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蹉跎岁月到青春无悔
因为自己当过知青的缘故,深知那段历史一言难尽,所以很少看有关知青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起初并不关心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
近日有人在网上呼吁停播该剧,于是心想:要停播的东西似乎值得一看,结果满拧。看了几集,感觉有的剧集拍得不错,有些地方则处理得草率,甚至将今天的某些观念带进了历史,有错位的感觉。我所亲历的知青生活经历,往往会化为对所有知青文艺作品吹毛求疵的资本,总觉得有欠真实。随举一例:知青们怎么能把“说服”念成说(shuì)服呢,这难道是穿越了么?
我们参与创造荒诞
当然,什么是真实,是一件说起来有点复杂的事情。真实有时也要以数量来说话,例如网上有关《知青》的大量评论、争议、回忆和老照片比电视剧内容本身要丰富精彩得多,这就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井喷的年代,那时的知青文学相当红火,作品也多,包括梁晓声在内的一大批知青作家写知青,总体是真实的(夸张一点说,那个年龄段的作家几乎都是知青作家),因为年代相隔不远,回忆昨天的事情如在眼前,所以就生活细节的描写和情感的表现上,相当亲切、真实感人,对知青运动的反省亦可谓步步深入,从“蹉跎岁月”,到《孽债》,那段历史总在提示着我们,曾经有那么一场充满激情而又荒诞的历史是我们参与“创造”的,有那么一段动荡的岁月是我们人生的旅程。
新世纪以来,知青和知青文学被遗忘在某个历史的角落里。历史翻过这一页可以如此轻松,或许到了某一天,知青的历史也会像清宫戏一样,变成纯娱乐的题材,更或许连娱乐题材也挤不进去。
纯朴和愚昧是一体两面
以历史的眼光来说,我基本上不把知青作为独立的问题来思考,大规模的知青运动只是那个史无前例也不应再有的“文革”的一部分。知青的不自由是全体人民不自由的缩影。那时知青回城里探亲,要到团部开兵团通行证,而农民们外出探亲或办事则要出示大队、公社或县一级的证明,以表明自己不是盲流,更不是阶级敌人,那份证明的有效期比今天出国签证的日期还要短。关键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何种人群,工人、农民、士兵还是知青,这些都是外在的身份,关键是我们都是作为自觉的工具,作为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被管理着。
不过知青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人群,他们是当时中国民众中最为单纯无知而又自以为有文化的一群。其实说无知,还不够确切,这里还有偏见,知青的愚昧是偏见的愚昧,还不全是无知的愚昧,我们背诵的马列语录中,有“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名言,却不知自己深陷偏见之中。那时知青手头上还会流传像《傲慢与偏见》这样的名著,许多知青会零零星星将中国或西方的古典名著带到农村,互相交换阅读。本人探亲返回兵团时,就带了一旅行袋的书。而《知青》剧中的集体窝藏,农村支书来搜书保管等,反倒是把问题严重化了,在那样贫困的境遇中,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人们不会太关注思想意识问题,年轻人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当然,一旦“上面”要来抓反革命,情形就不同了。不过也有人会将西方文艺名著作为腐朽的黄色书籍来看待,因为里面描写了爱情。有时人们将黄色和反动联系在一起,有时又和腐朽没落联系在一起,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
几十年过去,回忆起来,我们容易忘记自己的愚昧和偏见(或者通过自嘲,轻描淡写地予以化解),倒常常是被当初的纯朴所感动,这种感动曾是许多回忆录和文学作品的源泉。因为纯朴,所以我们献出了青春;因为纯朴,我们放弃了城市相对舒适的生活;因为纯朴,我们信念坚定,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压迫的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救,包括解放在水深火热最底层的美国人民。
阳光下的滑稽感
想想也是,许多知青包括我自己,一生中最有超越意义的人生经历,恐怕就是上山下乡了。它使我们生活在别处,不是为了糊口,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是为了一个巨大的、有如宗教般的目标,当然这个巨大的目标,经常会有所调整,有时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时是“消灭三大差别”,有时是“反帝反修”,有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时是“解放全人类”,有时则是以上内容的全部。特别是兵团和农场的知青,抱团儿过集体生活,有某种理想的群体效应,即便都是革命的螺丝钉,我们也以为是比别的螺丝钉要高尚一些、特殊一些的螺丝钉。一边在抱怨农活的辛苦乏味,一边想象着解放全人类的宏图,记得一个冬天的下午,团政委在开会的大礼堂上告诉我们,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大家会被派到亚非拉一些国家当军事顾问。当时听了,直感觉冬日那淡淡的阳光有了温度,身体里热血涌动,也有点滑稽(那时不会用“荒诞”这个词,就用滑稽感这个词吧),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只有美帝国主义才四处派军事顾问。
知青为何而恐惧
其实愚昧也罢,单纯也罢,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的不自由和言论的禁忌,而这种不自由,则更多的来自内心的恐惧。内在恐惧所带来的精神萎顿是很难通过外在的冲突来表现的,这是渗透在社会整体氛围中的,很难剥离开来。所以,这部电视剧要通过“一小撮”坏人或个别思想“极左”的知青来体现思想禁锢,让人感觉不太真实。大家会问,当初我们中间真有这样“左”的人吗?其实,知青中类似的人蛮多,只不过时过境迁,天翻地覆,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感到陌生或羞于承认罢了。当时的主导思想和社会大环境才是引导青年走向偏激的诱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事件的出现,成了整个社会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另外,《知青》的某些方面似乎还停留在脸谱化创作上,无论是剧中陕北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县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均是脸谱化的产物。其实犯错误的老是副主任或第二把手,就是老一套创作模式的余波。
牺牲的一代的道德负担
比起插队入伍的知青来,兵团和农场的知青生活相对有保障一些,不过后来城里人一律将知青叫做“插兄”,不管你是哪一类知青,是兵团的、农场的还是插队的。这是一种带有蔑视的称呼。这种称呼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下乡的第一第二年,留在城里的人对于在广阔天地里的同学还有几许敬重,毕竟知青们有闯荡江湖的勇气。但是慢慢地高烧退去,假大空的色彩幻想剥落,知青生活的艰难境遇就显露出来,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在消磨人的意志,年复一年。
知青中许多人需要城里父母的接济,而不能反哺家庭,我们不仅没有消灭三大差别,反而成了差别的另一面,或许要等待下一辈人来继续消灭。而且不多久,知青们面临新的抉择,是想尽办法返城(病退或困退)还是在农村成家娶妻生子,扎根一辈子?在农村安家,使许多青年焦虑,这比过集体生活艰难得多。更加困惑的是将来有了子女怎么办?我认识并尊敬的一位老高三知青是坚定的扎根派,已经在兵团结了婚、安了家,也有了小孩,最后返回上海的理由,就是牺牲自己可以,不能太对不起孩子。
这里派生出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知青的孩子不该呆在农村,难道农民的孩子就要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吗?如果问题仅仅追问到此,返城的知青似都有道德负担。但是延伸下去、继续追问,情形就更为复杂:是什么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为何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分别,为何城乡之间的迁徙如此困难?如果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回答。
中国的城市人口,几乎在三代以上都是从乡村迁居而来。我们的父辈从乡下到城里,没有类似的道德负担;今天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或以别的方式进城,也没有这种道德负担。但是,当年的知青有!因为他们有过某种扎根农村的“誓言”。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知青为何有下乡的自由,而没有回城工作的自由?正是这些问题将知青生活分成两半,开头的意气风发和后来的困顿焦虑(返城路断的焦虑,失去身份的焦虑),自然,中间还应该有一段疲疲沓沓的日子,即理想幻灭后的彷徨困惑,这对许多知青来说是一种煎熬,这也是知青文艺作品中最难着笔的部分。
青春难免无悔
在我自己的回忆中,经常浮现的也是意气风发的头两年及最后高考上大学的欣喜,中间的卑微和纠结隐退在一片模糊的灰色之中,浑浑噩噩。知青生涯十年,有一个激情昂扬的开头,也有一个戏剧化的大返城为结局。
有了这两头,就足以编电视剧啦。中间哗啦啦的几年时光,虽然繁重而艰辛,却流逝得分外迅快。结尾以后的岁月,也都是平凡的生活,有时难免需要以青春无悔来打底色,当然只是难免而已。
知青的纯朴和愚昧是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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