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各国共识，我国对此也给予极大重视。在这过程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要承担责任。而作为企业，也应当承担自身的责任。这是因为：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参与绿色变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对它们的普遍期望和要求；二是它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认真承担起对社会、环境及公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也有利于企业获得长久的公信力；三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凸显，必须采用更为节能和环保的技术，以赢得更稳定的竞争力。

　　全球气候谈判的理论基础是当大气中CO2当量浓度从280ppmv上升一倍后，全球气温将上升2℃－3℃，进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表现为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气候增加、热带传染病北上、粮食短缺、地区冲突增加等。因此要求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减排，完成2050年将大气CO2浓度控制在500ppmv的目标。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全球近190个国家的元首齐聚丹麦哥本哈根，在联合国（UN）的主持下，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讨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家之间如何协调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会造成人类大劫难，是政治阴谋，还是一个真命题？有人认为气候变暖会使全球温差减少，有利于增加世界粮食产量，尽管会使部分传染病易于传播，但综合比较，利大于弊；有人则认为气候变暖，会使海平面上升、很多濒危珍稀物种灭绝、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对人类百害而无一利。尽管在哥本哈根峰会召开之际，气候变化两大阵营（支持论者与怀疑论者）之间发生了电子邮件战，致使气候变暖理论再次遭受质疑，但从当前世界舆论环境来看，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这个命题的真假，而如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和义务才是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世界各方都把目光投向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40%左右。

　　无论哥本哈根峰会是否会取得理想成效，各个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加大对清洁、可再生能源以及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力度，积极发展本国的绿色经济。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中首先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即绿色经济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使之“可承受”，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不会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失衡和生态危机，不会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持续发展！

　　世界各国关于发展绿色经济或者说低碳经济的主张，在国际金融危机与气候谈判的大环境下日益升温，一方面借此摆脱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全球范围内兴起了绿色浪潮：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绿色新政”，细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绿色新政”的核心；英国正在要求并采取行动，促使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新西兰正以“一个温暖的家园和一个凉爽的星球”（a warm home and a cool planet）为口号，出台“绿色新政”刺激计划，在未来3年共提供33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并且保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和转型；日本则已经在太阳能发电、低油耗汽车、电动汽车等方面具备世界领先技术；中国政府则一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推动以节能、减排、降耗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也在中国开始兴起。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企业早已开始积极探索，助推中国经济向绿色转型。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创造者、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的基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着。现在，人们在论及经济与社会变革动力的时候，动辄就把全部责任推给政府，而往往很容易忽略企业的角色，显然，这有失偏颇。至少在中国绿色经济兴起和初步发展的过程中，一批优秀的企业贡献卓越。它们之所以要进行绿色转型，积极进行绿色技术革新，原因有三：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参与绿色变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对它们的普遍期望和要求；二是它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认真承担起对社会、环境及公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也有利于企业获得长久的公信力；三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凸显，必须采用更为节能和环保的技术，以赢得更稳定的竞争力。

　　如果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视角来分析国际生产分工格局?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明显的新变化，比如社会分工已经取代自然分工，占据主导地位，生产要素质量的差异决定着利润和报酬的分配；再比如大型跨国公司主导价值链分配；等等。尽管在传统行业里，我国企业尚处于跟随地位，存在后发劣势，但在发展绿色产业和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市场上，中国企业并不落后，而且极有可能占得先机。需要强调的是，经过30多年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审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积极培育大型跨国主导型绿色企业，同时又不能使这些企业丧失经营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