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从44万亿快速上升113万亿，年均增速达到20.5%。商业银行的“重资产”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亦产生了资本补充压力不断增大，稳定负债来源缺乏的问题。为满足相关监管要求，商业银行短期内会通过开展所谓创新业务，实现“资产脱媒出表，负债吸引进表”；中长期则会逐步实施“轻资产”调整。近期这些方面的业务转型和变化十分活跃，通过改变银行信贷增长、资产配置和经营战略产生宏观效应，同时对宏观政策带来新的挑战。

　　一、资本补充压力与商业银行“轻资产”转型

　　（一）“重资产”造成资本补充需求压力上升[2]

　　中期内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需求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资产规模不断“变重”。从支持实体经济、避免“信贷悬崖”的角度考虑，银行信贷增速应保持逐步回落的态势。假设新增贷款增速在13%-16%的区间内逐步回落，未来五年信贷资产规模即会翻倍。二是资产风险权重不断“变重”。商业银行在政府融资平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快速信贷投放带动商业银行资产平均风险权重明显上升，上市银行表内资产平均风险权重从2008年的0.44上升到2011年的0.51。三是巴Ⅲ新《资本管理办法》将于2013年开始实施。《新办法》更加严格的资本定义、部分资产项目风险权重上升和增加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新增资本缺口约1000亿元[3]。综合以上因素，并考虑内部利润留存对资本金的自然补充作用，商业银行未来五年需要从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大股东定向增发等渠道获取外援资本约4000-5000亿元。

　　（二）资本供给的外源和内生渠道同时面临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显著下降，欧美银行融资缺口巨大，再融资竞争加剧，中资银行情况亦不乐观。目前H股中资上市银行平均市净率约1.1倍，部分银行已跌至1倍市净率以下，丧失增发融资能力。投资者担忧利率市场化可能引发的净息差下行，经济增长减速、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风险引发的中长期信贷成本上行，对银行股未来估值走势偏悲观，香港市场对2013年中资银行市净率的预测区间下移到0.9-1.1。此外，中资上市银行的净资产占亚洲主要上市银行净资产总规模的48%，海外投资者对中资银行股票的配置水平已经较高，增持难度越来越大。

　　由于资本市场疲弱，商业银行通过利润留存进行内生性资本补充尤为重要，然而中长期来看，此渠道的可持续性和充分性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如表1，基准情景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约占新增贷款增量的70%）实施温和信贷增长策略，其新增资本需求基本可由内生渠道补充，而扩张较快的农商行可能很快面临外源融资缺口；悲观情景下，经济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造成银行息差下行30%，若再度实施投资类刺激政策，银行信贷的增长加速（18%），资产风险权重上行，则全部银行的内生渠道都将显著萎缩，届时如果资本市场持续疲弱，银行外源融资没有改观，银行业将出现较为显著的资本缺口。

　　

　　基准情景：维持当前净息差水平、贷款温和增长（15%左右）、风险权重维持不变

　　悲观情景：净息差下行30%、银行提高放贷速度、资产风险权重上升

　　

　　（三）商业银行的“轻资产”调整及相关政策建议

　　加强资本监管意味着银行风险资产与资本数量挂钩的敏感程度上升，从各国实践看，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或是紧缩风险权重相对较高的贷款，或实施资产证券化，将资产向表外转移（Markovic, 2006）。在监管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一是从高风险权重资产业务向低权重转移。2011下半年开始，融资平台、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贷款等业务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而风险权重较低的小微企业贷款（75%）、个人消费贷款（75%）、信用卡贷款（20%/50%）、财政部认可公共部门实体债权（国债、中央代发地方债）等资产增速快速上升。带动商业银行平均资产风险权重从0.51快速下降到0.48。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基建投资、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短期内的融资缺口会显著上升，对市政债券、城投债、地方政府债、高收益债等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需求也将随之上升，相关部门应考虑为这些工具的发行建立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二是实施贷款资产证券化。目前银行之间通过理财、信托、证券等各种“创新”合作方式买卖信贷的“类资产证券化”业务已经非常活跃。中长期来看，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需求将日益强烈，相关部门应将证券化提上议程，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逐步扩大业务规模。

　　三是快速扩张非息差业务。银行对资本消耗低、收益率高的业务，如债券投资等交易账户业务、投资银行类业务（债权承销、财务顾问、存管托管等）的兴趣显著上升。过去十年中，以大型企业信用风险为主的银行风险模式，正在向更为复杂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波动性更大的市场风险转移；创新业务带来的风险“表外化”和“隐含化”趋势愈发显著，这些都要求监管部门拥有更加全面的风险监管视野和不断提升的风险监管方法。

　　二、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转型

　　2011年以来，由于基础货币增长放缓、派生存款增速下降、理财业务分流表内存款等原因，人民币存款月均增速从2010年的21.2%下滑至2011年的16%，今年1-5月进一步降至12.1%，同比少增9122亿元。由于资产方存量巨大且有增长需求，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负债压力，一些营业网点较少、存款竞争能力较弱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面临的负债压力更为突出。存款走弱亦使商业银行传统的“存款立行”经营模式受到挑战，银行从原来的“被动负债”向“主动负债”转型，突出表现为同业存放等批发融资渠道超常规增长，以及“高息揽储型”结构性存款的上升。

　　（一）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渠道

　　商业银行对批发融资市场（同业市场、发行金融债等）的依赖程度快速上升。今年以来，银行同业市场的交易量快速放大。截至1季度末，上市商业银行同业存放（56%）、同业拆入（43%）同比增速创出历史新高，卖出回购业务（32%）也高速增长，其中同业存放增加对银行负债规模的贡献度超过1万亿。上市银行同业市场负债占比从2007年的8%左右上升至今年一季度的13%；兴业、浦发、中信等股份制银行更是上升到25%-35%的水平。

　　银行同业存放等业务能够在数月内实现上万亿量级的增长，与高息揽储为目的保本型理财业务高速增长密切相关。结构型保本理财产品[5]保证购买者本金或部分本金不受损失，超额收益部分挂钩金融衍生品，因此外审部门一般建议将其纳入表内。会计处理中，此类理财募集的资金计入“定期存款”科目下的“结构性存款”，或“金融负债”、“保证金存款”、“个人/单位一般存款”等负债科目，因此可以达到通过发放理财扩大存款基数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发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同业存放或本行存放，此种业务模式可在短时间内加剧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波动。如图1，同一笔理财资金，在理财产品发行银行的负债方计入存款科目（客户存款、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同时计入存入行的负债方存款科目（客户存款、同业存款或其他存款），同一笔资金在不同银行间或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上重复计算，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虚增；同理，理财到期时银行存款和相关资产也会相应快速缩减，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规模的波动。

　　

　　（二）对宏观政策工具的影响及应对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以及商业银行对批发融资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宏观政策和监管工具产生影响，在政策层面应予以关注。

　　1．对货币中介目标造成冲击

　　结构型保本理财对存款规模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值得关注。以某重点城市大型银行为例，2012年一季度约800亿人民币的存款增量中，有3/4来源于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业务，只有1/4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存款。结构型存款存在的会计记账虚增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监管措施带来的规模骤降，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造成存款规模和M2等指标的显著波动。

　　只要货币信贷规模等数量型工具仍在使用，商业银行资产脱媒出表、负债回流进表的监管套利就存在激励机制。其形式繁多、路径迂回，仅通过监管部门通过现场检查限制甚至叫停“堵漏”，或央行完善数量指标统计口径的方式，效果将会越来越差。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消除监管套利空间。鉴于当前存款竞争日益加剧，高息揽储型理财产品规模迅速膨胀，可考虑逐步引入CD（大额可转让存单）作为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负债工具，其规模可控、工具可交易、信息透明的优势有利于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一定程度地避免恶性存款竞争。

　　2．对市场利率传导定价模式产生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增量存款的定价已经能够比较灵敏地传导至即期银行贷款定价。结构型存款理财定价一般参照同业存款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协议，收益率相对较高，大约比同期一般存款基准利率高出200-250个基点。以上文提到的大型银行为例（表2），其一季度新增存款的实际负债成本（450-480bps）比存款基准利率高150-180个基点。由于银行内部贷款规模管理和FTP是当期“以存定贷”，当期负债业务的成本上升会直接影响到贷款利率定价。考虑到以净息差（250bps）覆盖信贷成本和运营成本、维持资产盈利水平，则当期大型银行放贷利率的期望值在700个基点左右，主动降低贷款利率溢价的意愿不强。在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预期强烈，投资和消费需求趋于疲弱背景下，银行和客户之间对贷款定价存在分歧，也是导致贷款“供求两不旺”的原因之一。

　　

　　以上存、贷款定价错配问题可通过继续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方式进行缓和。如果将结构型存款、同业存款可能因会计核算方法而虚增的因素考虑在内，今年存款和M2增速放慢的实际程度可能比统计数字更低。商业银行面临的揽储压力推动其资金成本显著上行进而传导到贷款利率定价，对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产生的影响。适度降低存准能够有效降低银行间市场、票据等短期市场利率，带动与之挂钩的结构型理财收益率下降，直至因缺乏吸引力而回流表内的正常存款，最终带动贷款定价的下移和协调贷款供求矛盾。

    3．贷存比[6]作为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