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姗姗来迟，中国经济下半年走向终于定调。7月31日，中央年中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从释放的信号看，宏观政策采用与以往不一样的逻辑。

　　中央层面虽然突出“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的政策导向，但前提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表明稳增长的相对权重的提升，并未改变其绝对权重依然低于调结构的地位。

　　2008 年以来，我国已经走过两波完整的政策放松过程。第一次是2008-09年四万亿的刺激，第二次是2010年下半年的政策放松。从去年底，放松将一如前两次的经验一样展开的预期强烈。但事实是，此次政策放松十分迟缓。

　　任何政策都一定会需要付出代价。在这两次的政策放松中，虽然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却带来了通胀和房价上升，国进民退等副作用。换届年，更宜稳中求进，防止大起大落。因此，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必然选择，一直没有明显突破。国务院5月反复重申的“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本次会议进一步首次提出有效投资，避免重复建设并因此带来产能过剩问题出现。事实上，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一大隐忧。7月PMI新订单指数继续回落至49%，连续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而生产指数仍维持在临界值以上，读数为51.8%，生产-新订单缺口仍处于历史高位，说明制造业产能过剩现象依然突出。

　　政策释放力度有限，使得经济增长持续处于减速的状态。7月中国PMI 指数50.1%，环比下降0.1%，维持上月回落趋势。不过，季调后PMI 数据已连续两月回升，增幅在7月近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回落趋稳的态势更加明确，为调结构扩展了腾挪辗转的空间。

　　当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在中国经济增速整体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冲撞的时候，中国将经历着由绝对数量过剩供给的失业向劳动力相对受教质量不足、各项技能短缺的失业和所处结构配置失调性的失业转变。7月就业指数继续回落，读数为49.5%，仍在临界值以下，中国就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经济转型进程中一把高悬着的利剑。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着力稳定和扩大就业”，这是近期政策表述中首次提起。

　　作为第一次由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就业无疑受到外需的强烈冲击。尽管欧盟发送出强烈的稳市场和促增长信号，但欧债危机的演变已反复证明，其缺的不是如何缓解局势的手段，而是如何尽快落实措施的能力。７月份公布的欧元区经济指标多数继续下滑，工业产出和私人消费持续萎缩。随着依托外需的就业压力与日增加，以前在春节前才出现的民工返乡，此时在多地提前出现。

　　在中国劳动力供需“错位”的关键时刻，我们同时看到了中国人力成本的显著提升。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

　　正因为如此，就业治理方面，长期使用过的行政控制手段将很难奏效，需要探索出一种新的市场化应对模式。如通过财税和信贷手段支持部分产业关联度强、劳动吸纳力强的行业（如保障房、核电、铁路等基建项目建设）；积极引导东西部经济增长格局的转换，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吸引制造业逐渐内迁；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披露，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统计调查体系和制度，为各项民生政策的出台打下真实的统计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流动性大，如果能规范劳动力中介，便可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成本，减少摩擦性失业。最后,中国的失业补贴政策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对失业者积极求职的经济激励。中国的失业补贴政策的主要功能停留在生活保障上,很多地方还在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