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商业论坛”上（参见前面的两篇博文），另一位美国分析人士强调，由于中国过去30年来的“一胎化”政策，劳动年龄人口与其它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在2013年左右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出现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经济在今后的增长将会因此而减缓。

　　与“刘易斯拐点”相比，判断人口红利拐点要简单得多。但是，与“刘易斯拐点”的相同之处是，在分析人口红利拐点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多大影响时，同样存在争议。

　　我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将在2013年左右后开始呈下降趋势没有疑义，也基本同意这一拐点可能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不认为人口结构上的趋势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机械性的。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一直呈增长趋势，更重要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与其它年龄人口的比率也一直呈上升趋势，从上一世纪80年代初的1.07 上升到目前的近1.4。经济学家将由于这一比率上升而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称之为人口红利。有些经济学家估计，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10%，其中1至1.5个百分点是人口红利。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与其它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在2013年左右开始呈下降趋势。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后也会因此而减缓。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仍然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第二种人口红利。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将从劳动年龄走向老龄， 但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如果这些储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我不否认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率的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它并不是中国能够实现30年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人口红利是无法实现的。非洲许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率都比中国高，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高速增长。

　　此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并没有充分就业。很少有工人到了65岁才退休的，很多工人50岁就下岗，年轻人的就业也是大问题。因此，即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其它年龄人口的比率在2013后开始下降，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人口红利的概念上是建立在1960年代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三大因素决定的，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它的局限性。1990年代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比劳动力的数量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近年来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在2000-2007 年期间维持在1%左右。全国人口中受过中等教育的比率已从1980年的低于20%，上升到目前接近40%。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率比率也从1980年低于1%，上升到目前的8%。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还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只要继续加快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总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分布的变化，肯定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对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相对优势产生重要的影响，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应对政策。政策的重点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但是，我们不要过分夸大劳动力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当然，中国必须考虑在适当时候改变“一胎化”政策。“一胎化”肯定不是永久性政策：每个家庭一替二，下一代人口比上一代递减一半，如此下去，中华民族将会不断走向衰亡。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