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末今年初，国际上围绕201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就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由于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及由此可能对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国银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加之目前已超过10万亿元而且还在日益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许多人对2012年的中国经济深表担忧。春节后，从IMF、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到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部门都下调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并一再发出投资预警，中国政府也主动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5%。

　　现在回头来看，过去半年来的经济减速幅度很可能比预料中的还要大。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8.1%，创下了近三年新低，二季度它显然将继续滑落至7.5%左右。不仅工业增长和财政收入出现预期中的急剧下降，更令人吃惊和担忧的是：中国经济赖以维系的生命线——— 进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出口——— 呈现“断崖式下跌”。而那些能够预示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发电量、银行信贷投放总量等，虽然几个月来冷热交替，但震荡下行的总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切使那些“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预言一再落空，经济的低点不断后移，现在还很难断言底部何时出现。

　　到了眼下这个时候，即使是最顽固的自由市场论者恐怕也不得不同意，政府必须出手做些什么了。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多数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依然由政府主导掌控的经济体，缺少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有力推动，市场是不具有多少自我修复能力的。但问题在于：政府应该为促进经济复苏做些什么？

　　过去6个月里，央行已经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释放了1万多亿元流动性，6月7日更是出人意料地在3年多来首次降息。但显然，仅有这些“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财政上的刺激或许是必需的。

　　相对于处境焦头烂额的欧洲与美国，中国政府手中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弹药要充沛得多。首先，中国总体财政状况良好，去年全国税收再创新高，这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加大支出；其次，中国有足够资金为可能发生信贷危机的银行纾困，其中可动用的包括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第三，一年多来的抗通胀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CPI指数重回下行通道，这为货币政策更大胆的调整预留了余地。此外，目前工业企业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就业形势乐观，这些均表明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恶化。

　　眼下人们最担心的便是政府因担心经济过分减速而重新走上过度依赖投资和注入流动性拉动经济的老路，这无疑将导致中国经济更加失衡。简单的刺激举措短期里可能会取得一些G D P数字上的效果，但必将造成新一轮更严重的通胀。而且长期来看，这类强心针似的刺激政策一定是效用递减而后遗症递增。

　　主张“动手术”的人认为，中国只有刻不容缓地进行各项结构性改革，才是真正的保增长良方。在谢国忠这样相对偏激的人看来，软着陆不一定是好事，硬着陆也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如果中国现在发生硬着陆，很可能将推动中国进行痛苦的改革，此后经济将会保持长期繁荣。现在正是结构调整、清理低效率企业的最佳时机，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再次救市。

　　这些改革呼吁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经济中的所有结构性问题大概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非突然出现。因此，结构性的改革或许永远都是需要和迫切的，但它并非改善宏观经济现状的有针对性的良策。宏观问题与结构问题必须正确区分，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必需，尤其是财政政策，但新的财政拉动应该坚决摈弃过去那套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资方案，而应该着眼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包括前述的消费补贴。同样是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的刺激政策，减负和消费补贴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自发选择机制，因而有助于企业和产业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而政府集中投资则以人为决策代替市场选择，往往保护了落后产能，对“调结构”有害无益。在减轻企业负担及增加补贴覆盖范围方面，除了节能环保，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政府还应该及时推进供给端的改革政策，在稳定传统消费热点的同时，尽快培育有潜力的新消费亮点，包括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医疗服务等。当然，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也有赖于在法律、行政等各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方便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