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李德顺、甘泉、张森根
对话：“幸福中国”
--幸福中国（北京）论坛第一次会议发言摘录
徐景安：（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我提供了主题论文《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基于如下考虑。
一、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症结是把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我国改革开放实现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接受了把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目标、尺度、标准的价值观，政府以经济为中心，民众以挣钱为第一。这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摆脱了政治狂热，追求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成为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当党、政府、民众都以财富作为追求的目标、尺度、标准，这个社会就成了物的博杀场，失去了公平、正义、道德。
政府拥有权力、资本掌握资源成为赢家，民众缺乏组织，沦落为弱势群体。于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改革的呼声日高，呼唤公平、正义、道德的文化重建也成为舆论中心。但是，以经济为目标、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改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改革都无从谈起。
就拿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来说，改革之初，温饱没有解决，強调发展第一、做大蛋糕，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国GDP达到47万亿，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严重、群体事件频发，分好蛋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然而还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发展中的问题发展来解决，掩盖分配的不透明、不公平、不合理。其实，蛋糕的大小，与分蛋糕的公平、合理没有关联，把做大蛋糕作为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混淆视听、偷换概念、掩盖实质。
作为党和政府来说，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勿视发展为谁这一关系党和政府性质的根本问题，就必然蜕化为追求自身利益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与动力去推动约束自己的制度改革。党和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价值目标，也就在全社会倡导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导致道德、精神、文化的堕落。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就是把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与尺度，西方的民主制度固然对物的公平分配起了一定的作用，宗教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缺失，但是依然没有改变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导致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债务危机，西方文明无望解决不平等、不持续、不幸福三大问题。
提出幸福中国为目标，既是为推动中国新改革，也是为人类探索新文明。
二、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这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真谛。确立幸福中国为目标，就为中国改革这篇大文章破了题。
什么是幸福中国，不言而喻，幸福的主体是老百姓，提高民众幸福感就成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目标、总纲，这就要先了解民众的真实感受，哪里不满意、哪里不幸福，先改善社会民生，再解决政治民主，再提高道德文明，从而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
以幸福中国为目标，以改善政府行为为起点，进而改善社会行为、民众行为，推动建设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幸福中国是社会系统再造，意识形态重建。
幸福可以成为人类的新信仰。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进西方极乐世界而敬畏来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共产党的信仰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敬畏马克思。
对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祖宗、也不信马克思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信什么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
幸福信仰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即爱自己。而真正爱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就要爱他人、爱大家。幸福信仰在承认物质幸福的前提下，倡导追求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幸福信仰不主张无我，不主张禁欲，不主张公而忘私，不主张无私奉献。
三、自提出幸福中国以来，在受到赞同的同时，也有不少质疑。
第一认为幸福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不能成为考量的目标。“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幸福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把握与度量。
幸福度是衡量民众幸福的客观指标，幸福感是衡量民众幸福的主观指标，两项加权相加就是幸福指数。这是考核政府为民众谋幸福的度量工具。作为个人来说，可以追求自己理解的幸福，从追求物质财富为标准的误区中摆脱出来，真正实现价值的多元。
第二不少人质问，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权利，哪来幸福？不把争民主、自由、权利放在第一位，幸福就是“精神鸦片”。问题是怎么争民主、自由、权利？把它作为旗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沒有普世价值，争了一通不了了之。以幸福中国为旗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然后一步步推进改革，民主、自由、权利也就包含其中。
也有人质问，不解决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拔除贪污腐败的根子，不革除官老爷作风而大谈“幸福中国”，只能是一厢情愿，“白日做梦”！可是质问者并没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和路径。
今天要解决的是价值取向，究竟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还是把GDP放第一？如果确立了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的价值取向就有现实的可能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继续以GDP为第一那就无望这些问题的解决，相反越趋严重。
第三还有人反对幸福成为执政理念，理由是害怕造假，名义是“为老百姓造福”，实际上继续干着侵犯人权、暗中专政的勾当。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然而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就不会干骗人的勾当了？
确立幸福为执政理念，对政府的评价主体是民众、评价目标是幸福指数，这就有利于改善政府行为，当然不会一夜之间建起幸福的天堂，还会有骗人的勾当，那只能成为支流。而现在以财富为目标，政府以发展为第一，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利益集团。以它作为价值理念，是公然鼓励人们不要廉耻、不择手段，从上到下都在干骗人的勾当。今天没有一夜变好的药方，只能提出比现实有所改善、有所进步的可行方案。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谢谢，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我第一次来，学习了很多知识，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徐先生这篇论文稿，我看了一下。总的感觉，作者改革的立场，积极为民的理论激情和旗帜鲜明的价值取向，我都是非常赞成的。“幸福中国”这个口号，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也不见得有什么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现在不缺好词，不缺好口号。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先进的、明确的、简捷的、切中实际的理念或者口号，来表明我们的导向，统一大家的认识。这些年来，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干这个活，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各省市都在搞自己的城市精神。这说明了我们现在有迫切的需要，但是没有产生满足需要的合理方式、合理体制的时候，往往带来的只是混乱，好词很多，众说不一。
我们缺那么一个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东西，现在事实上形成一种精神割据和文化圈地的状态。凡是有想法，并且有一定实力的都可以在它的势力范围里立标杆、插旗子。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立那儿又搬走了，那是一次未遂的圈地行为，如果立住了，有政协委员还提出在国家大剧院再立个关公像，这样文武圣人就齐了，弘扬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我们每一个提法都有，好话从来都不缺人说，但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大伙生活中感受得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给自己定的规则叫“少插旗、多种树”，尽量不标榜什么主义，什么口号，把现实中一个、一个问题说明白一点，提的建议切实可行一点，尽量不做一口吃天、大而无当的文章，那样的文章现在官方最喜欢做。比如道德问题是中宣部这些年最热衷的问题，不停地树楷模，今年又学雷锋，但是讲来讲去，讲出什么来了？恐怕只是讲出了社会上多元的道德导向，没有给大家建立起应有的道德信心，形成的道德共识也很少。官方在讲学雷锋的时候，民间主要干的事就是解构雷锋。需要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需要从来不创造真理。
徐先生讲的社会系统再造和意识形态重建，这确实是我们现在社会所需要的，但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需要，提出来的方案就都是合理有效的，还得要从根基和机制，即产生它的机制和条件这方面来思考。
幸福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信仰的东西，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取决于它追求什么样的信仰，信基督教的人信仰上帝，他把得到上帝的赞许作为幸福。信马克思主义，就把进入共产主义当做理想。共产主义严格来说不是信仰，是理想、目标。信仰是你确信它能指引你、保证你获得幸福的那个根据和力量。
所以我觉得，幸福不能成为旗帜，也不能成为信仰，它可以是我们工作、生活中追求的一个东西。讲幸福中国，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对于官员来讲，把群众的幸福列为他的目标，并且具体化、量化，这当然对老百姓有一定效果。但在我们现有的体制和风气下，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提高这个指标，而老百姓未必真正幸福。对于群众来讲，幸福是他的权利和他的责任。什么幸福，什么不幸福，是他说了算，而且他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次上感受各种不同的幸福和不幸福，这是不好给出规定和统一的指标的。
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一个原则的话，我觉得最应该做的是承认和尊重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幸福、把握幸福的权力和责任，而不是给他规定一套幸福指标。刚才徐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对“所有的好词都会被用来干骗人的勾当”。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让好词成为空洞的词，而这个好词要管住体制和机制，让他不能用来骗人。我觉得这样的体制和机制，还是应该回到民主和法制。
甘泉：（独立学者）
我跟徐景安在思路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小的分歧。我很赞成把“幸福”这个大旗举起来，因为真正对老百姓有益的是这个东西，其他的东西都不行。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把社会与个人这两种“幸福”搅合在一起，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一说幸福，人们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观点，没法统一，所以没法量化。我认为，应该把“个人幸福感”与“社会幸福度”分开来讲，事情就好办了。
作为国家与社会，追求的应当是幸福度，就是“社会幸福度”。幸福度属于社会学范畴，是可以量化的，可以制定整套幸福度的量化指标。具体是哪些指标？需要相关机构研究制定，经过试行，加以修订，然后才形成正式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分两个大部分：一是生态方面的指标，如空气的清洁度，饮水的纯净度，食品的安全度，等等；二是社会方面的指标，内容包括安定、有序、公平、公正之类。“社会幸福度”由国家制定，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来实施与考量。
“个人幸福感”不属于社会学范畴，而属于哲学范畴，就是人生哲学的范畴。个人的幸福感不是管理出来的，而是教化出来的，因为它是一种对人生观的认识问题。之所以人们各有各的幸福观念，就因为人生观不一致。不同的人生观，肯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也就有不同的幸福感。所以，“个人幸福感”跟“社会幸福度”不是一回事，它属于哲学范畴，是不可量化的。“个人幸福感”本身虽然不可量化，但可以参与“社会幸福度”的考量，也就是“公民所承认的幸福度”。这也是“社会幸福度”的指标之一。这样一来，问题就明确了。
作为国家来说，应该从追求“GDP”转向追求“幸福”。不丹这个国家搞幸福指数已经几十年了，公民非常幸福。需要明确一点：这套幸福度评价指标，与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说，采用幸福度评价体系，必须废除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而不是在原有的社会评价体系上做一点“微调”。“微调”是无济于事的。不丹这个国家的幸福度在世界排名是前五名，第一名是哥斯达黎加。他们跟GDP这套评价体系毫不搭界。例如，其他国家的旅游业都是人数越多越好，但不丹却是每年限制游客人数。所以，我们要搞“幸福度”就必须彻底否定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重新树立一套社会评价体系。
我在1998年12月5日的《科技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社会评价体系——和谐度》。当时我提的不是“幸福度”，而是“和谐度”，因为只有和谐才可持续发展。我提的“和谐度”，与不丹的“幸福指数”，内涵是一致的，可谓不谋而合。我当时提了“生态和谐度”和“社会和谐度”两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面有20多个指标。每个指标如何量化，如何计算，我都有说明。当然，那是相当粗糙的。我一直认为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才是对老百姓最有益的事。当时我找不到实例，没想到不丹已经在这么走了。
还有，生态文明与幸福目标是非常一致的。2000年，我在《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季刊）发表了《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后被邀请出席“世界生产力大会”。可惜我是个流浪汉，没钱。那次会议在香港举行，来往机票、会务费加食宿费需要七千块钱。如果我有单位的话，那根本不算回事。但是我没有单位，就写了一封信谢绝了。我2000年论述生态文明，而中央是2007年才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到目前为止，体制内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依然十分狭隘与粗浅，并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到处在提，但效果很差，而且被扭曲和肢解了。
我为什么赞同徐景安提出这个“幸福中国”？因为早在20年前我就已经倾向于此，不是听他提出这个之后才突然想起来的。时间到了，我就谈这些。
李德顺：
我三年前在清华开会就听你（指王占阳）说过普遍幸福论，我今天再给你们泼点冷水。普遍幸福，你说美国人说你像宗教，你觉得是光荣，其实他说你是不科学。你讲幸福论的时候，最终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类似于宗教那种说教，你满足于对它规范式的具体指标和具体内容的充实，对它的前提和根据缺少批判性的交代和反思。
我听了半天，你们主要就是讲人不能光讲物质幸福，还要讲精神幸福，精神幸福是什么呢？哪里来呢？到这儿了，就像是宗教了。，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力和责任，幸福不幸福，什么样的就幸福？前提是你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责任，当这一点达到统一的话，他在各种情况下，每个人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一点不能满足的时候，谁都不会幸福的。你的幸福理论里面你怎么讲到这个地步？
中国社会必须改革，改革不光是经济改革，政治要改革，要把目标集中到保障每个人的权力公平，权力和责任能够公平的实现，这就是我说的民主和法制。说追求幸福，这没有问题，没有人说我不愿意幸福，但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咱们两个球队比赛，我非得踢到你的门里面去，我踢进去，我幸福了，你就不幸福，市场交易总是有赢有亏，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是幸福？就像观点，你说一个观点，我不赞成。真正普遍的幸福不是给一套指标，然后对着指标去实现，而是从根上开始，让每个人自己去承担自己幸福的权力和责任。我们现在缺的是这套体制，做好事搞民生，这是政府现在很愿意干的，也很认真干的，但是他在干这个的时候，他有一个底线，这个权力不能放，我替你做，我为你做。
这个概念你要去跟官方讲，让他接受你的幸福观，老看我这个提法上面能不能采用，以什么方式采用，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去赢得这一点进步，真正要做的工作是让所有人都明白，我们必须改革，实现民主和法制，让真正好的、合理的东西，以合理的方式产生，而不是为哪个领导人的灵机一动或者善心发现，靠这个来解决，那样的话，我们就永远走不出原来的路子。
徐景安：
我回应一下李德顺教授。
关于迎上与媚上。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文人是媚上，为的是讨口饭吃或捧个官做，既没有批判精神，也没有创新追求。现在又有些人倒向另一个极端，以无上为清高，不知道改革为何物？改革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由统治阶级中的明智者发动的改良，固然不是“领导人的灵机一动或者善心发现”，但一定是领导人迎势而为的决策与发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蒋经国，就没有国民党的民主政治。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的有三个前提，一是先知先觉者提出，二是当政者推行，三是为民众所接受。今天中国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观，并成为主流文化，不要轻飘飘的说迎合上面，对，一定要迎合上面，因为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你提的所有口号不过是俱乐部的宗旨，是茶余饭后的聊天。李教授主张的民主与法制，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你能推行吗？
关于口号与理念。李教授说，现在好口号太多，再提一个“幸福中国”没有什么用。这没有理解口号和理念的区别，口号是不能治国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没有引申必要的措施、制度，所以只是口号。当今中国只有一个口号变成了理念，就是发展第一。提“幸福中国”，就是以幸福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代替财富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从而带动中国的新改革。如果提“幸福中国”而不采取实际的措施，当然无用。今天中国不缺口号，但缺理念。
关于幸福与制度。李教授把民众的幸福归结为权力与责任、民主与法制，这是制度学派的观点，他们对价值取向、道德文化不感兴趣，把中国的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没有分歧。提出“幸福中国”，就是为了推进制度改革，当然包括了民主与法制。没有制度保障，“幸福中国”就是一句空话。“幸福中国”需要民主与法制，而民主与法制不等于“幸福中国”。宪政、民主、法制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制度派心目中的目标，在美国统统实现了，但美国并没有解决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是高消费、高负债、高浪费。崇尚个人与物质的价值观是对人性的片面追求，最终带来人的不幸福。当然，美国人的幸福指数高于中国人，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但美国不是中国的目标与榜样，更不是世界的目标与榜样，一个远比制度严峻的问题就是地球不允许。“幸福中国”的实质是“社会系统再造、意识形态重建”，不仅解决治国，还要解决修身，不仅融入现代文明，还要创建人类新文明，最终解决人为什么而活的元问题。
关于信仰与目标。李教授说：“幸福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信仰的东西，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取决于它追求什么样的信仰”，“信仰是你确信它能指引你、保证你获得幸福的那个根据和力量。”按照这个信仰定义，我确信金钱是获得幸福的根据和力量，所以金钱也可成为信仰。信仰是人的终极追求，权力、金钱、名誉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但不人的终极追求。信仰还是心灵的敬畏，宗教信仰敬畏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官员、商人、名家也往往拜倒在神的脚下，企求保佑。追求信仰的终极目的是幸福，区别在于宗教信仰把幸福寄托于来世，今生赎罪与求善，是为了来世的幸福。世俗信仰的儒学所追求的光宗耀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把幸福寄托于现世。而我提出的幸福信仰，是取消了幸福追求的中介与神秘，为不信上帝、来世、祖宗的大多数人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宗教改革是不经过教会，人可以直接信上帝。幸福信仰是可以不经过上帝（不反对经过上帝）追求幸福，心灵的敬畏是人的生命。为了你的生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幸福与快乐，而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的终极目标，自由、正义、平等都是了实现人的幸福。所以幸福不是李教授讲的“工作、生活中追求的一个东西”，而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
张森根：（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我研究的领域很窄小，参加这个会主要是来学习的。我跟徐景安同志不认识，在网上看他批了陈奎元的三篇文章以后，就来向他讨教。
徐景安同志在我心目当中形象很高大，什么道理呢？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当过官，办过企业，现在又来做学问，关心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在许多知识分子无力、无奈、无言的情况下，他大胆探索、孜孜不倦、奋发有为，我自愧不如，因此从内心佩服他、景仰他。
我要跟老徐说，把你的幸福主义和幸福学研究进行到底，什么道理呢？刚才会上有的同志说，你这个口号挺好，但是不解决问题，那么我说，现在中国的口号，有哪几句口号能解决问题？连马克思都解决不了问题，“三个代表”能解决问题吗？髙扬了科学发展观就能解决问题吗？眼下，没有哪个口号就能立马解决问题！所以对徐景安同志提出的“幸福中国”与王占阳教授的“普遍幸福主义”，我认为要有耐心，要有等待，不必匆忙下断语，让历史和时间来下判断。我认为他们两位是很有智慧、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10年6月召开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我說过，如果高扬了普遍幸福主义，那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不难了。这四大理念，可以说，是四位一体的，它们之间是个一了百了的问题。有其一，必有其三。症结在于这四大理念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向何处变、新的转折如何坐实的问题。
老徐老早就提出要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认为你提到点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令人心悦诚服的答案。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问题又十分敏感，老徐用“幸福中国”这一理念作为突破口来接招、来化解当前的难题，说明他在当前舆情、言论受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很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是拥护共产党领导，另一个是运用邓小平理论，有了这两条，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拿他没有办法，“四根钢靴”打不了他。
我希望老徐把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进行到底，不仅要关心伦理上的意识形态，而且要深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去，一步一步地去化解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难题。政治意识形态是很难碰的，你讲民主，他马上说你西化、美国化；你讲自由，他马上说你迷信欧美，崇拜西方文明；你说深化市场改革，他說你搞新自由主义；你反对“国进民退”，他說你搞私有化； 你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他说你反共、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对近现代历史上一些现有的陈旧结论提出质疑，他說你是历史虚无主义；你讲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他說这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诉求”，把各种脏水泼在你头上。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四根钢鞭或四宗罪名，时时处处事事都可能加在你身上。在一些头面人物看来，似乎无时无处无事都有一个姓资姓社、东西划界的戒律。其实，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选举也好，正义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說到底只有真假之分，多少之分，髙下之分，并没有什么东西之分，主义之分。一些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名的头面人物，大有一派垄断真理的架势。最令人可恼的是，他们分不清、也不打祘分清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其实社会科学本身是科学，要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权力再大也当不了裁判员。意识形态是信仰问题，你要么遵奉要么放弃，它是不能被怀疑、诘难、批判和否定的，也谈不上追求不追求真理。但社会科学可以被怀疑、诘难、批判甚至被否定，它们最终仍然是真理。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来說，现在很难写文章，也很难说话，弄得不好，会卷进一场风马牛不相及的争执中去，你要讲科学，追求真理，他要讲意识形态，乞灵于信仰的法宝，最后白费了许多精力与时间。。
我很支持老徐的理念，希望从“幸福汕头”到“幸福广东”，慢慢地扩大，久而久之，深入人心，从伦理上的意识形态慢慢渗透到、内化到政治理论上的意识形态，渐渐地化解它，融合它。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长久的事情，所以大家急也急不来。意识形态也要走渐进的变革之路。
老徐提到要放弃发展主义，这是十分对的。我是搞拉丁美洲研究的，这里不妨多说几句。拉美从1950年代就开始大搞发展主义，对发展的成果，当时也人有主张用“滴漏效应”、先把“蛋糕做大”等理念来应对，但实际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发展主义干了整整30年之后发觉两极分化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出现了1980年代“失去的10年”。它们从1990年代起彻底摆脱了发展主义，摸索新的发展模式，增长与分配的关系才有所调整。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代的0.53降至1990年代的0.49;2002年以来，拉美18国中有14个国家收入差距缩小，巴西是全球基尼系数最髙的少数国家之一，也从1990年代的0.627下降至2008/2009年的0.53。而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据说巳达到0.5上下，从过去的0.4以下，一路攀升，走上了拉美的老路，形势相当严峻。拉美国家正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怎么能这样说？你可以说“转型陷阱”，“制度陷阱”，但怎么能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呢！中国当下也屬于此类情况。邓小平生前说过，要用真功夫来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但10多年来，实际结果是相反。2010年6月的会议上，我结合拉美的经验教训，曾提到过“四轮驱动”的现代化问题，现在看仍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学界公认，拉丁美洲国家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实验室”，我希望我国认真从它们身上汲取经验教训
最后，我还认为当前要提倡思想解放的新风气。这些年来虽然累积了一大堆难题，然而可喜的是，在精神/思想领域或论坛里正在和已经出现了一股新鲜的启蒙思潮。许多老干部和老年知识分以及许多中青年才俊，再次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奋力冲决迷信、盲从、图腾的牢笼，决心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改革、调整和重塑。老徐以及今天到会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探索者。教条的束缚，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违背常识、常情、常理的事，决不能再干下去了！中国百姓心灵上的起飞要跟得上时代的脈络。若不如此，再完美的改革理念也难以落实，不仅“四轮驱动”的现代化将付之流水，社会危机丛生，而且连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幸福中国（北京）论坛第一次会议纪要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