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货币基金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估计，发达国家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在过去3年多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全球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其总量约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合约3万多亿美元。而在2007年之前的3年里这些国家的铸币税只占GDP的1%。

　　每个国家政府通过发行本国货币都享有铸币税，即无偿征用货币持有人所放弃的与所持货币当量的资源。但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但享有本国国内的铸币税，而且还获得国际铸币税，即征用其它国家持有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储备货币而放弃的资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取许多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包括从债务市场购买公司证券和政府债券，以此稳定债券市场和增加银行体系的流通性，既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联邦储备分别于2008年下半年和2010年第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 直接从债务市场购买了大量证券化的房地产债务和政府债券。欧洲中央银行在2010年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开始有选择性地从债务市场购买一些政府债券。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和蔓延，欧洲中央银行又推出了两次大规模“长期再融资操作”，以政府债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发放低息贷款。日本中央银行每年都在增加购买政府债券和公司证券，其持有日本政府债券的总量已相当于GDP的20%。英国中央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总量也从2008年之前GDP的2%徒增到2011年的20%。

　　无论这些中央银行在量化宽松的具体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其结果都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它们资产和负债的规模。美国联邦储备总资产从危机前的80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目前的2万9千亿美元， 净增2万多亿美元。欧洲中央银行的总资产从金融危机之前的1万1千多亿欧元，上升到目前3万1千亿欧元左右（约折合4万亿美元），净增约2万亿欧元（2.6万亿美元）。与中央银行所持资产大幅度增加相对应的是它们的负债规模的大幅度上升，即基础货币的大幅度上升。基础货币的大幅度上升给这些国家政府带来了大量的铸币税。

　　由于这些发达国家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者，其量化宽松导致的基础货币大幅度上升必然会反映在其它国家外汇储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前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6.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翻了一番，从1.5万亿美元上升到3万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贡献了大量的铸币税。

　　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不但增加了征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铸币税，还会增加征收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税”，即国际储备货币通货膨胀导致其购买力贬值给这些货币的持有者带来的损失。目前，由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的信贷功能还没有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完全恢复，量化宽松所增加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转变为信贷增长，因而，还没有给发达国家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在未来，如果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货币当局无法迅速有效地回笼这些庞大的基础货币，发展中国家将会承受通货膨胀和国际储备货币贬值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发达国家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