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读一部经典小说，我选择《日瓦格医生》——天翻地覆，颠沛流离，革命与爱情，苦难中的人性……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前苏联漫长的令人绝望的恐惧与屈辱中，没有像同时代的茨维塔耶娃、勃洛克、马雅科夫斯基、法捷耶夫……那样选择自杀，却守住了尊严的底线。

　　经历了十月革命，经历了斯大林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帕斯捷尔纳克躲在乡间，“不看报纸”，后来“也不听广播”，靠翻译书稿苟且偷生——据说是因为斯大林“别理这个天上的人”一句话，他才得以幸存。他在1945年至1955年偷偷写作《日瓦格医生》，恰在1956年赶上赫鲁晓夫当政初期苏联文学昙花一现的“解冻”，他把小说寄给权威的苏联文学刊物，得到的答复是“小说精神仇视社会主义，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现在普京总统说十月革命是俄罗斯民族的灾难）。书稿辗转到西方国家出版，轰动，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并要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不得已，在致电表示感谢后第五天，帕斯捷尔纳克再次致电瑞典科学院：“由于考虑到您们这个奖对我所属的社会造成的意义，我必须拒绝这项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

　　在挣扎反复中选择出这种穿透历史的文字“对我所属的社会造成的意义”时，可以想象他内心的屈辱与倔强。

　　不但如此，恐惧中的亲友模仿他的口吻写了一封致苏共中央的悔过信：“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是和她连在一起的……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因此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措施。”在亲友目光的注视下，他看了信稿，签了字，但又用红笔写了一个便条：“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改一下，我出生在俄国而不是苏联。”（原信是“苏联”）虽然苟且求生，但是“苏联”“俄国”一个词的改动，把微茫的希望投向了历史！也守住了尊严的底线！

　　我们很难理解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深邃深刻的民族感情，不理解“相当于让我去死”的被驱逐出境。另一位也获诺贝尔文学奖却被驱逐出境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良心”。

　　极权主义统治与封建的或近代的君主专制不同，极权主义是用恐怖和谎言全面控制社会生活，君主专制下依然能有灿烂伟大的文学艺术和独立的人文精神，而极权主义统治的严酷时期，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文艺家要么同流，要么自绝，要么躲进“故纸堆”，像帕斯捷尔纳克这样苟活中还保持独立精神写出得以传世的伟大作品，实乃“奇迹”，实乃俄罗斯民族之幸，人类之幸。

　　美国作家托马斯·默顿在当时即以苏联朋友的立场致信苏联作协主席：“这部书使全世界爱戴、赞扬和尊敬俄罗斯人民，因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扛起历史加给他们的重担。如果你们惩罚帕斯捷尔纳克，只能说明你们不爱俄罗斯，不爱人类。”

　　极权主义统治者与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