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胡适先生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召开的“中美学术会议”，他在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与将来”。说到中国传统，胡适先生认为，“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

　　怎样从历史的过程看中国的传统？胡适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历史进化的几个大阶段的最后产物”。这几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上古的“中国教时代”，比如商代的高度文明及周代独立国家竞争而引致的知识与技术的提高等；第二，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经典时代”，也就是老子、孔子、墨子和他们的弟子们的时代，以孔子的人本主义和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核心代表；第三，军国主义的秦国统一中国，“这样一个孤立的帝国生活里的很长很特殊的政治经验”，因失去了列国之间的对抗与竞争，是“构成中国传统的特性的又一重要因素”。第四，中国人大量改信了佛教，胡先生认为，这于中国历史而言“实在等于一场革命”；第五，中国对抗佛教的一串反抗；第六，中国传统的“再下一段大进化”，可以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或“中国的几种文艺复兴时代”，比如中国文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学术的复兴等等。

　　之后，在接下来的“大对照与将来”中，胡适先生引用其1933年的论述，比较了中国和日本文化反映的“不同型态”。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可以叫做“中国统制型”，而中国的现代化是文化反映的另一种型态，可以叫做“长期曝露与慢慢渗透造成的文化变动”——“我们实在是让一切观念、信仰、制度很自由地与西方文明慢慢接触，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响，于是有时起了一步步渐进的改革，也有时起了迅速或激烈的变动。”

　　从历史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慢慢的、渗透式的变化，造成了我们历史上许多荒诞的场景，比如，以拜上帝教“借尸还魂”、实际与传统农民暴动毫无二致的太平天国；又如，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奉旨造反的“义和拳”。这些现象，似乎都是“慢慢”产生的怪胎。当然，这样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上述的宏大场面，更多的则在我们的“日常”当中。胡适先生在写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归国杂感”中说到看戏的场景，可为佐证：

　　“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