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只能讨论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发生

　　（1）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研究人口问题时，我们经常把整个人口分成三个年龄段，即0-14岁的少儿人口，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上海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整个中国是在1999年，上海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比整个中国早了20年。按照201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结果，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正在进入老龄化加速的阶段。

　　2010年的普查还显示，中国0-14岁年龄组的少儿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6.6%，而在1970年时，中国的这个指标是40%，也就是说，中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大减少了。上海少儿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是8.5%，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与少儿人口比重非常低相比，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从理论上说，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可以工作的。小于这个年龄工作，就是违法的童工，而过了60岁是要退休的。在这个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我们现在是占70.14%。

　　上海2300多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超过900万，而外来人口中的89%是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年轻外来人口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使得上海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如果只考虑上海本地户籍人口，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和日本差不多。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2010年时，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5个国家和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按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时，会有16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对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过预测，人口预测是假定，如果未来的人们按照某种行为模式来生儿育女、经历疾病和死亡、发生迁移，人口会发展到什么状况。比如，假定未来结婚的夫妇平均都生两个小孩，那么未来人口会怎么样；假定未来人都能活到86岁，会怎么样；假定上海人基本不迁移到外地去，会怎么样。

　　但应明白，假定是可以有各种变化的，实际的情况也会和假定发生各种偏差。比如，假定未来政策变化允许每对夫妇都生两个小孩，那么，人们会不会按政策调整的预期都生两个小孩呢？这很成问题。经常听到年轻人说，生一个小孩养育成本都那么高，我怎么可能生两个小孩？上海育龄人群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一直在0.8个左右波动，都没有达到独生子女政策的要求，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断推迟结婚、推迟生育，也有部分是因为不孕不育比例上升所致。

　　因此，这时如果真想要让年轻人都生两个小孩，应采取的就不是限制而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就像新加坡，生小孩给奖励、补贴，或让休更长的产假、哺乳假，这样年轻人可能会多生孩子。

　　高盛公司对中国未来人口总量的预测是非常高的，说中国总人口会在2050年以后超过16亿，然后停止增长。一些学者做的预测认为，中国总人口会在达到14亿以后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这就是按照现在整个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4（即平均每个妇女生1.4个小孩）以下，且未来没有政策变化、行为变化来做预测的。最高与最低预测对中国2040年前后总人口的判断差距是2亿人左右。一般我们说，按照维持总和生育水平在1.6到1.7计算，整个中国人口会在2030年时达到15亿左右，并在这个区间停止增长。

　　因此，我们要理解人口预测都是按照一定的假设条件做出的，预测主要是告诉我们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的走向和发展趋势。

　　（2）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预测

　　人口老龄化主要是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一定的数值并继续提高这样一个趋势，它主要是由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寿命的延长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当然人口迁移也发挥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寿命的延长是一个长期、缓慢并稳定的过程，因此中国未来老龄化的程度和老龄化的速度主要是由未来生育水平的变化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生育水平的差异将决定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由于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是决定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要理解人口老龄化，我们还需要知道老年人口总量的绝对增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相对增长。到2050年，整个中国老年人口总量会达到4.5亿左右，即在未来40年间，会增加2亿多老年人口。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估计未来年份老年人口的数量，因为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出生了，除非有战争、瘟疫或灾荒，否则死亡人数不会有多大变化，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是确定的。

　　但老年人口的比重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出生人数有多少。我们看到，不管哪种预测，老年人会越来越多，即使生育政策放松，未来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会维持在这个水平，也不会增加很多，劳动力总量会逐渐减少，这个趋势我们看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无论怎样预测，中国人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老龄化，差异只是在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老龄化社会未来在中国将是一种常态，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过去那种年轻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了。不仅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将这样发展。我们不能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只是当成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应急或短期内存在的现象。因此，要应对人口老龄化，整个社会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改革， 或者可以说是重构我们的制度结构、产业类型、就业模式，包括消费模式等方方面面。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及其对策

　　（1）劳动力供应、人口红利与用工荒

　　首先是有关人口红利的问题。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人口红利要没有了。那么人口红利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我们生的小孩少了，但老龄化程度又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经历了劳动力年龄人口特别多而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比较少的阶段，能够收获这种红利的时期则被称之为“机会窗口”。

　　“机会窗口”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其本身并不是红利，收获人口红利需要同时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是要有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就是劳动力特别丰富，同时要使得这些劳动力人口都能够就业。我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40%的人口是0到14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到了1980年代时就逐渐进入劳动年龄，这时劳动人口就大量增加了。

　　中国人还是很幸运的，当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我们搞了改革开放，外资引进来，民营企业开始发展，大量资本的进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需要就业的年轻人，劳动力供应与就业机会正好匹配。这才真正形成中国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大量劳动力人口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群，反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

　　有些学者说，印度未来会比中国好，因为印度劳动力很多，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就有个文章，讨论“印度神话”的破灭。印度就面临中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状况，劳动力非常多。但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它就变成负担了，而不是资源。印度产业结构中IT产业比重很大，吸引的是高端劳动力，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压力非常巨大。

　　近年来有不少外资企业说要离开上海，因为上海商务成本越来越高，但实际上很多企业并没有离开。原因是，到了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越南这种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整体物流成本上升，法律环境不好，产业集群度很低，唯一好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但这个唯一好处可能不会带来真正的利润实现。因此，虽然我们说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但在全世界看，我们还是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总之，从人口方面说，并不是年轻人越多经济就必然越好，年轻人多是一种潜在的资源，要和就业的机会相匹配，才能真正带来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年轻人太少肯定是对经济发展不利。

　　中国过去的人口红利，一定程度上又是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带来的。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已经享受了户籍制度带来的好处。为什么中国的产品能以那么低的价格卖到国际市场？因为付给农民工的只是最基本的工资，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籍，长期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随着现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农民工正在逐渐被纳入到整个中国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这期间劳动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这是一个补偿性的劳动成本上升，我认为是合理的。

　　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我们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劳动力的主体是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批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未来十年，这批人中的很大部分就要退休。因此，整个劳动力的人口也在老化，劳动力老化速度超过了总人口老化的速度。

　　按照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在2015年左右，整个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在10亿达到一个顶点，然后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在未来生育的小孩数量。

　　现在出生的人，二十年以后成为劳动力，现在生多生少，决定了二十年以后新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有多少。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实行普遍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在未来，整个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会温和下降，总体会保持在8亿到9亿之间；但如果我们维持在1.5的生育水平，劳动力人口会迅速下降；如果维持在1.7或1.8左右，未来劳动力也会下降，但下降速度会慢一点。

　　劳动力总量必然会下降，区别是到底按照什么状况走。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好是坏，值得思考。如果维持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维持现在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那劳动力绝对减少肯定是坏消息。但反过来，这也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倒逼整个中国产业升级。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怎么办？这样就只能用产业升级减少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替代，用这个办法解决未来简单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有些学者讨论现在人口红利没有了，常用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的民工荒。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会引起误导，实际上现在整个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或者至少说是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是从未有过的丰富。到2015年前后，劳动力总量会开始下降，但即使下降，一直到2020年，劳动力的总供给还是非常多的，从总量来说，不存在缺口。

　　但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民工越来越荒呢？首先因为整个中国产业结构没有调整，整体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只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需要民工，现在整个中国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到处都要发展；城市化进程中，修路盖房子大部分都要用民工，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增加了。

　　再有，过去十年中农民工的供给绝对量是在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二十多年间出生人口减少，现在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总体上比过去减少了，所以能成为民工的这部分资源在减少。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扩招。中国高等教育1995年招生是93万人，到了1999年是160万人，1999年以后高等教育开始迅速扩招，到现在每年招生是680万左右，这对民工供应的影响是很大的。每年有数百万的农村孩子进入大学，他们未来的就业预期就不是农民工了，他要做白领或金领。

　　这样，在未来十年中对农民工的需求，会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但在未来十年间，大学生的就业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大学生就业难，和我们大学的教育模式和专业设置有关。一个最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农村的孩子进了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大学，学也没学到什么，但心理预期发生很大变化，而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又非常大，他们毕业后就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从劳动力角度看，我们未来许多年会面临的状况是，简单劳动力的供应供不应求，中高端劳动力始终处在过剩状态，也有一部分是自愿性的失业。

　　不仅是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数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经常能感受到的另一方面是，人员特征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代民工是真正的老农民，吃苦耐劳，什么都干，工资稍微高一点就行。而现在的民工二代，自我维权的意识大大提高，他们关注工作条件怎么样、休假怎么样、发展机遇什么样，因为这时年轻的农民工参照的是城市工人。当我们思考未来的人口变化对我们劳动力影响的时候，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因此，我们要明白，人口红利的获得是因为我们过去少生了孩子，那么在收获了人口红利以后就必然要接受未来的“人口负债”。不可能又想要人口红利，又不想承担人口负债。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不可能永远存在，迟早要消失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理解，一定要善用人口红利；要将已经收获的人口红利的一部分用在未来应对人口负债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教育和创新的投资，让未来的人口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力，那么较小的劳动力人口就可能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成果，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2）延长退休年龄问题

　　最近媒体讨论比较多的是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有报道说，97%的参与网上讨论的人反对延长退休年龄。各种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涉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几乎没有例外。但有一点需要先明确，发达国家说的是延长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 而不是我们现在概念上的延长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你自己愿意什么时候退休，是你个人的选择，你可以在40岁就退休，也可以到70岁还在工作，但如果你想要领取全额养老金，就一定要到一定的年龄，符合一定的条件，因为社会养老金是公共资源。我们现在笼统地都说成是延长退休年龄。

　　我们现在的社会养老金基本上是“现收现付”的，即现在工作的人口缴费为已经退休的老人提供养老金。这个办法如果在一个年轻人口持续增长或稳定的时期或地方，是可以的，但如果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或实际工作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增加，那这种制度安排就无法维持了。

　　从理论上讲，每一代人都在自己工作的时候创造出足够其一生消费的财富，并有结余，那么每一代人之间就是基本公平的，社会也就能够进一步发展。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如何呢？由于教育的普及而使得我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不断推迟，同时由于寿命的延长退休以后领取养老金的年份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原来的制度安排出问题了。

　　打个简单比方：一位上海女性，预期寿命是85年，她大学本科毕业（22、23岁）到事业单位里工作，55岁退休。这样的话，自己工作了三十余年，前面二十余年是父母养你，后面退休三十年，就要靠养老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你在工作的三十年中，把你一生八十多年所需要的这个财富创造出来，这就有些困难了。

　　人口学上用一个劳动力支持比来说明这个问题，即由多少个劳动年龄的人来支持一个退休的人。在1980年，中国平均是7个多劳动年龄人口来支持一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而这个比例关系正开始急剧恶化。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到2030年，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2个多一点劳动年龄的人来支持。要说明的是，属于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并没有都在就业，接受教育、做全职太太、失业待业、残疾生病等，都会降低实际的就业人口数量。

　　因此，要在未来取得养老金的资金平衡，退休年龄延长是必然趋势，大家都工作的时间长一点，领取养老金的年份短一点，这样养老金的总的平衡才能实现， 老年人口也不会成为年轻人口的经济负担。我们前面讲过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会开始减少，而如果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就可以稳定或者至少减慢劳动力减少的趋势。

　　如果企业不希望延迟退休，个人也不希望延迟退休，那么养老金制度没有办法承受。有人说，延迟退休会把年轻人的岗位给占掉了，这至少部分是误导。正因为现在有提前退休、返聘的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实际上被扭曲了，企事业单位都愿意雇佣退休返聘人员，因为这可以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如果正式实行延长退休年龄制度，劳动力的成本没有被扭曲，企事业单位会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年轻劳动力，实际上更有利于年轻人就业。

　　当然，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能只是要求劳动者多工作一些年头，必须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真正延长退休年龄的话，养老金的整体设计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革。

　　首先，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能实行，国外的经验都是经过20年左右的过渡，逐渐实现延长退休年龄的目标。

　　第二，要使得推迟退休的劳动者在真正退休以后能在养老金上得到实际好处，也就是有足够补偿。

　　第三，要通过减免税收或降低社保缴费等经济杠杆，鼓励企事业单位继续雇佣中老年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发挥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第四，需要对现在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终身教育培训制度，使得中老年劳动力具备继续就业的能力。对教育的投资本就应当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年轻人通过有效的教育能够进一步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而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延缓衰老的进程，从而更长久地保持工作的能力。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养老金短缺问题，更在于重新认识和利用劳动力资源。

　　（3）科技创新和老年产业

　　人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是老年人是一个消费能力低下、又不愿意消费的群体，由此工商界对于老年产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我国老年产业主要是由民政部门来管理，按照民政部门的条例，老年产业分为十类，基本上是为老年人口提供生活服务和照料康复的产业，实际上只是把老年人口当成照料服务的对象，而不是有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群体。

　　但我们应当看到，相比年轻人口，老年人之所以缺乏消费力，一是因为没有适合他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二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但这些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正改变整个世界，也在改变老年人口的生活方式，可能极大地改变老年人口的社会交往、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

　　日本和韩国等都已开发并推广了大量专为老年人口使用的诸如手机、轮椅、电梯、远程监控等商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发展需求和日常照料需求。适合老年人口群体的大量科技创新和产业推广，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推动力，而适合老年人口需求的居住模式，如老年社区、老年公寓、度假养老等等，也会成为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新的热点。

　　老年人口中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消费能力，未来的老年人口相比目前的老年群体，其经济特征会发生重要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目前老年群体的基本特征是有几个孩子、可能房子和票子都不多，未来一些年进入老龄阶段的人群就可能孩子数量少了，但房子和票子会多一点，这对国内消费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为老年人理财也正在成为金融机构的一个新的业务领域。如何让老年人口终生所积累的财富保值增值，怎样让老年人的房产成为养老的现金来源，如何通过异地养老等方式让老年人得到性价比更高的生活等等，都需要金融机构的创新和介入。

　　当然， 老年人口是异质性很大的群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特别关照。相当一部分老龄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养老院等）的范畴，这一属性决定了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展老年产业的同时，政府对提供低价高质的养老产品和服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国家应制定老年产业发展规划，在医疗保健、社会经济、服务照料、网络学习等领域，推动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其他产业部门的合作创新及其产业转化， 让老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

　　老龄化是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长期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人生的所有阶段都会有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家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我们每个家庭和个人也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三、未来十年最令人担心的两大人群

　　我们讲人口变化，不能仅仅看到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增多或年轻人减少，还要看到，年轻群体内部也在发生变化。

　　我现在担心最多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未来十年中的3000万剩男怎么办？中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的恶果正在不断显现，如果说大龄女性单身主要还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那么多的剩男则完全是被剩下来的。那么多的年轻男性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包括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对此还没有很好的对策。

　　第二类人群是独生子女。现在差不多有1.4亿独生子女，再过十年，1980年以后出生的那一代独生子女，也有40多岁了，全部进入中年，他们的父母60多岁，祖父母可能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生两个小孩。最极端的情况是，一对独生子女夫妇有两个小孩四个父母八个祖父母，独生子女这一代人要照顾那么多人。

　　由于人口的变化，家庭的许多功能已经弱化，社会养老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家庭了，我们应当通过适当的家庭政策帮助家庭恢复或提高传承文化传统、赡养老人、教育幼童等功能，让家庭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细胞。未来这批独生子女怎么走，是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

　　人口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解决人口问题除了要调整人口政策之外，需要其他各种政策的整合，需要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户籍制度等的整体改革。人口的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挑战， 也提供了不少发展机遇，让我们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利用机遇，建立人人参与、公平共享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