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欧债危机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了规避风险，欧洲市场上出现大规模抛欧元买美元的交易。对美元需求的大幅上升，导致欧洲银行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所以六大央行紧急互换补充投机性美元需求。

　　当时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至1.27，这显然不是贸易需求形成的均衡汇率。投机交易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外汇，外汇市场已经沦为一个以投机为主的市场。金融资本与投机资本过多，投资泛滥导致外汇市场巨额交易，不但破坏了市场定价的基本规则，扭曲了均衡汇率，还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风险。

　　这种被异化的市场，偷换了真实市场的概念，被错误地当成全球经济与金融的游戏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没有深入探讨外汇市场变化的情况下，默认被异化的外汇交易市场，这是非常危险的。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要符合IMF的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大的贸易规模，二是有足够大的流动性规模。第二个条件，实际上是要求人民币的流动性要满足投机性货币交易的规模，而不仅是贸易支付规模。这是没有道理的，是在助长全球的外汇投机行为，对全球经济的稳定非常不利。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是按照一个被异化的外汇市场规则推进，那只会给全世界新增一种投机货币，它既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同时对中国经济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从防范风险、防范危机的角度来讲，中国加入SDR首先要还市场本来的面目，要从改变IMF加盟SDR的第二项规则开始。按照真正的外汇职能形成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中国只需要有足够多的贸易规模支付需求的人民币流通规模就够了。

　　另一个被异化的市场是全球商品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数千亿的资金进入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受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70%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以供求平衡为基础的“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市场将永无宁日。经济学的理论证明的商品市场的价格基本原理也被破坏殆尽。石油价格还受到石油政治和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切不可以昔日的市场概念论现在的“市场”。

　　另外，债务市场也是一个被异化的资本所左右的市场。为什么担心欧债危机会引发银行危机？因为债务都是银行持有的，这种情况与制造危机前的华尔街是一样的。欧洲银行自我膨胀的动力，创造了太多的债务融资工具，为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务融资提供了渠道和机会。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就有很高的债务，但被高盛成功掉期暂时掩盖了债务风险。这成为希腊债务危机或者欧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金融机构不务“中介”机构的正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膨胀，变成泡沫经济的危机生产者和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欧洲银行通过资金杠杆持有了政府债务，银行“公允价值”资产随着欧洲各国债务规模的扩大不断膨胀。当欧洲政府濒临破产债务危机爆发，就像三年前华尔街的银行一样，欧洲银行的破产风险就与债务危机的演变绑架在一起了。

　　政府发债的目的是增加政府支出推动经济更高的增长。但欧洲各国经济的增长并未因为债务增加而改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经济的长期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意大利十年的零增长，西班牙高达21％的失业率。

　　欧元区的赤字债务还与过度的福利相关，欧元区各国经济停滞而超过财政支出60％的福利支出的节节攀升。欧元区一些国家走到国家破产的窘境与选票政治有直接的关系。政治家为了竞选成功都对选票在欧洲国家已经很高的福利体系下做进一步的承诺。一旦当选就必须兑现承诺。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在10多年或20年前已经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达到高发展水平上的均衡增长。政治家们兑现福利提升的承诺，也就只能通过举债来实现。

　　希腊危机爆发引爆政府债务在十年前就大大超过《里斯本条约》的规定，各国政府巨额债务是多年前就开始积累的。欧债发行脱离了经济增长和相应的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这种没有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支持的债务膨胀与庞氏骗局无异。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清楚看到的被异化的欧洲债务市场。

　　市场已经不再是以前意义的市场了，可惜如此重要的“异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似是而非的“市场说”会误导国内外的改革和开放的方向。

　　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是资本异化和市场异化的推手。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外汇交易市场，商品市场，债务市场，美国市场，欧洲的市场，亚洲的市场，“市场”已经是金融资本投机活动平台的代名词，人们已经忘记市场的真正定义和定位。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金融自由化以及由其推动的“资本”概念和“市场”概念的异化是正确的。

　　首先，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证明和结论显示金融资本的自由化能够带来全球多赢；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资本是博弈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亚洲金融危机，南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这次美国经济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破坏性的烙印。

　　其次，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成为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三，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把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的债务市场变成高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赌场，变成隐藏债务充满欺诈之地，变成选票政治的工具，破坏了债市本应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游戏规则。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们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但事实上于事无补。伯南克先生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先生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的流进流出。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写过一本书诠释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计算机技术上、体系上的不完备，使很多数据不能够信息对称，最后导致了危机。信息不对称只是原因之一，而且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货币体系，货币政策，金融的异化，金融机构的自我膨胀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如果可以在理论上证明投机为主的市场是合理定价的基础，如果可以在实践上证明投机行为为主的市场具备基本市场功能而不会破坏效率和公平，我们可以按照新的合理的“市场”和市场规则行事。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证明被异化市场的合理性，那么还是要回归市场经济基本的游戏规则。

　　我们要利用中国在全球一定的影响力去改变游戏规则，包括SDR的那些规则。我们应该坚持真理，从理论和实践上还市场经济本来的面目，不仅对中国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保护，对经济学也会是很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到现在为止，虽然遭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伤筋动骨。如果异化资本、异化经济、异化市场，最后由我们自己的问题引发危机，就一定会伤筋动骨，所以要保持对资本异化的高度警惕。

　　中国要避免危机，除了不能异化资本，不能异化市场，更重要的还要坚持一些市场化的改革，但不能沿着被异化的市场去改革。金融创新不要过度的虚拟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避免受异化的外汇市场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要避免变成一个新的投机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