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蹉跎岁月到青春无悔

　　因为自己当过知青的缘故，深知那段历史一言难尽，所以很少看有关知青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起初并不关心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

　　近日有人在网上呼吁停播该剧，于是心想：要停播的东西似乎值得一看，结果满拧。看了几集，感觉有的剧集拍得不错，有些地方则处理得草率，甚至将今天的某些观念带进了历史，有错位的感觉。我所亲历的知青生活经历，往往会化为对所有知青文艺作品吹毛求疵的资本，总觉得有欠真实。随举一例：知青们怎么能把“说服”念成说(shuì)服呢，这难道是穿越了么？

　　我们参与创造荒诞

　　当然，什么是真实，是一件说起来有点复杂的事情。真实有时也要以数量来说话，例如网上有关《知青》的大量评论、争议、回忆和老照片比电视剧内容本身要丰富精彩得多，这就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井喷的年代，那时的知青文学相当红火，作品也多，包括梁晓声在内的一大批知青作家写知青，总体是真实的(夸张一点说，那个年龄段的作家几乎都是知青作家)，因为年代相隔不远，回忆昨天的事情如在眼前，所以就生活细节的描写和情感的表现上，相当亲切、真实感人，对知青运动的反省亦可谓步步深入，从“蹉跎岁月”，到《孽债》，那段历史总在提示着我们，曾经有那么一场充满激情而又荒诞的历史是我们参与“创造”的，有那么一段动荡的岁月是我们人生的旅程。

　　新世纪以来，知青和知青文学被遗忘在某个历史的角落里。历史翻过这一页可以如此轻松，或许到了某一天，知青的历史也会像清宫戏一样，变成纯娱乐的题材，更或许连娱乐题材也挤不进去。

　　纯朴和愚昧是一体两面

　　以历史的眼光来说，我基本上不把知青作为独立的问题来思考，大规模的知青运动只是那个史无前例也不应再有的“文革”的一部分。知青的不自由是全体人民不自由的缩影。那时知青回城里探亲，要到团部开兵团通行证，而农民们外出探亲或办事则要出示大队、公社或县一级的证明，以表明自己不是盲流，更不是阶级敌人，那份证明的有效期比今天出国签证的日期还要短。关键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何种人群，工人、农民、士兵还是知青，这些都是外在的身份，关键是我们都是作为自觉的工具，作为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被管理着。

　　不过知青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人群，他们是当时中国民众中最为单纯无知而又自以为有文化的一群。其实说无知，还不够确切，这里还有偏见，知青的愚昧是偏见的愚昧，还不全是无知的愚昧，我们背诵的马列语录中，有“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名言，却不知自己深陷偏见之中。那时知青手头上还会流传像《傲慢与偏见》这样的名著，许多知青会零零星星将中国或西方的古典名著带到农村，互相交换阅读。本人探亲返回兵团时，就带了一旅行袋的书。而《知青》剧中的集体窝藏，农村支书来搜书保管等，反倒是把问题严重化了，在那样贫困的境遇中，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人们不会太关注思想意识问题，年轻人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当然，一旦“上面”要来抓反革命，情形就不同了。不过也有人会将西方文艺名著作为腐朽的黄色书籍来看待，因为里面描写了爱情。有时人们将黄色和反动联系在一起，有时又和腐朽没落联系在一起，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

　　几十年过去，回忆起来，我们容易忘记自己的愚昧和偏见(或者通过自嘲，轻描淡写地予以化解)，倒常常是被当初的纯朴所感动，这种感动曾是许多回忆录和文学作品的源泉。因为纯朴，所以我们献出了青春；因为纯朴，我们放弃了城市相对舒适的生活；因为纯朴，我们信念坚定，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压迫的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救，包括解放在水深火热最底层的美国人民。

　　阳光下的滑稽感

　　想想也是，许多知青包括我自己，一生中最有超越意义的人生经历，恐怕就是上山下乡了。它使我们生活在别处，不是为了糊口，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是为了一个巨大的、有如宗教般的目标，当然这个巨大的目标，经常会有所调整，有时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时是“消灭三大差别”，有时是“反帝反修”，有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时是“解放全人类”，有时则是以上内容的全部。特别是兵团和农场的知青，抱团儿过集体生活，有某种理想的群体效应，即便都是革命的螺丝钉，我们也以为是比别的螺丝钉要高尚一些、特殊一些的螺丝钉。一边在抱怨农活的辛苦乏味，一边想象着解放全人类的宏图，记得一个冬天的下午，团政委在开会的大礼堂上告诉我们，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大家会被派到亚非拉一些国家当军事顾问。当时听了，直感觉冬日那淡淡的阳光有了温度，身体里热血涌动，也有点滑稽(那时不会用“荒诞”这个词，就用滑稽感这个词吧)，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只有美帝国主义才四处派军事顾问。

　　知青为何而恐惧

　　其实愚昧也罢，单纯也罢，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的不自由和言论的禁忌，而这种不自由，则更多的来自内心的恐惧。内在恐惧所带来的精神萎顿是很难通过外在的冲突来表现的，这是渗透在社会整体氛围中的，很难剥离开来。所以，这部电视剧要通过“一小撮”坏人或个别思想“极左”的知青来体现思想禁锢，让人感觉不太真实。大家会问，当初我们中间真有这样“左”的人吗？其实，知青中类似的人蛮多，只不过时过境迁，天翻地覆，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感到陌生或羞于承认罢了。当时的主导思想和社会大环境才是引导青年走向偏激的诱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事件的出现，成了整个社会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另外，《知青》的某些方面似乎还停留在脸谱化创作上，无论是剧中陕北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县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均是脸谱化的产物。其实犯错误的老是副主任或第二把手，就是老一套创作模式的余波。

　　牺牲的一代的道德负担

　　比起插队入伍的知青来，兵团和农场的知青生活相对有保障一些，不过后来城里人一律将知青叫做“插兄”，不管你是哪一类知青，是兵团的、农场的还是插队的。这是一种带有蔑视的称呼。这种称呼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下乡的第一第二年，留在城里的人对于在广阔天地里的同学还有几许敬重，毕竟知青们有闯荡江湖的勇气。但是慢慢地高烧退去，假大空的色彩幻想剥落，知青生活的艰难境遇就显露出来，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在消磨人的意志，年复一年。

　　知青中许多人需要城里父母的接济，而不能反哺家庭，我们不仅没有消灭三大差别，反而成了差别的另一面，或许要等待下一辈人来继续消灭。而且不多久，知青们面临新的抉择，是想尽办法返城(病退或困退)还是在农村成家娶妻生子，扎根一辈子？在农村安家，使许多青年焦虑，这比过集体生活艰难得多。更加困惑的是将来有了子女怎么办？我认识并尊敬的一位老高三知青是坚定的扎根派，已经在兵团结了婚、安了家，也有了小孩，最后返回上海的理由，就是牺牲自己可以，不能太对不起孩子。

　　这里派生出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知青的孩子不该呆在农村，难道农民的孩子就要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吗？如果问题仅仅追问到此，返城的知青似都有道德负担。但是延伸下去、继续追问，情形就更为复杂：是什么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为何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分别，为何城乡之间的迁徙如此困难？如果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回答。

　　中国的城市人口，几乎在三代以上都是从乡村迁居而来。我们的父辈从乡下到城里，没有类似的道德负担；今天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或以别的方式进城，也没有这种道德负担。但是，当年的知青有！因为他们有过某种扎根农村的“誓言”。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知青为何有下乡的自由，而没有回城工作的自由？正是这些问题将知青生活分成两半，开头的意气风发和后来的困顿焦虑(返城路断的焦虑，失去身份的焦虑)，自然，中间还应该有一段疲疲沓沓的日子，即理想幻灭后的彷徨困惑，这对许多知青来说是一种煎熬，这也是知青文艺作品中最难着笔的部分。

　　青春难免无悔

　　在我自己的回忆中，经常浮现的也是意气风发的头两年及最后高考上大学的欣喜，中间的卑微和纠结隐退在一片模糊的灰色之中，浑浑噩噩。知青生涯十年，有一个激情昂扬的开头，也有一个戏剧化的大返城为结局。

　　有了这两头，就足以编电视剧啦。中间哗啦啦的几年时光，虽然繁重而艰辛，却流逝得分外迅快。结尾以后的岁月，也都是平凡的生活，有时难免需要以青春无悔来打底色，当然只是难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