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害怕浮动”的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汇率制度的供求与均衡关系说明“害怕浮动”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政府和微观市场主体通过多次博弈所作出的选择。根据制度变迁理论,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害怕浮动”的现象是非常态的。新兴市场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害怕浮动”;汇率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中图分类号:F82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 - 0460(2006)03 - 0106 - 08 一、导言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繁爆发,汇率制度的安排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观点认为钉住汇率制度是危机发生的根源之一,不少专家主张实行硬钉住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即所谓的 “角点解”) ,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Calvo 和Reinhart 通过比较不同汇率制度安排下外汇汇率、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利率和商品价格变动,发现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选择“角点解”,那些声称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大部分看起来“害怕浮动”,据此他们提出了“害怕浮动论”(The fear of floating hypothesis) 。[1 ]“害怕浮动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 (1) 那些声称允许其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大多数未能真正浮动,好像犯了“害怕浮动”的流行病。相对于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说,这些国家观察到的汇率变动率相当低。

(2) 这些国家较低的汇率变动性,源于稳定汇率政策的行动意识;这些国家名义和实际利率的变动性与那些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相比, 高得不寻常。这种高变动性说明如下问题:第一,这些国家在汇率调节上不再惟一地依赖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利用利率变动来调节也已成为一个常用的方式。可利用excel表格的基本操作进行查询和实现，第二,存在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不足的问题。第三,货币总量相对于那些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也呈现高易变性。第四,商品价格与汇率相比,变化更为剧烈,在许多情况下,两者之间没有相关关系(显然,政策制定者只将汇率调节视为实际冲击的部分吸收者) 。第五,三分之二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与汇率关系是不明显的,这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试图通过外汇市场直接干预与公开操作来稳定汇率。第六,由于那些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分类属于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类似于实行一种不可信的钉住汇率制,因此,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已死”的说法是一种“myth”。事实上,害怕浮动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在一部分发达国家里也存在。

“害怕浮动论”提出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学者在Calvo 和Reinhart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Mckinnon 和Schnabl 在“原罪”(Original sin) 理论基础上,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金融体系脆弱这个角度,认为这些国家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恐惧是一种理性行为。[2 ]Torres 和Goldfajn 等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害怕浮动”与“害怕通货膨胀”① 的关系。

[3 ] [4 ]Yunjong 等研究证实了韩国政府在宣布实行自由浮动后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现象,从而得出韩国对汇率的浮动也存在着一种“害怕”。[5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董纪昌通过分析东亚五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的双边名义汇率、外汇储备、利率等的变动率及冲击的严重程度,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这些国家“害怕浮动”的现实存在。[6 ] 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害怕浮动”,此“害怕”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释这一现象。

二、汇率制度供求与均衡:新兴市场国家“害怕浮动”的必然性 (一) 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害怕浮动”的实证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声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制度变更虽然提高了汇率灵活性,但是汇率的变动性仍然很小。根据IMF 的分类标准, 各国的汇率安排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钉住汇率制度、限制浮动、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②。这里我们将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根据该分类标准,可以获得后两个类型国家汇率变动的概率分布,用∈代表汇率变动百分比的绝对值;xc 代表临界值。这样就可以估计出不同汇率安排国家中落在特定区间的概率。例如,当xc = | 1 %| 时,如果有P( ∈< xc/ Peg) > P( ∈< xc/ Float) ,则该不等式表示汇率波动率落在±1 %区间内的概率钉住汇率制下最大,自由浮动汇率制下最小,其他两种情况落在二者中间。

表1 给出了自由浮动钱币汇率制度下汇率月波动率的频度分布。在表1、表2 中,选取的临界值分别为xc = | 1 %| 和xc = | 2. 5 %| 。表1 中, ＄/ DM 的汇率月波动率落在±2. 5 %区间内的概率接近 ① ② 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资料,1999 年以后的分类标准有了一些调整。按调整后的分类,国际汇率制度可分为八类,即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局制度、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制(包括管理浮动下的实际钉住) 、水平(上下1 %) 调整的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带内浮动、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和单独浮动。第3、4、5、6、7 类型的汇率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间汇率制度”;第1、2、8 类型的汇率制度则是“角点汇率制度”。

Goldfajn I and S Werlang 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害怕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害怕浮动”,Armando Baqueiro , Ale2 jandro Diaz ,de león 和Torres认为随着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害怕通货膨胀”不再意味着“害怕浮动”。

59 % , ＄/ J ? 的月波动率落在该区间的概率略高于61 %。玻利维亚、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在该区间的概率在94 % - 96 %之间。平均来看,这些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汇率月波动率落在±2. 5 %之间的概率接近80 % ,明显得高于美国和日本这类“纯自由浮动国家”。同样,那种大幅度或者中等幅度的汇率波动率在“管理浮动”国家中也很少出现。对于埃及和玻利维亚来说,汇率月波动率超过 ±2. 5 %的概率几乎为零,同样印度尼西亚、韩国在1997 年金融危机前也是这种情形。甚至那些声称为“浮动汇率先行者”的国家,如智利、新加坡等,它们的汇率波动同样也以很大的比率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其中,新加坡货币汇率月波动率落在±2. 5 %的概率高达89 % , 智利的比率稍微小一些。平均来看,管理浮动国家的汇率月波动率以90. 5 % 的概率落在该区间内。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得到“限制浮动”国家的汇率波动以较大的概率落在狭小区间内的数据。

表1、表2 数据明显地表明,无论是实行“自由浮动”、“管理浮动”,还是实行 “限制浮动”的国家,它们的汇率表现都同钉住汇率制一样,波幅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变动空间内。最新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的观点, Hans Genberg 和Alexan2 der K. Swoboda 的研究也得出了波动率很小的结论。[7 ] 　　 (二) 汇率制度供求与均衡:新兴市场国家“害怕浮动”的必然性一国政府既是汇率制度需求者,又是汇率制度的供给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是一个带有自身偏好与效用函数的经济主体,政府在选择某种汇率制度时要比较预期收益与成本,只有当前者大于后者,其租金达到最大化时才会采取行动增加汇率制度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同样,作为汇率制度需求者的微观市场主体也是理性经济人,其对某种汇率制度的需求是基于这项制度能使他们的交易费用最小化。因此,在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微观市场主体都将在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通过多次博弈选择一个对于自己有利的汇率制度。

表1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波动　　　国家时期名义汇率月波动率在下列区间内概率分布 ±1 %区间±2. 5 % 区间美国＄/ DM 日本＄/ J ? 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新西兰玻利维亚菲律宾乌干达 1973. 2 —1999. 4 1973. 2 —1999. 4 1984. 1 —1999. 4 1970. 6 —1999. 4 1993. 10 —1999. 4 1994. 12 —1999. 3 1985. 3 —1999. 4 1985. 9 —1997. 12 1988. 1 —1999. 4 1992. 1 —1999. 4 26. 8 33. 8 28 　 68. 2 82. 2 34. 6 39. 1 72. 8 60. 7 52. 9 58. 7 61. 2 70. 3 93. 6 93. 4 63. 5 72. 2 93. 9 74. 9 77. 9 平均数(不包括美国和日本) 54. 81 79. 96 标准差(不包括美国和日本) 19. 51 12. 04 　　资料来源:Guillermo A. Calvo and Carmen M. Reinhart ,Fix2 ing For Your Life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vember 2000. 有删减。

表2 　“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国家的汇率波动国家时期名义汇率月波动率在下列区间内概率分布 ±1 %区间±2. 5 % 区间巴西日本智利埃及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玻利维亚以色列 1994. 7 —1998. 12 1973. 2 —1999. 4 1982. 10 —1999. 4 1991. 2 —1998. 12 1978. 12 —1997. 6 1980. 3 —1997. 10 1988. 1 —1999. 4 1998. 1 —1999. 4 1991. 12 —1999. 4 83. 1 33. 8 45. 5 95. 7 96. 4 80. 1 61. 5 100 　 45. 5 94. 3 61. 2 83. 8 98. 9 99. 1 97. 6 88. 9 100 　 90. 9 平均数(不包括美国和日本) 71. 29 90. 52 标准差(不包括美国和日本) 25. 25 12. 28 　　资料来源: Guillermo A. Calvo and Carmen M. Reinhart , Fixing For Your Life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November 2000. 有删减。

　　 1. 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很多,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Poirson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 的大小、资本的流动性、通货膨胀的诱因或失业率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8 ]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伯德提出了10 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是否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参考标准,即一国经济的波动主要是国内还是国外、经济开放程度、商品多样化的程度、贸易的地理分布情况、国内外资金市场一体化程度、通胀率水平、进出口的价格弹性、国际储备水平、社会对收入稳定和收入增长的偏好、是否存在较为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可见, 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纷繁多样,而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影响因素本身存在很大的差异。就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信誉、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国内价格体系和通胀率水平、国际收支以及对外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等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最大。

2. 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的供求分析 (1) 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害怕浮动”的汇率制度的供求 Masson 认为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及相关制度是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自由浮动不可行的原因。[ 9 ] 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第一,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相对于国民经济规模都十分庞大,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资本形成主要靠银行信贷扩张,而很少从证券市场或风险投资基金等渠道获取,这影响了这些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第二,缺少一个有固定利息的债券市场。其原因多方面:从私人部门看,国内企业规模较小,没有健全的会计制度,企业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发行债券。从事长期项目的企业无法发行固定利息的债券或进行与其期限相匹配的抵押贷款融资;相反,他们必须频繁地使用短期银行贷款。从政府方面看,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历史都充满了动荡,通货膨胀和利率的频繁波动,限制了那些本来可以签订中长期合约的政府债券的潜在购买者。第三,外汇市场比较不发达而且缺少一个有活力的美元或其他货币的远期外汇市场。这是国内债券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用国内利率来确定恰当的远期升水。相比之下,工业化国家拥有比较健全、以本国货币命名的国内债券市场,在每一个期限上,两国债券市场的利差都确定了一个恰当的远期升水,这样远期外汇市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发展起来,因此任何两个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远期外汇交易可以健康地进行。

Hausman 等认为一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将导致“原罪”的出现。[10 ] [11 ]“原罪”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一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外国银行或其他机构不能用该货币提供贷款) ,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由于金融市场的这种不完全性,一国的国内会出现“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 或“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 。因此,企业面临一种“魔鬼的选择”(The devil’s choice) :要么借美元而招致货币错配,要么用短期贷款来做长期用途而出现期限错配。“原罪”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国金融变得很脆弱。首先,假设在新兴市场国家,私人部门不是一个净债务人,并且其出口和进口大致平衡,那么,这个国家的进口商就有可能从本国出口商那里买入中期和较短期的远期美元。事实上,因为国内远期外汇市场缺少流动性而使得交易成本极高,这样的匹配会变得十分困难。由于缺少具有流动性的、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银行(作为本国进口商和出口商在远期外汇市场的金融中介) 也无法方便地抛补自己的交易头寸。其次,假设私人部门是一个净短期债务人,其主要债务为美元债务。如果其债务总额大于政府所拥有的、数量为正的官方美元储备,私人交易商的风险对冲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从整体上看,有着远期外汇债务的本国债务人应该买入远期美元,以补进自己的头寸,但此时外国人并不愿意卖出净远期美元,因为他们无法找到能够暂时持有的、具有流动性的国内货币资产。净短期债务者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遇到本币贬值时,这些净短期债务者借款的本币成本会上升,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直至破产。因此,汇率或利 率稍有波动,便会有一批企业资产缩水直至破产。如果本文利用word打不开，面对“原罪”,理性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其最优的策略是发展与完善金融市场,一个较为现实的次优策略是阻止汇率的大幅波动;而企业为降低交易成本和外汇风险,也不愿汇率变动,更不愿意本币贬值, 其结果便是汇率浮动不起来。

(2) 新兴市场国家公信力不足和“害怕浮动”的汇率制度的供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或是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或是利率偏高,波动性很大;或是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或是金融体系脆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主权评级低;或是其他原因,投资者缺乏信心,过度敏感,这些都导致了政府公信力不足。

Calvo 和Reinhart 应用卡甘方程(Cagan form) 来说明政府公信力不足和“害怕浮动”二者的关系。

货币需求满足卡甘方程: 　　 mt - et = Et (et - et + 1) 　　α> 0 　(1) 其中,mt为t 时刻名义货币供给量的自然对数值,et 为t 时期的名义汇率的自然对数值,et + 1表示在t 时刻对t + 1 时刻汇率的预测,Et 表示t 时刻知道的所有信息对变量的条件期望,α表示利率半弹性参数。

首先,看简单情况,假设从第二时期开始,货币供给为常数,这样可得理性预期均衡方程: 　　 eI = m1 +α?m 1 +α α > 0 　(2) 因此初始阶段即现期汇率水平可以被认为是现期和未来期货币供给的加权平均,同样当t = 2 , 3 ?n 时,可以记et = ?m 。

另一方面,假设资本完全流动,国际市场利率等于0 ,此时,t 时期的名义利率满足:it = et + 1 - et ,因此, 　　 i1 = e2 - e1 = ?m - m1 1 +αα > 0 　(3) 第一种情况:现期货币供给永久增加m。假设经济体处于稳定状态(比如,货币供给恒定在?m 的水平) ,在初始阶段该经济体受到不可预期的永久货币供给增加的冲击,从(2) 、(3) 可看出,时期 1 即初始水平的汇率将持续贬值,但利率水平不变。

第二种情况:预期货币供给永久增加m 。从(2) 、(3) 可得出,在保持m1 为常数的情况下,预期货币供给以?m 的水平持续增加时,将导致汇率和利率水平的同时提高。

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制定者没有增加将来货币供给的意愿,经济体将面临着货币贬值,因此,将面临非常严重的两难困境:要么在现期不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出口实际利率将提高,这将影响实际和金融部门的运转;要么增加现期的货币供给来稳定利率波动,这样,将破坏政府的公信力,使人们的预期更加不确定。

为了使模型更加现实,假设中央银行公布利息率为im ,货币需求满足: ?m - et = αEt ( et - et+1 + im t ) 　　α > 0 　(4) ?m 代表有息货币(interest - earning money) ,显然公式(2) 、(3) 仍然成立,如果定义mt = ?mt - αimt , 因此,此时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与降低货币供给的效果一致,增加货币供给量?m ,对货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将部分或全部被中央银行提高利率而抵消。事实上,当汇率面临升值压力时,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采取这种措施。如果政策制定者面临稳定利率还是稳定汇率的选择时,他们将选择稳定汇率,汇率的稳定给经济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名义锚”,而稳定利率做不到这一点,这限制了政府让汇率浮动,特别是下跌的可能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公信力问题引起这些国家汇率较低的变动性,而利率较高的变动性。可见,在政府公信力不足,有关部门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市场主体无法 预期,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不得不“害怕浮动”。

(3) 严峻的高通货膨胀形势和“害怕浮动”的汇率制度的供求 Fisher 指出,因为政府有必要通过铸币税为持续存在的财政赤字融资以及经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①,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和存在。[12 ]由于新兴国家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资本市场取得借款成本较高,具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往往具有较强的利用铸币税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动机,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铸币税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另外,许多新兴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在政府短期增加产出的意愿下,中央银行往往实施与低通货膨胀一致的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国内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发达国家来得高。高的通货膨胀将扭曲不同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导致再收入分配的不公(如收入从固定利率的贷款人手中转移到借款人) ,增加人们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经济效率等。

因此,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来说,遏制通货膨胀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近年来,采取的方法主要是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计划,实施通货膨胀目标法和钉住货币锚法(经验证实钉住货币锚法已产生了许多问题,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部分已放弃这种做法,这里不再作解释) 。excel表格的35招必学秘技是稳定的汇率,可以发挥“名义锚”作用,产生“纪律效应”和“公信力效应”,前者能使货币供应增长率变得较低,后者则在给定的货币增长率下,使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较低。因此,大多数曾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在某些时候都采用了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计划来降低价格的上涨幅度, 如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以色列、墨西哥、波兰、俄罗斯及近年来的土耳其稳定计划,他们都是利用不十分严格的钉住汇率降低了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一些通货膨胀水平不高的国家(如埃及和匈牙利) 也采用了不是很严格的钉住汇率制来降低通货膨胀。而保加利亚1997 年以来则采用了以严格的钉住汇率制度为基础的稳定计划。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法来降低通货膨胀。汇率通过可贸易的最终商品和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对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因此汇率变动会产生“传导效应” (the pass - through effect) ,与工业国家相比,新兴国家的这种效应相对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应审慎地采取措施降低汇率的波动,以确保汇率的过度波动不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或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同时保持汇率的灵活性。理性的选择是通过货币政策(利率) 来缓和汇率的波动, 以便实现某种国内通货变动的目标。例如,当巴西的通货膨胀在2001 年3 月高于目标水平,同时出现贬值和波动加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了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一直保持到了2002 年。南非在2000 年底和2002 年初、以色列在2002 年初和印度尼西亚在2000 年都使用了货币政策应对汇率变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威胁。

可见,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控制通货膨胀水平,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汇率,这不仅是政府所意愿供给的,而且也是深受高通货膨胀之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微观市场主体所需求的。事实也证明这些措施是行之有效的,20 世纪90 年代后,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一个稳定的汇率基础上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水平。

(4) 进出口状况与“害怕浮动”的汇率制度的供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快于同期发达国家,也明显快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如果本文利用word打不开，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但因其基本上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初级品的出口比例明显高于高收入国 ②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第72 期年报。

时间不一致理论强调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它源于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承诺保持低通货膨胀。

家,往往都是初级品的净出口者和制成品的净进口者。这种单纯的进出口结构,使得他们一般都只能被动接受汇率价格,不能通过汇率政策的变动影响以外币表示的进出口价格,汇率的波动对促进资源配置与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汇率的频繁波动却容易产生对其他方面的消极作用:初级品需求普遍缺乏弹性,本身价格波动幅度就大, 如果再加入汇率波动的风险,就更易遭受损失,从而挫伤企业出口的积极性。汇率的波动还使进出口企业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汇率的变化,从而无法准确控制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收益。Calvo 和Reinhart 证明过,在发展中国家,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在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在这些国家对外贸易对经济体的贡献越来越大, 而又无法获得市场控制力的情况下,往往不愿汇率浮动;对于微观市场主体来说,为规避汇率易变性而产生的风险,也不愿汇率浮动。[1 ] 以上我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政府公信力的不足,通货膨胀形势和对外贸易状况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其汇率制度的供求。可以看出,现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供给的具有这种比较稳定汇率制度适应微观经济体的需求,人们对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比较满意。现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上“害怕浮动”是由其客观的经济环境决定的,具有必然性。

三、制度变迁:“害怕浮动”的非常态新兴市场国家的“害怕浮动”是在现有经济形势下,作为汇率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汇率制度需求者的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害怕浮动对于现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有其必然性,但从长期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汇率选择上将最终由“害怕浮动”转为“选择浮动”。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供给和需求总会发生变化,当变化改变了利益格局,出现新的潜在利润时, 制度将发生变迁,制度变迁意味着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 替代另一种制度(起点模式) 。

如其他制度一样,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动态的变迁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正如Frank 所阐述,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会适应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任何时候。[13 ]当影响汇率制度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社会净收益小于潜在可供选择的汇率制度安排时,就意味着汇率制度安排出现了新的盈利机会。社会博弈各方为获得这个潜在的利润,会力图改变原有的汇率制度安排,选择一种更有效的汇率制度,这时对新的汇率制度安排的潜在需求大于实际供给,便会形成制度失衡。制度失衡引起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对制度失衡的一种反应。

实际上在“害怕浮动”和“选择浮动”问题上,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但从一国经济开放的角度来看,浮动汇率制度因其在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调节国际收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等方面有着相对的优势,将有很强的生命力。再加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市场化程度、综合国力、政府公信力等都会得到提高,资本、金融市场等也会进一步开放,政府对汇率变动管理或适应能力也会得到加强。因此,原来的汇率制度的收益必将小于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收益,微观经济主体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内在需求,政府也会不失时机地推动金融自由化,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即由“害怕浮动”转而“选择浮动”。当然,由于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新兴市场国家原来的汇率制度存在自我强化机制,因此这种替代过程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而且,由 “害怕浮动”转向“选择浮动”,也并非是“简单的一跳”,不同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例如,在我国可以先实行并完善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到条件进一步具备时再选择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14 ] 综上所述,在现实中一国汇率制度如何选择及最后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作为制度供给的政府与作为制度需求的微观市场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新兴市场经济体基于他们的供求结果选择了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其 必然性。当然,从长远来看,汇率制度与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汇率制度的选择趋向灵活也是必然的,或者说是一种较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