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理想、志愿这一话题，不禁想起最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父女对话：父亲问女儿长大了想干什么？女儿说想当明星，她反问父亲，您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父亲说“是吃馒头” 。女儿很吃惊。为什么是吃馒头？因为那时候他生活在农村，爸爸当工人在矿里上班，每天早晨可在食堂吃上白面馒头。于是吃馒头便是当工人的象征，也是农村孩子向往的目标。

　　我也是自幼生长在农村，向往的目标倒不是吃馒头，是当老师。因为孔孟之乡老师受人尊敬，且按月领工资，生活有保证。至于喜欢听书、看戏，爱好语文、作文，纯属少年兴趣，提到理想高度，也不过是想当个语文老师而己。真正把文学作为一种志愿，作为一种事业追求，那是考进济宁一中高中部之后。

　　1953年暑假，我考进济宁一中高一二班。也许是因为我在读初中时曾当过团支部书记的缘故，所以在济宁一中学生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兼学习委员。开学不久，为庆祝建国四周年，学生会组织全校同学出了一期大型墙报——国庆专刊，我为之写了篇“前言”。我们的语文老师孙瞿门先生看后，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这篇前言写得不错，大气，简明扼要，像这么回事。”他希望我以后多在语文方面下些功夫，争取将来报考大学中文系。

　　孙瞿门老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长者，他的这次谈话，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从此我对文学的兴趣更浓，准备把报考中文系作为我的第一自愿。

　　哪知在1956年临近高考之前，情况突然有变。一天，教导处的李益民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根据上级要求，要从你们高三班的同学中选儿名留苏预备生 , 其中有你一个。 "" 什么 ? 到苏联留学 !" 我简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对我来说 ,连做梦都没敢想过!李主任接着说 ：“ 不过 ,这么一来你就得改变原来的志愿了 , 总不能到联去读中文系吧 ?" 是呀,他说得有理。尽管我舍不得放弃中文系 ,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后来由于客观原因 ,留苏的愿望成为泡影 ( 从这一年开 始，停止在中学选拔留苏预备生) ,但再改考中文系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便按照我新的选择 , 考进了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属于理科 ,主要培养科研人员和高等学校的教师 , 教学设备、师资力量均属一流 ,在全国高校中颇有名气。因此 ,我刚到南大时还能够安心学习 ,并被学校任命为班长。后来 “ 读中文系 ”的愿望重新抬头 , 并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我 ,困扰着我 ,使我再也不能安心地就读 。

　　其中有两件事对我冲击最大：一是我有个校友叫李秉林，当时正在南大中文系读二年级，他喜欢写诗，笔名肖冲，经常给我谈诗论文，介绍中文系的情况。一天他送给我一张听文学讲座的门票，主讲人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教授杨白桦，内容是赏析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他深入浅出，绘声绘影，分析入微，说理透彻，从始至终都能紧紧扣住人们的心弦，令我听得如醉如痴。另一件事发生在1956年下半年。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复习数学，背公式，演算题，头昏脑胀。休息时顺手拿起一本《上海文学》，上面登了一篇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我翻开一看，很快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小说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爱情生活道路上险坠悬崖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波澜迭起，引人入胜。直到下自习的铃响，图书管理员眼看就要关门的时候，我还舍不得将杂志放下。

　　这两件事促使我下定转系的决心，于是便提笔给济宁一中的李益民主任写了封长信 , 说明我当时的苦恼和转系的迫切愿望。感谢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 在百忙中他给南大写信 ,详细介绍了当初动员我改变志愿的经过 ,希望校、系领导能予以照顾。就这样 ,我便由地质系转到了中文系。同我一起转到中文系的，还有气象系的两位校友刘文忠和王曙光。但转系不能中途插班,必须等到明年随新生一起上课就读。于是我便休学回家,到临村二郎庙完小任代课教师。

　　将近一年的代课生涯,使我得以同田浩然、张忠海、李成篪、李宪舆、程运阶等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共事,从他们身上和教学实践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更为重要的是使我又重新回到父老乡亲中来 ,感受到乡情的温暖 ,土地的芳香 ,至今仍留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1957 年暑假过后 ,我怀着如愿以偿的喜悦心情,来到了南大中文系 , 因为这一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尽管当时正处于反右高潮 ,但我作为刚到中文系的新生 ,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因而还是如饥似渴地一心扑在学习上。由于家中生活困难,再加上弟妹都在求学，故而从初中到大学 ,我都享受了国家最高助学金,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为了挣点稿费作零花钱,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便写点书评、杂感之类的“豆腐 块” ,以丰亭作笔名,刊登在南大校刊上。1960年5月 ,南大中文系在江苏省文学研究所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一本评论集《新民歌赞》,其中便收进我的两篇稚嫩之作:《好似仙女弹丝弦》与《电树开出大红花》。后来又与同班同学黄政澄、刘荣阶一起,写了篇谈文学共鸣问题的理论文章,刊登在 I961年6月的《学术月刊》上。现在看来,其中尽管有些观点“左” 的痕迹太显露,措辞也有些偏激,但在当时它确实给予我们以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原来曾被认为高不可攀的权威性刊物,我们这些穷学生也能挤进去风光一番。

　　1962 年10月,我大学毕业后参军,被分到空军报社。根据当时空军党委的要求,大学生参军必须下部队锻练三年，于是在我到报社报到后的当天晚土,便乘坐去东北的列车,来到辽东半岛的一个高炮部队。起初被分到班里当炮手,后来又当了排长和副指导员。当时,为击落美蒋侦察机,开始了高炮部队打游击的生活 , 今天在这个山头 ,不久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 ,冒着风雪严寒 ,修阵地、挖掩体 , 昼夜操练,生活紧张而艰苦。因为我是从报社下来的 ,理所当然地成了连 队的报道骨干。白天没时间, 就利用晚上下岗后的间隙,写了些新闻报道和小通讯，陆续发表在空军报上。因为文化生活太贫乏 ,十天半月看不上电影 ,连队便成立了一个战士演唱组,我被赶着鸭子上架 ,充当了演唱组的编导。边学边写 ,写了就演 ,不行就改 ,快书、数来宝、相声、小话剧 ,样样 都来。虽然节目粗糙些, 但深受战士的欢迎 ,几乎每场都是掌声不断。记得有个小话剧《没问题》和群口快板书《夜歼飞贼》,从连演到团,从团演到师,还参加了沈阳军区空军组织的文艺调演,受到了好评。

　　1966 年初 , 我从连队调回空军报社， 实现了当编辑、记者的愿望。不久 , 便爆发了那场灾难深重的 “ 文化大革命 ” 。狂风阵阵 , 浊浪翻滚 , 我们这些初登报坛、涉世不深的学生兵 ,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经风雨、翻跟斗。尽管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但总算没被恶浪吞没。十年浩劫 , 损失惨重。就我个人而言 , 最感痛心的是这十年的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十年 ,正是我初出茅庐、风华正茂的黄金时期 , 本当写作丰收 , 事业有成。可我写丁些什么呢 ? 毛主席接见的通讯 , 学习 “ 最新指示 ”的社论 , 反映 “红海洋 ”的新闻特写 , 批判 “三家村 ”的论文。当然 ,这期间也采写过一些影响较大、反映较好的先进典型,如钢铁飞行员王德明、好指导员刘良祝、无畏的战士陈礼全等。这些典型报道 , 尽管是与别人合写 ,也难免带有 " 文革通病 ", 但作为主要执笔者 , 我至今仍感到于心无愧 , 因为他们的事迹是真实感人的。

　　1979 年 1 月 ,我离开空军报社 ,被调到空军政治部秘书处政工研究科任科长 ( 不久即改为处 ) 。从此 , 便由办报走向仕途。从内心讲 , 我并不愿意走这条路 ,听到调离的风声,便多次找我的老领导、当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辛明同志 ,反复说明我这人不适合当官 ,不要让我离开报社。但终归还是要服从命令。大约过了一、两年 ,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在萌动 : 到文化部创作室搞文艺评论。我找了当时的文化部领导黄河、李明天同志 ,以及创作室的领导宋彦圣 ，丁一三同志 , 他们都表示欢迎。黄河部长还想在创作室给我安排个领导职务 , 我说 :“别 , 要想当官就不到你们这儿来了。” 结 果 , 还是因为领导不同意 , 这一 “ 跳槽 ”愿望又告破灭。后来随着工作单位的变更与职务的升迁 ,工作也越来越忙。这里，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老领导、老首长，感谢他们的关心和信任。但作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我始终未曾忘情于写作 , 确切地说 , 是 , 未曾忘情于杂文写作。 因为我认为杂文是最锐利、最快捷的思也武器 , 可以直抒胸臆 , 激浊扬清 , 针泛时弊 ,有利于国事政事 ,有益于社会人心。写杂文还可以锻炼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生动、简练的文字能力 , 这对于做好工作也大有裨益的。

　　转眼间到了退休年龄。退休的一大好处，就是减少了工作的压力和繁杂事务的干扰，空闲时间增多了，可静下心来干点过去想干而干不了的事。但随之而来的是体力、精力、脑力日渐不如从前，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受限因素增多。最主要的是缺少了年青时的那种锐气和进取精神。因而文学之于我，依然有宿愿难偿，旧梦难园之憾。尽管如此，我依然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多写点杂文、随笔之类，为弘扬真理与正义呐喊，为鞭挞黑暗与腐败助威，为赞颂先进与光明歌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力。倘能如此，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