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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一位20来岁的年轻人行走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虽然脸上风尘仆仆，但他精神抖擞，目光敏锐。正是初秋时节，蔚蓝色的天空里，浮着片片白云。身边，延河水哗哗地流着；远处，宝塔山的身影若隐若现……年轻人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朝着宝塔山小跑起来。
“延安，我来了……”年轻人稍微有点沙哑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他叫王实味。
北大才子，为爱情而脱党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1906年出生，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和作家胡风是同班同学。
王实味很擅长写文章（这好像是废话，不会写文章考得进北京大学吗？），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众所周知，自从1919年之后，北京大学的师生都有浓烈的政治情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也。王实味身处其间，也对政治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6年，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王实味与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同学。这位党支部书记手里有点权力，多少有些傲慢，因此可能就指责了王实味几次，不外乎是“你这样的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之类。王实味听了后不高兴，就不再参加组织生活，从而自动脱党。
1927年，王实味因为经济困难而退学，来到南京，在国民党党部机关当了一名小职员。在这段时间，王实味一边上班，一边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发表了一大批文学作品。1929年，他放弃了这个职位，来到上海，专职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王实味的作品，深得诗人徐志摩和评论家陈西滢等人的好评。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曾经提到王实味的文学创作，那时候他才27岁。
发表《野百合花》，毛泽东提马灯来拜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无数爱国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俨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潮流，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奔向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一样。王实味就是其中的一枚。
来到延安后，王实味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书，后来又调到马列学院(后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这期间，王实味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马列学院，王实味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正是这项工作，使得王实味仔细钻研了马克思几乎所有的论文著作。通过这些钻研，以及对延安现实情况的实地考察，使得王实味对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产生了怀疑，进而勇敢地进行了批判。
1942年前后，延安开始了一场影响很大的整风运动。为了配合整风运动，王实味在《谷雨》杂志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判性杂文。这一批杂文，不但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的东西，而且还犀利地揭露和批评了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王实味这一批杂文，在延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野百合花》的一部分章节，除了在《解放日报》发表，还贴在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来看的人很多，甚至还惊动了毛泽东。据悉，毛泽东曾经在深夜提着马灯来看《矢与的》壁报上王实味的文章。
看完，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评价，“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这似乎暗喻了王实味可能会面对的遭遇。
被打成“托派”和“反党集团”
很快，一股批判的浪潮就向王实味袭来——这里面，既有熟悉同事的揭发，也有文坛同行的批判，甚至有亲密朋友的落井下石。
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如是说，“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的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诗人艾青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作家丁玲则说得更狠，“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瞧，都上纲到“反党”的高度了。
当然，仅仅是几位同事、文人的批判，并不足以将王实味推入困厄。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主任是毛泽东）。当有人向康生请示王实味问题怎么定性时，他毫不犹豫地扣上“托派”的帽子。
这还不算完，康生并不满足王实味一项“托派”分子的帽子，又开始罗织新的罪名。当年秋天，康生在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展开对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的斗争，最后把四人与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由中宣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0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到了年底，王实味被关押起来。
胡宗南攻打延安，王实味被当做“累赘”秘密处决
如果不是胡宗南攻打延安，王实味也许不会落到被秘密处死的地步。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13日，由胡宗南指挥的15个旅14万人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直取延安。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掩护任务之后，于19日撤离延安。
在这之前的3月17日，王实味也随中央机关撤离出延安，被两名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押送来到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但国民党部队步步紧逼，不但轰炸了黄河渡口，还轰炸了兴县地区。连王实味所在的看守所都遭到轰炸。晋绥公安总局于6月13日向中央社会部写了一份报告，请示对王实味应如何处理。，“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对王实味究竞应如何处理，望速来信告知！”
报告很快被批回来了，指示就地将王实味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据此指示，于7月1日夜执行，将王实味砍杀后置于一枯井掩埋。
……
王实味真的是“托派”分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在经过反复调查取证后，正式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称：“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与此同时，公安部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长达45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唯一的遗憾是，直到今天，王实味都未恢复党籍。
当然，这一切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