信摇了摇，说才来的，可能是的，还没看呢。我刚回到办公室，冯惠玲就说，贺赛龙让我去科研处一趟。科研处让我和贺赛龙6月5日去在杭州举办的浙江省专利工作者培训班报到，6月6日-19日培训。正好，5月27-5月30日，我要去北大参加科技法研讨会，回来正好赶上。
    昨晚我看完了《法律咨询大全》的民诉分册。上午，88班学习委员甄小峰来我办公室问问题；我中间抽出几分钟去校图书室借还书。律师考试所要求看的全国统编法学课教材，除了《刑法》和《婚姻法》我已经有了之外，其余的我都借了。
    下午,我把我教学秘书工作的有些事给行政秘书冯惠玲交待了一下，让她代办；我去拿来我的《婚姻法》课程的考卷，自己试做了一遍。
1990年5月19日 星期六
    我今晨到快3点钟才睡着，早上7点半醒来后，已经来不及吃早饭了；我抓了块点心，就匆匆地赶到了6-316教室，此时，大多数学生已经坐好了，8-10点考试。这次的考题，除了一道填空题外，都是我自己出的，我觉得出得非常好；比起上一轮的课，这一轮我的讲授和出题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次我的课考试，平时不太上课的学生是很难通过的；所以，10个外班的选课生，平时不来或偶尔来上课的，无一例外全部都不及格。洪涛勉强给了及格，我想，放他通过算了。
    一考完我马上就批改考卷，88班的学生郑晖来还书，我让她帮我改填空。到11点半，我去吃了午饭，又回到办公室来改卷子；1点半，郑晖按我说的又来了，直到吃晚饭时。我到快5点钟才去吃晚饭，此时还剩几份试卷了，我带回宿舍里改。
    6点多，周根爽来我宿舍了，我让她帮我誊分，二人一起往教学楼走。在主楼前，我们碰到了甄小锋、褚孟亮和祁信平，这三个学生跟着我来看分。在办公室里，我把考卷又复查了一遍；他们走后，周根爽一直帮我复核到9点半，直到看门人催着要关门了，我们才回去。
    今天一天，我都卷在试卷中，人像木头人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满脑子的试卷、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累过头了，人也麻木了。
1990年5月20日 星期日
    早上八点，周根爽来叫我，我们一起去火车站买票；本想买22日的票，没有了，只能买23号的票，352次宁波到上海的列车和22次上海到北京的列车联票。
    买好票我们去东门口逛逛，沿步行街刚走了几步，就碰到了褚孟亮，三人一起转。先去城隍庙，我买了三碗牛肉面，又买了六只蟹壳黄糖烧饼；从庙里出来，褚孟亮买了三块冰砖，我心说：洪涛要是那么懂事就好了！
    我们又在鼓楼附近转了转，然后看12点的电影，长影片《血溅秋风楼》，又一部粗制滥造的武打片。
    周根爽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她的性格大方地像个男孩子。午饭后，褚孟亮买了三块冰砖；周根爽在电影开始前就买了三支雪娃娃。电影散场后，我买了三瓶荔枝汽水。
    我想给骏祥买点鱿鱼干和虾仁，但又犹豫不已；想买个旅行袋，也拿不定主意。
    回来吃了晚饭，冲个凉水澡，然后我去办公室登记考试分数。周根爽来帮我登分。孙海雄来看成绩，他只考了65分。
    他们走后，我开始出补考题，到9点半，题目出好了。我正想回去呢，洪涛闯了进来，一脸严肃；问我给他多少分，我说正好60分及格，勉强通过了。
我：本来是58分的，我还给你加了2分呢。
洪：起码也要65吧？否则别人一看就是加及格的。
我：不能加到65，你没来听课，能给你及格就不错了。
洪：没有听课能怪我吗？
我：不怪你，怪我？让你申请免修考你为什么不去？
洪：这本来就不能申请免修考。
我：我没工夫和你闲聊，马上要关楼门了，我要回去了，走吧。
洪：不走。
    我关了办公室的灯，他坐着不动，我自顾自地往外走。
洪：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我：给你及格就不错了，如果你不识相的话，我明早去教务处说，让你重修。
他：你去说好了，你不要做得太绝了，否则后果你知道。
我：后果，什么后果？
他：你自己知道。
我：你想要挟我？
他：我怎么要挟你了？
我：随便你，你准备重修吧，我没工夫和你废话，走吧！
他：不走。
    他还坐在关了灯的房间里，我靠在门上，走廊里昏黄的灯照着我，一明一暗的，多么绝妙呀！
我：那我走了，我的房间里有系里的教学档案，出了什么事……。
    我走了，在楼下，我看见他又开了我办公室的灯。老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看来，真是如此！不过，我拿定了主意：教师的天职，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谁要是不识相的话，我也不是只有笑脸的人！我心说：法律教师，如果连自己的权利都不能维护，还怎么维护别人的权利呢？
1990年5月21日 星期一
    一晚上，我迷迷糊糊地无法睡踏实，早上七点就醒了，躺到九点才起来。我想对洪涛做到仁至义尽：今天再把他叫来，问他是否认错；若认错，还按60分及格算，再不认错，就按他实际的考分让他不及格或是重修！
    今天一到办公室，我就看到了他留在我桌子上的信，信中说:“我可以妥协，我要说，我还是错了……；你是我们的班主任，有多少事要经过你的手呀……。你太狡猾了，而我太嫩了，我由衷地佩服你的精明和能力，再次为昨晚我的言行向你道歉！”
    我看他低头了，也就作罢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么。
    十点钟，孙海雄来了，说洪涛让他来给我说给他加五分的事；我明确说：没给他不及格已经不错了，不能再加分了。
    中午，我叫来了87班的薛全领。昨晚洪涛说：别人40几分你都给加及格了，我就加5分还不行吗？我知道他这话说的是薛全领。前天晚上，我从办公室回宿舍的路上，碰到了薛全领和张若平。我告诉薛全领，他的考试从45分加到及格的事；而这是他们班主任曹致中特意给我说情的结果，我不能驳曹老师这个面子。肯定是薛全领把这事讲出去了。果然，薛给我说，这事他给郭庆说了，郭和洪关系挺好的。
    罗主任从上海回来了，下午，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天的事；我又去教务处说排课和考试的事。晚饭后，我洗了一堆衣服，真忙。
1990年5月22日 星期二
    早上八点我还没起来，褚孟亮就来敲门了，他写了篇文章“鸦片战争150年纪念”，这是他为我们学校的征文写的应征稿，想让我看看。我对这类人云亦云的文章向来不感兴趣，耐着性子扫了一眼，就让他去交稿了。他走后，我赶快复习我的律师资格考试的功课。
    下午，88班的孙海雄和甄小锋来了。孙海雄问起了洪涛考试的事，我把洪涛那天晚上写的信拿出来让他看。
    晚饭后，叶明和赵涯来了；一会儿，孙海雄和卢国杰也来了。卢是从工商系转来我们系的，学习成绩不好；我曾经给罗主任说过，卢还没办转系手续，我们就不要了。卢吓坏了，他说是自己身体太差，并非是不够努力，让我给罗主任说不要退他回去。他们都走了，赵涯留下来和我聊天；他说他想考北大的研究生，我鼓励了他一番。赵涯走后，我抓紧时间看冯晴海的论文；他今天下午才送过来的，我这会儿也才有时间看。我仔细看了一遍之后，他过来了，我提了几点修改意见，两人聊到10点20分他才走。今天，我是以看论文开始，也是以看论文结束的。
    中午，周根爽来了，他说明天卓亚琴和魏逸要送她，让我先走。。
    明天我就要赴京了，就要见到这三年中我日思夜想的刘骏祥了！也许又是一场梦吧？不知此行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命运有时候就像是一连串的谜。
1990年5月23日 星期三
    我早上六点钟醒来，六点半就到了五路车站。碰到了周根爽，魏逸和卓亚琴送她。我们乘车到东门口时，下来吃早饭，小馄饨和肉包子，我还买了十个肉包子带着车上吃。
    乘352次列车到上海，天下着雨，我们从上海西站出来乘坐106路公交车到上海站。我买了两听杭州龙井茶叶，一瓶“力奇”雪柠饮料和一斤枇杷；晚上7点55分，我们乘上了22次去北京的列车。这趟车与我之前乘坐过的其它火车很不一样：座位靠背上套着椅套，桌面上铺着桌布，桌上还有放果皮的小盘子，并且有闭路电视可以看，车上很干净，人也很少，一条长椅上只坐着一个人。
    周根爽好像有满腹的心事，一路上很少说话，总好像在想什么似的，我说她就听着。
1990年5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11点12分，列车到达天津，停在天津西站，我先下了车；我又来到了阔别四年的天津，我命运转折的第一站。
    刘骏祥没来接我，我到他家时，他说他刚回来，去天津新站接我了。我敲开门时，他在门口站着，见了我叫我小老弟，又把姐姐介绍给我，我开始还以为是他妻子呢，一楞。
    我和骏祥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感应，无需多言，我觉得我好像从未离开过他，我们三年的间隔却没有一丝的生疏感。午饭后，我睡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钟，骏祥去买菜，我跟他去自由市场转转。
    晚饭后，我们俩聊聊。他实在太忙了：他父亲双目失明，拄着拐还晃晃悠悠的；他天天忙着买菜烧饭，还要侍候二老，实在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