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国运1909》一书所做的推荐文章。
1909年大清国所面临的历史大背景，称之为“风雨飘摇”，一点也不为过。1909年进展中的“宪政改革”，是在1864年政府军与太平天国的“内战”结束、1884年“中法战争”战败于法国、1895年“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并签订了《马关条约》、1898年几位年轻的“君臣”主导下的“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并导致大清国政权大逃亡、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1902年大清国政府再返回京城、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这些“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和以往这些苦难而屈辱的大背景相比，1909年，有意或无意地，在后人记忆中非常模糊。
1909年故事的开始，是清政府终于选出了一位年轻男性管理者、“80后”(1883年生)摄政王载沣。同一年，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正在韬光养晦，原来的“改革理论家”张之洞有幸或不幸地被“供”了起来，为各种“改革”或者“折腾”的合法性背书。“而1909年的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一个喜讯从北京传向全国各地：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均已成立了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这是大清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此时正是1909年10月，紫禁城的天空蓝得最为动人的季节。”
1909年是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的第3年。190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如以往近代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拒绝改革”。《国运1909》作者雪珥，经过十多年在海内外挖掘了大量珍贵史料，经过大量艰苦的思考和分析工作，得出的结论是：大量更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本书是作者雪珥的“近代中国改革史”系列中的一本，其它的改革系列图书还有：《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作者对于这一段的历史视角是“利益导向”和“历史现实主义”。即，所有的参与这一场政治改革“奥运会”的各方，不是简单的和非黑即白的“道德评价”或者“先进性与否”所能评价的，各方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方参加“政奥会”是为了拿金牌，不是为了“友谊第一”。比如，作者对于康有为过于“有为”的行为和动机，提出质疑：简单地将慈禧妖魔化、将光绪光明化，并不能证明康有为的“合法性”。再如，当时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举，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作者认为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权力对资力的压迫”，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象样的民间资本，所有设立和经营企业的行为，只能由政府来推动和主导。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一些更具体的“洋务活动”的自身原因：各方的利益冲突、中国社会契约精神的空白、甚至有今天所说的“企业管理问题”。
拒绝“革命思维”，要“建设”不要“革命”！从体制内精英改革的“事倍功半”、甚至“事倍功亏”的结局，中华民族最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如何不折腾”。从晚清开始，直到邓小平开始改革，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上，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以及民生建设上。??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之后，1909年，改革已成了大清国的全民共识，成了主流话语体系。无论是官还是民，大家都承认：不改革是没出路的。可是精心设计的各项改革措施，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之后总会变成“烂尾”工程。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也会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
改革本来就意味着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诸多矛盾纠结在一处，无法化解。??政治游戏的核心就是夺权，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在口号的“动听悦耳”方面，执政者永远比不上在野者。因为在野者不挑担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却一直缺少踏实勤勉、能够“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历朝历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当成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人士。150多年来，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他们也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而已。??——晚清当然腐败，当然昏庸，但这种腐败、昏庸，不是那个执政群体的独有共性。150年来，中国改革总想通过急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革命，走捷径，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上来。晚清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历史财富就是：一个早期的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对于年轻气盛的摄政王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英国除外，1215年就开始了贵族与王权相互制约的《大宪章》）。这应当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所谓种瓜得瓜。??
“建设”什么？最重要的命题是法治建设。虽然“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但民主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极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导致民粹、甚至暴力，而在另一方向上导致“假民主”、甚至专制。法治也因此有了两层含义：一、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公民都有约束力的，即对公民行为的约束。——但不是对公民思想的约束。健康的法治社会要杜绝“因言获罪”。二、是对政府的权力约束和制衡，这就是“宪政”。宪政的努力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进程。客观地说，中国目前的社会，“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宪政学者蔡定剑）。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官员会议上的讲话明确表示：“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推进我国全面改革”。讲话被政府媒体广泛认为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定调的讲话。最近的一次中共党代会“十七大”，也明确阐述了“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的任务，涵盖到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预算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等数十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这分别代表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现“富强”，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实现“民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实现“文明”，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实现“和谐”（引文来源：人民网）。《北京青年报》也引用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此次讲话内容：“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再回来看一看大清国1909年的宪政故事： 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明确规定，立宪的根本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1909年10月前后，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有优势。如江苏谘询局议长张謇、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均为立宪派的重要首领，各省谘询局成立后，立宪派就以此为阵地，加强活动，扩大势力，组织各省谘议局联合请愿，更加急切地要求清政府实施宪政。
根据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谘议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是“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政治协商框架，谘议局就是地方立法机构，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服从；而地方督抚虽然有权报请中央后解散谘议局，但依法必须在两个月之内重新选举开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地方督抚基本选择了与谘议局紧密合作，共同进退，以期减少行政的阻力，民意也因此得以更为充分地在地方行政中体现出来。
所以，在诞生之初，谘议局就不是橡皮图章，而是锋芒毕露。对于“不听招呼”的地方政府，谘议局甚至不惜以集体辞职施压。江苏谘议局就曾经为预算案而与总督争执，议长和副议长带领全体常驻议员以辞职而抗争。此种风气蔓延到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们为了阻止政府举借外债，不惜以集体辞职而抗争。史料记载，在议会如此强势下，相当多的省级官员在议会领袖面前十分惶恐，行政权一权独大的传统局面得到抑制。资政院后来甚至敢于弹劾政坛不倒翁、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议会政治也迅速吸引了各界精英人士的参与，扩大了权力的分散制衡。
1909年10月，由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牵头，联络江苏、直隶、湖北、广东、福建等十六省谘议局代表，于12月在上海集会，成立“国请愿同志会”，推出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清政府于1911年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1910年1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向清政府请愿，遭到拒绝；同年6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等又举行第二次请愿，再次遭到拒绝。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就发生了，雪珥认为，辛亥年发生的一场是“计划外革命”。
——百年前发韧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重要思想”的那场著名争论，至今还未结束：比如，到底有没有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但这只是学界关心的事情；在清末，跨着政学两界这群人叫“清流派”。“学界”之外，1909年之前的很多年、和之后的两年，政治实用主义一直是主流。大清帝国果然如“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所预料，“不过两年就轰然而倒，中国的宪政乃至共和没有及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