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来以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儒生可以得到光宗耀祖的成就为自我标榜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会让自己在发展道路上指向迷途的。

中国历史上登堂入室的儒家是一种混合型的东西，虽然有天地君亲师以及修齐治平之类的儒家精髓，但面对官场以及皇家所制订的特殊生存环境，也掺杂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残忍无情的因素，只是缺失了墨家的侠义之风骨。

历朝历代对儒家的态度，都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仅仅是一种阉割之后的利用，这一点与宦官太监制度无异。帝王希望得到的绝对不是一种对自己的统治思想进行干预的学术理论，而是官员的顺从并对皇权的绝对效忠。

 

历代的帝国，总是会在打下天下之后的那几十年的时间去休养生息，让百姓从战乱之苦暂时缓解，然后是战乱，不管是被侵略还是去开拓边疆，是穷兵黩武还是官场腐败所引发的对百姓的横征暴敛。

比如汉武帝的时候，是主张百姓安居乐业并试图为那样的生活环境创造条件的，而且颁布有《流民法》，对那些擅自迁徙的百姓有相应的制约，对那些管束百姓流动不力的官吏有惩罚措施的。即使如此，都曾经发生过200万流民的事件，更可怕的是其中有40万人是没有户籍的。

对于这个流民事件，汉武帝下面的官员建议是放逐到偏远地区，但汉武帝把这个当成是“馊主意”，毕竟那么多没有户籍的流民，走到哪里都是不稳定的因素，更何况是把他们集体放到一个偏远的地区。

 

汉武帝时代的流民问题让我们不由得想到了当今的社会状况，因为不仅中国在帝国时代的流民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到失控的程度。中国当下的“流民”情况相比于汉武帝时代，恐怕只会更严峻，而不会更让人内心有丝毫的懈怠理由。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60年之间，原本是被认为百废待兴，抓紧时间进行经济建设的，却没想到，建国一年之内便被卷入了朝鲜战争，然后又是将近30年的内部政治争斗。然后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实行了对外开放。

原本认为改革开放是一条康庄大道，但实际情况却是把指挥棒交到了别人手中，方向盘与油门也都听命于国际社会。国际力量从教育、舆论、信仰、文化、资本、标准、制度等等，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干预。如此，中国就逐渐失去了对这艘发展的巨轮原本属于自己的控制权，而驶向了难以预知的目的地。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本国民众可以任意流动，甚至政府在推动城镇化，把原本在土地上的农民驱赶着、引诱着、鼓励着去外边读书、旅游、工作，御用经济学家们将此称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

混迹于中国境内的，还有一些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上饭吃的“洋流民”，这些“三无”的“洋流民”也时刻在动摇中国社会稳健的根基。

在60年之中，中国既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也被认为是国泰民安，让世界仰视才见的成就。但在2011年随着国际标准提高贫困线之后，生存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依然有1亿人之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曾经担任新西兰前总理的海伦·克拉克说，中国在贫困线下的数字恐怕会达到1.5亿人。

海伦-克拉克说的那1.5亿贫困人口与那些盲目迷信外来的和尚们，念着外来的“经文”，丧失了民族尊严和根基的人一道，连同在信仰上、在内心时刻想着分裂独立的力量在一起，形成了针对中国极大的破坏力，让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当前的安危与未来的走向而担忧。

 

中国的儒家在历史上的很多朝代都是当权派。但是作为臣子的职位再高，也只能是封侯拜相。虽然位极人臣，但毕竟是人臣；虽然万人之上，但毕竟有一个人是始终无法超越的，那就是皇权。在历史上，皇权与相权之争，将权与帅位之争，将军与丞相之争，皇帝与大将军之争，都是从来都没有停歇的。

虽然文死谏武死战，落得身后名声很是显赫，但毕竟同时留下了悲情与哀婉。不管是帝王还是将相，上位之争虽然足够励志，却难免会充满血腥。而一旦走下神坛，就会留下更多的血迹。

比如大名鼎鼎的贤相魏征、王安石与张居正，虽然通过血腥的镇压而让自己的系统改革新政得以实施，最终也难免落得个被开棺扬尸的命运，当然那不单纯是皇权出于对相权威胁之下的恐惧，对于相权的制约，同时也有同僚之间的明争暗斗、结党营私基础上的党同伐异。

 

历史上，儒生的本事再大，即使中状元当驸马睡东床，登上了天子堂，都要在朝堂之上时刻战战兢兢，回到家中要面对刁蛮公主。

奇怪的是，虽然公主身为皇帝的家眷，按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未必都是贤淑德馨，也至少应该有女性天生的温柔端庄才是，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戏曲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公主的形象都是刁蛮的。这说明在皇家大体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所以，在中国的帝国历史之中，能得到善终的臣子确实是凤毛麟角的，即使善终，也未必在一生中活得有多么的有骨气。

 

相当初，汉武帝举儒学之贤，一方面是为了从祖母窦太后手中夺权，让自己实现真正的亲政，一方面是为了规范天下读书人的思想，维护帝国统治的和谐。因为毕竟人的求学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因而为天下的学子树立了公孙弘这个榜样。

想那公孙弘，40多岁才开始学儒家的经典，入朝做官的时候，即使按照现在的寿命，都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了，偏偏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六年时间就做到了丞相，而且在卸丞相任之后，还被封为平津侯，而得到了善终。

那个公孙弘也不是什么儒家饱学之士，在儒家学术方面可谓半瓶醋，而且其功名利禄完全来自对汉武帝的逢迎与谄媚，没有丝毫儒家的贵族精神与独立气节，其为人也是很不讲原则的。虽然也曾经理性地对汉武帝的边疆政策进行劝谏，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立场。

 

公孙弘在相位的不作为与西汉初年的曹参很有共同之处。

汉惠帝曾经希望大展宏图，但曹参却相当不给力，出任宰相期间，除了喝酒就是享乐。汉惠帝不解，问因何不作为，他表示既然从能力上讲，汉惠帝比不上高祖刘邦，曹参也自己我感觉也比不上萧何，那么就遵循他们既有的政策就可以了。由此而在历史上被称为“萧规曹随”。

公孙弘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同时也指明了儒家学子那种贵族精神与学术独立相反的发展之路，就是为了能得到帝国朝廷的重用，不惜丢掉自己的原则，而朝皇权极尽逢迎谄媚之能事。因而在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保留了在大树之下好乘凉的有利地位。

 

公孙弘所指引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更多的是融入了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出世之态度做入世之仕途。虽然让自己得到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不乏逢君之恶，会置民众于尴尬的地位。

贾春宝认为，以顺从到盲从，甚至唯唯诺诺到了丧失尊严与原则的程度，并以此为代价换取生存权，这是一种莫名的悲哀。不仅个人如此，而且国家与政府，更是一种悲哀。那本质上证明自己处于一种哀婉的弱势群体状态下。

 

自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就没有人愿意承认是重新陷入殖民化的状态之中的。但在贾春宝看来，所谓殖民化，有些时候是自愿的，有些时候是被迫的，有些时候是有意识的，有些时候是被剥夺了意识的；而操纵游戏规则的人，会让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迷失，并乖乖地制订相应的政策，让自己的子民乖乖地把利益奉献出来。

比如，殖民者通过国际论坛等多边方式，取代了宗主国依靠武力所进行的战争侵略与资源掠夺。通过货币战争取代军事战争，利用人的贪婪和自私的本能，去实现对把持朝政的精英阶层决策力的控制。

比如某些国家与国际组织，在人道主义的大旗下，强行索取捐款，救援，在内外都有流民、内外都遭遇经济困境，内外都丧失信心的时候，优先解决内部问题还是外部问题，这却是让人难以定夺的事情。

中国民众习惯性地隐忍，中国的官员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也习惯于让自己的民众隐忍，甚至在权衡国际形象与本国利益之间进行取舍与权衡的时候，难免会做出“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

 

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处于被奴役、被殖民状态，听到别人夸赞自己取得的发展成就，就会兴奋、自豪，感觉受到尊重。而被提到侵犯民主与人权以及贫困人口、官场腐败之类的问题，就不开心，就跟对方用外交与民间手段交涉，推出各种调查报告来应对。

就如一个生病的人，病得越重就越不愿意听到诸如死亡之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总是希望听到别人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之类的心灵抚慰。病人与孩子，以及心理比较脆弱的人大概都需要得到虚荣心的满足，即使得到的安抚都是虚伪的谎言。

 

历史上的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儒家的“成就”大体上都是被误解的，其实质都是被阉割了之后服务于帝国皇权的工具，那些为了图谋高位而放弃自己的学术独立与贵族精神的人，居于高位却不能给百姓带来幸福，如此确实是世世代代的耻辱。

虽然儒家的耻辱绝大部分是受制于环境与制度，但毕竟作为那些以儒家为本，通过科举而考取功名的人，也是难辞其咎的！

 

贾春宝

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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