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库渴望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陈晓明
从只担忧中国自己的局部利益到关注地球和人类在愈演愈烈的现代危机中的共同命运，中国人的视野更宽阔，获得世界的尊重更具体，参与引领世界走出危机的行动更务实。中国人给世界展现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有实实在在的前沿思想和深刻的新话题以及为之制定的可操作战略行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民间智库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小荷已露尖尖角”，其艰辛的探索历程与尴尬的生存境地令人深思。近年来“智库(Think Tank)”已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热门词汇。中国的智库是在现代公共治理日益繁难的际遇中应运而生的。政府倚重外脑智库，从而实现科学决策、优化治理，已成为现代行政理论的常识。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她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重视决策体制的建设是发达国家的特征。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非营利性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将智库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伟大的决策还需要政治家的决断一样，一国智库的繁荣和强大也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充分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支持和需求。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固然“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故可“乃入见”。但那是春秋时代的事，那时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言论比较自由和宽松，一国之尊甚至可以接见素不相识的他乡民众，听其滔滔不绝地大放阙词，而凭自己的爱憎和需求来决定取舍。现在是非问题难道比能否讨论更重要么?不过，在今天，我们时代最聪明的大脑在哪里？谁为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利用过去、把握现在从而铺垫未来？智库是中国长期缺失的一种类型，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中国“缺智库、求智库”的现状。
中国特别需要有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中国不仅应该有世界500强和航空母舰，还应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战略家、世界级大学与顶尖智库。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目前，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但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既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也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更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既保证了智库人才的高端性，避免了智库陷入纯理论研究的窠臼，又为智库能够走进决策者身边实施政策影响，提供了便利——值得学习与借鉴。
中国目前95%的“智库”都非民间智库。而民间智库眼下的窘况：一是由于政府对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拥有绝对的权力，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二是御用机构的研究因为缺乏独立性而不具备前瞻性；三是受制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约束，民间咨询机构在获得课题和资源方面往往受到歧视，生计考虑使得他们常常难以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自然也就难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一个渴望前进的政府需要“靠谱”的见解来支撑自己的决策。中国智库存在的症结不是一两个炫目的动作就能解开的。中国数以千计的咨询机构资金困难，大量外资涌入智库运行体系，境外势力对中国政策与法律的操纵有恃无恐。这恐怕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思想的火光往往闪烁在民间智库里。他们搞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的都可不拘一格,只要你拿出来的思想产品是新型的,有效的可操作的,我认为我们就要扶一下,既然它们提供了思想,你就应该为这些思想产品支付一定的酬劳。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让一个“自负”的政府承认自己有“盲区”是困难的。他们的自尊心往往出奇的强大，一言不和则龙颜大怒，让谏者命运逆转。习惯于舆论一律的官僚，擅于拍自己的脑袋做决定，很难容得下独立的见解，由是，驯服傲慢的权力是摆在中国智库面前的首要课题。
智库的智力水平和人才优势以及发展规模决定国家智商。中国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能正确求解的。不能再错了，历史不会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更多的机会。智库的本质是提供独立、客观的思想，而不是对原有政策的解释与延续。战略来自于思想，来自于面向大目标的基本构想。在历史上，战略往往来自于君王的雄心和权力欲望，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色彩。但在现代，战略的产生过程则是非英雄式的科学决策和研究的产物。中国需要智库而不是翰林院。目前有不少研究院所还不是智库，充其量只是翰林院罢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受骗。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智囊，昔孟尝君三千门客，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主要是智囊们。那是一种委托与委身关系，有良士择明主，委身投靠的意思。智库则不同，这个现代概念包含独立、创新及一套严谨的研究逻辑。看权力脸色编说法的智囊少一个，中国的决策浪费就少一分。
中国智库机构的真正发展还有赖于民间智库的发展。崛起的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独立的民间智库，而掌握着绝对资源的政府尤应以更宽松、包容和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间智库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参与。政府要为民间智库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首先是政策制约及其“身份”问题；其次是资金来源问题；第三是信息来源问题；第四是缺少有效的组织和上达渠道问题。政府在为民间智库的独立性、创新性与传播力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还必须有培养和营造出让民间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制度、环境、文化，使民间智库真正有体制和利益的独立性，思想观点的创新性，以及发布思想观点的传播力。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是中国智库发展当中最大的缺陷。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之理性化，只办一些高规格的智库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变革社团与研究机构管制制度，让民间智库有正常发育和成长空间。大国需有大国智库，因而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绝对不能“缺席”。若中国想在未来2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和公信力，那么就需要大战略、大思维，而民间智库在这一进程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刊载于中国战略智库权威期刊《战略与风险管理》杂志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