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中国固然不缺思想家，但真正领先的创造性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降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和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两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唱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却不知有“民主”。

　　直至近代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所谓“中体西用”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于是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