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发展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
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分析
王 双 陈柳钦
摘 要: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空间配置优化、资源流动加速、要素高度集聚、知识扩散加剧和政策效应加强,这些都将通过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物质成本优势、劳动力优势、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国家优势进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加速企业“走出去”的速度。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上述作用机制,证明了总部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
关键词:总部经济 企业“走出去” 竞争力 作用机制 DEA分析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是我国适应新的全球化浪潮和国内经济发展深化对外开放,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推进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重要举措。“走出去”,即鼓励各种所有者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或国际化经营,主要方式包括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劳务输出、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自2000年我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在此过程中,总部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拓宽了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对于提升企业“走出去”竞争力作用显著。
一 我国企业“走出去”竞争力来源的理论描述
1.物质成本优势
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竞争力来源即为物质成本优势。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其物质成本优势体现为一种绝对优势,是比较低级和简单的竞争力获取方式,是决定企业“走出去”的前提条件,具备成本优势的企业首先在产品与价格上保持一定的竞争力,通过物质成本优势获得企业经营利润为后续的经济活动提供原始的资本积累,才能完成从低级到高级的竞争力过渡。传统的绝对优势理论对这种竞争力的来源解释为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正因为自然禀赋和后天条件为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最直接的基础,利用自然禀赋或后天有条件使企业生产产品或服务的物质成本绝对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从而处于绝对有利地位,这样的结果是企业获得利润,并将较大地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并提供其他竞争力来源的基础。
2.劳动力优势
劳动力优势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竞争力来源。依据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前提下,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以获取城市部门较高的平均工资,这时的劳动力价格较低,企业获取劳动力较为容易,且获取成本较低。若一旦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则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劳动力价格的增长将制约企业的部分生产活动,二元经济结构就此完成转型。我国目前还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剩,使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走出去”的企业创造了较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优势较为明显。
3.规模优势
规模优势是企业“走出去”必须具有的竞争力之一,能够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必定拥有较大的规模,在本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多的规模利润,才能将自身的规模优势扩大为国际竞争力。在边际效用递增的区间内,企业规模越大,其获得的边际收益越大,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空间增长为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基本保障和风险可控的能力。规模优势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即为获取垄断地位创造了可能,通过规模扩张赢得市场超额利润进而取得绝对垄断优势,进一步获得市场“话语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是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动力。
4.技术优势
“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的最显著及最持续的优势来源于技术优势,“走出去”的企业只有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才能真正保持竞争优势,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竞争力。技术优势体现为企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持续创新的能力。这种优势首先是通过技术扩散获得或者进行技术模仿,其次是对已有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持续的再创新,以取得边际效用递增的技术或者知识收益。技术门槛能够增大国际竞争对手的对抗难度,更是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技术优势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至关重要,不仅是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条件,也是未来发展的充分条件。
5.国家优势
国家优势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独特优势所在,这种优势来源于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以及产业政策效应。一方面,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提供了企业“走出去”的宏观经济基础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能够保持经济稳定,维护正常的市场运行秩序,这为企业“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国家信用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制定产业、科技、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以及外贸等方面的鼓励和扶持政策,进行必要的引导,发布相关的信息,并提供有关的公共事务服务,维护企业“走出去”之后的正当权益,这些也是构成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二 总部经济发展提升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总部经济通过所在地某些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聚,从而形成一定规模企业布局的总部经济基地,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加速各种生产要素向总部基地的集中,并产生扩散效应,导致更多的优质资源汇聚,为所在地企业提供丰富的资源配置机会和渠道,依托总部经济特有的功能链条,企业将更多地获得所需生产要素,对提升企业“走出去”的各种竞争优势作用明显,以下将具体分析总部经济发展提升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1.空间配置优化提升物质成本优势
从总部经济的空间配置特点看,总部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分离布局,这种分离本身就是节约成本、利润驱动的结果,通过分离后企业在空间布局上优化组合,实现了物质成本的最优控制,利用生产制造基地的较低物质成本来支持总部基地的其他高附加价值活动,实现企业自身利益链条的联动循环,使得企业减少物质成本投入,增加有效产出,提升其竞争实力。
2.资源流动加速提升劳动力优势
劳动力优势是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竞争力之一,总部经济的发展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缩短了企业劳动力优势形成的时间和过程,这主要得益于总部经济加速了资源的进出和流动,尤其是流动性更强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总部经济吸引了大量不同类型劳动力涌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就业及生活环境是劳动力选择进入总部经济所在的首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总部经济所在地的劳动力能够较为灵活地在区内流动,选择机会更多,选择空间更大,总部经济所在地的大量企业和机构使劳动力流动加速成为可能,这都有助于总部经济所在地劳动力要素供求平衡的维持,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促进企业劳动力优势的形成。
3.要素高度集聚提升规模优势
企业规模优势的获得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规模优势首先要求达到必要的要素集中度和产业集聚度,而这本身也是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总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种要素的高度集聚,使得企业更便利地获得规模经济所需的要素组合。其次,总部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要素积累,企业进入总部经济基地也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并与所在地要素市场具有相应的匹配度,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规模优势的形成。
4.知识扩散加剧提升技术优势
总部经济往往是知识和智力高度集中的地区,其所在地汇集了大量的企业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市场控制中心以及管理中心等,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布局本身就是知识扩散的载体,其所带动的知识和智力是企业“走出去”技术优势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此外,总部经济所在地一般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中心城市或具有某些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这些城市自身经济高度发达,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再加之总部经济的布局,使得知识扩散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这对有能力“走出去”的企业来说,将提供更多和更好地机会利用其知识急剧扩散过程加快自身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甚至扩大技术优势,对于目前没有能力但是未来有计划“走出去”的企业来说,也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发展来源和培育基地。
5.政策效应加强提升国家优势
总部经济基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优惠条件的创造,因此,总部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策的倾向也直接决定了总部所在地企业的政策空间,政府主导建立的总部基地和产业集聚形成的总部基地,都能够在政府政策方面取得相应的实惠,且总部经济越发达,政府政策倾斜度将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获得一定的主动权。另一方面,直接由政府投资建立的总部经济基地,其发展的导向或本意大多为提升企业竞争力,鼓励和帮助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这种政府直接授意的贯彻也是企业国家优势的集中体现。
三 总部经济发展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总部经济通过多种作用渠道对企业“走出去”竞争力提升的理论描述为实证检验这些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以总部经济为依托来衡量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能够反映总部经济对于提升其“走出去”竞争力的作用程度。
1.模型选择
评价竞争力使用较多的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等分析方法,虽然这些方法能够说明竞争力的不同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但是其缺点在于这仅是对所选指标数据之间表面联系的直接展示,不能充分说明所选表征竞争力指标数据之间内在的经济关系。因此,这里我们选择DEA方法来进行说明,主要的理由为:作为非参数分析的一种方法,DEA分析法能够较好地说明数据之间的内在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竞争力决定因素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作用效率。
2.建模思路
DEA方法的建模思路为:其主要通过分析产出质量或效率来体现竞争力决定因素的作用程度。假设有若干基本的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这些决策单元进行一系列决策,并投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或服务。各决策单元的生产投入要素及产出结果可以形成一个生产的前沿面,通过衡量每个决策单元离此前沿面的远近来确定决策单元的生产活动是否有效率。产生一个生产的前沿面作为比较的有效标准来寻找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评价其产出的相对有效性,是该方法的优点所在。
根据前述理论描述,总部经济发展通过空间配置优化、资源流动加速、要素高度集聚、知识加速扩散以及政府政策倾斜来提升企业物质成本优势、劳动力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以及国家优势,从而形成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以衡量总部经济提升作用的五个要素作为投入,以构成竞争力提升结果作为产出,构造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需要对上述要素给出相应的衡量指标,我们根据赵弘(2011)给出的衡量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我们的研究选择以下指标来表征总部经济发展的五种效应:
总部经济的空间配置效应表现为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是某一地区企业总部的数量集中,因此可以用总部经济所在地“总部资源”(赵弘,2011)代表;资源的加速流动表现为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投入数量较大,速度较快,因此可以使用总部经济所在地体现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数量指标来表示;要素的集聚效应主要影响企业规模优势的增加,因此可以用体现资本和人力要素集聚的衡量指标表示;知识的载体是人才,因此人力资源的数量及其培育机构可以体现知识扩散的程度;政府政策倾斜可以用“财政收入”(体现政府对总部经济所在地财政政策调控的结果)和“政府服务”(政府服务能力间接体现了政策的倾向性)表示。
其次,企业“走出去”竞争力主要来源的衡量,借鉴刘迎秋等(2009)的研究,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企业“走出去”的五种竞争力优势:
物质成本优势,采用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有关指标表示;劳动力优势则表现为企业可以从市场上获得的劳动力供给;技术优势拟使用有关专利申请的指标表示;规模优势利用具有一定规模企业获得的利润指标表示;国家优势用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或产业战略的相关指标表示。
3.数据来源
选择2011年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赵弘,2011)排名前六的城市作为样本城市,说明总部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作用,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天津,具体的数据来源如下:
(1)总部经济发展效应的具体衡量指标如下表(表1)所示:
表1 总部经济发展效应的具体衡量指标
总部经济 发展效应 |
一级指标 |
衡量指标 |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杭州 |
天津 |
||
空间配置效应 |
国内大型企业总部数 |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数量 |
国有工业企业数 |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制企业 |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联营、国有与集体联营、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 |
外商投资企业 |
股份制、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数 |
外资企业 |
外商投资企业 |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资源流动效应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劳动力数量指标 |
全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
各行业职工人数 |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 |
主要年份社会从业人员人数 |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 |
劳动力资源总数 |
|
要素集聚效应 |
资本要素集聚 |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
实际吸收外资金额 |
实际利用外资 |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
直接利用外资额 |
||
人力要素集聚 |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 |
各行业在岗职工人数 |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末人数 |
城镇单位职工人数 |
城镇单位年末人才资源数 |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 |
|
知识扩散效应 |
人力资源数量 |
科学研究机构人员 |
科技活动人员 |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项目人员 |
城镇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知识培育机构 |
科学研究机构数量 |
主要年份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
普通高等学校数 |
各类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数 |
高等学校数 |
独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数 |
|
政府政策效应 |
财政收入 |
地方财政收入 |
地方财政收入 |
地方财政收入 |
地方财政收入 |
财政收入 |
财政收入 |
政府服务 |
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 |
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 |
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 |
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 |
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 |
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 |
注:由于各地统计年鉴给出的指标不统一,因此各城市一级指标下的衡量指标不尽相同。各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均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上海“国内大型企业总部数”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均为工业企业。“政府服务”一项借鉴曾学文等(2010)年的研究,用“政府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体现,均为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2)企业“走出去”竞争力具体衡量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具体衡量指标
企业“走出去” 竞争力 |
一级指标 |
衡量指标 |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杭州 |
天津 |
||
物质成本优势 |
产品和服务出口 |
进出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劳动力优势 |
劳动力市场供给 |
从业人员年末人数 |
全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 |
社会劳动者人数 |
社会从业人员 |
年末从业人员数 |
社会从业人员 |
技术优势 |
专利申请指标 |
专利申请量 |
主要年份专利授权量 |
专利授权量 |
专利授权量 |
专利授权合计 |
专利申请授权数 |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情况 |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企业资金 |
主要年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大中型企业 |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支出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管理费用 |
独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课题开展和投入经费 |
|
规模优势 |
一定规模企业利润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利润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
国家优势 |
国家产业政策效果 |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比重 |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比重 |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比重 |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比重 |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比重 |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比重 |
注:各城市“进出口总额”均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杭州没有“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情况”数据,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管理费用”代替。“国家的产业政策效果”一项借鉴曾学文等(2010)年的研究,用“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体现,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4.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指标数据描述,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及决策单元的选择如下:
输入变量——国内大型企业总部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数量指标、资本要素集聚、人力要素集聚、人力资源数量、知识培育机构、财政收入、政府服务;
输出变量——产品和服务出口、劳动力市场供给、专利申请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情况、一定规模企业利润、国家产业政策效果;
决策单元——2001-2010年的经济活动年份。
进行DEA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总部经济提升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DEA分析结果
决策单元 城 市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平均增长率 |
北 京 |
0.983 |
0.837 |
1 |
0.845 |
1 |
0.935 |
0.19% |
上 海 |
0.842 |
0.625 |
0.710 |
1 |
1 |
1 |
5.73% |
深 圳 |
0.814 |
0.624 |
0.811 |
0.739 |
1 |
1 |
6.61% |
广 州 |
0.850 |
0.732 |
1 |
0.915 |
1 |
0.856 |
1.82% |
杭 州 |
0.478 |
0.470 |
0.629 |
0.721 |
0.712 |
0.632 |
6.86% |
天 津 |
0.819 |
0.971 |
0.819 |
1 |
0.983 |
1 |
5.01% |
从纵向比较结果看,连续DEA有效年份最多的为上海,即2008-2010年的DEA均为有效,显示出其总部经济对企业“走出去”竞争力提升作用在所选择城市中最强。其次是深圳,2009-2010年连续两年的DEA有效,北京、广州和天津均为两年DEA有效,但非连续年份,北京和广州均为2007和2009年DEA有效,天津则是2008和2010年DEA有效,体现出这些城市总部经济发展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较强。杭州则没有年份为DEA有效,2005-2010年都是非DEA有效的年份,因此总部经济提升作用较弱。
从横向比较结果看,2005-2010年有效性值增长率最大的是杭州,说明其有效性值不断提高,虽然其决策单元都是非DEA有效,但是其增长率最高,说明其总部经济发展对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提升幅度较大,作用程度逐步加强。其后依次是深圳、上海、天津和广州,总部经济的提升作用都有不同程度增加。有效性变化率最低的是北京,仅为0.19%,说明其DEA有效值增长较慢,总部经济发展对提升作用增加幅度较低。
综上,深圳、上海、天津和广州DEA有效年份较多且增长率也较高,杭州在所考察经济活动年份虽然都为非DEA有效,但其增长率较高,说明其总部经济发展对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正在稳步增长。
四 结论和政策含义
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空间配置优化、资源流动加速、要素高度集聚、知识扩散加剧和政策效应加强,这些都将通过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物质成本优势、劳动力优势、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国家优势,进一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加速企业“走出去”的速度。实证分析结果随后验证了上述作用机制,总部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企业“走出去”竞争力也得以增强,说明总部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推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扩大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未来,总部经济的发展应进一步促进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这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企业“走出去”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依赖由总部经济发展带动其自身规模经济报酬递增获得的经济实力,这需要总部经济进一步发挥要素和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要素配置机会和更好的要素市场配置规则,因此要求总部经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着力完成要素市场的匹配和转型,以最大限度地迎合企业切实的需求。
其次,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技术和创新能力是其长期竞争力的源泉,而总部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知识技术的扩散、整合和再生产,因此通过总部经济技术创新中心和相应主体的布局和设计,加速“走出去”企业技术创新实力形成是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关键所在。
第三,总部经济的高度资源汇聚效应为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基础和可能,扩大总部经济基地或中心的影响力,为资源进入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进一步吸引各种资源的集中,也是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考量方面。
第四,作为地区和国家重点规划,政府主导推动的总部经济基地形成及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走出去”企业提升竞争力所需的政策要素支撑,因此如何保持总部经济有关优惠或试验政策的连贯性及一致性,并强化执行效果,也是未来总部经济发展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效政策环境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赵弘:《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总部经济形成与发展》,《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期。
陈静茹,蔡文:《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理论选择及支持体系》,《改革与战略》2012年第4期。
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7 期。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刘迎秋等:《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 竞争力50强研究—基于2008年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与竞争力数据库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
陈坚:《基于企业竞争力分析视角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思考》,《国际贸易》2010年第3期。
曾学文等:《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1978-2008》,《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本文拟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编撰的《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