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已期待已久，终于回家了，回到我熟悉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四年前，我曾以一场《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学术演讲作别北大，最后我说：“我内心里面有个小小的秘密想跟大家分享，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我的心都是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也不管我走得多远，最终我也一定是回到这里。”其实在美国当然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在金融机构工作，但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想回到国内我内心的满足会大很多，而且国内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快速转型时期，如果自己能参与的话，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选择回来应该讲是不需要考虑的事情，必然要这么做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这是我一直坚守的信条。“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新的领域和方向。”

　　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20多年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细致关注与翔实研究，我曾判断危机可能是长期的，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构想，各国政府应当利用经济疲软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经济快速发展时的瓶颈领域。当时赞同我观点的人不多，大家普遍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短期的，我的预见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然而四年过去，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迷雾重重。“现在看来这不是一只小鸡，可能还是一头大犀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了这个观点。”。

　　世行四年，我工作的另一个重心是为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四年前，世行行长佐利克选中我，正是期待一个有改革经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能为世行带来理念新冲击。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我刚好也是离中国政策制定的权力中心最近的学者之一，对中国经验十分熟悉。

　　四年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欠发达的非洲，去了14次。在世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出访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数十年来，世行一直受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影响，希望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来应对贫穷，这种“药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但我认为，这种由发达国家输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最优方案”，未必适合当地的实际。转型经济体应根据现实找到一条独立于发达国家经验的发展战略，并由政府主导。

　　婴儿之眼

　　一面是发达国家陷入漫长无望的经济危机中，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在对两种经济现象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2011年年底，以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作别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驻地)。

　　我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是其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强调：在推动本国选择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时，政府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这套理论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占主体的世界银行不入主流，而回到中国，同样在经济学界引发争议。

　　“大部分是既有观点，新意是大大增加了对政府作用的强调。”与我同事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说，“强调政府作用是否也应有阶段性，以现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政府作用是否应该减弱而不是加强？”

　　我还多次公开表达对2008年的政府“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肯定，并认为这是中国经验对世界这场经济危机最重要的贡献，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用在刀刃上，去消除经济增长当中的瓶颈，这样能够短期内启动需求，长期上有利经济发展。在政府本轮的财政政策中，我依然主张要靠投资拉动，并认为消费拉动是无源之水。这些理论都受到了众多的质疑。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我还一直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唱好派”而备受争议。6月22日，在北大专门欢迎林毅夫回国的朗润校友大讲堂上，我再次提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20年8%左右的发展”。四天后的校友会上，我甚至以一种激昂的语调说：“中国经济将会乘风破浪，继续前进。”这些观点经媒体报道后，遭到舆论诘问——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加大等现实压力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我回来就在“放卫星”。

　　“我是不是在放卫星？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说我放卫星，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面对争议和质疑，我依然表示尊重，但我主张不用过去的眼光和理论看待今天的问题，而应该用“婴儿之眼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