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揭家丑”？
▲廖进中
近段，关于“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革”话题又成了舆论的焦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究竟“饿死”多少人？迄今，还无定论。有人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1960年，中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为例称；有人以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秋瑞的研究为例，称“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是2158万……”，也还有更多的。
一个“死”字，说明了我们民族的极端思维习惯：60年代，乃至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挨了“饿”，但“饿”就是“死”吗？把当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乃至包括了正常死亡的“减少”人数，都说成是“饿死”，岂不是太过、太绝？同样，对“文革”的反思，也是如此，一个“劫”字，把人们的判断推到了极点。
“家丑”可以揭，也应该揭，但怎么样“揭家丑”？值得研究。“死”，就是“饿死”吗？“乱”，就是“浩劫”吗？我们能这样对待历史吗？这样就能跳出现实的困境吗？一言以蔽之，我们能这样的“揭家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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