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芝虎：坚守重庆人的精神家园
2009年11月15日，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开业揭幕庆典。嘉宾云集，200余人出席开业揭牌仪式，折射出重庆人文气息浓郁。鹅岭当代国学会馆馆长杨芝虎在致辞。蔡律摄
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孤独中的坚守更彰显精神的力量。蔡律摄
“振衣千侧岗，谬足万里流，欲揽山城景，要往高处走。”近日，我与一位台湾友人交谈中的得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半岛最高处的鹅岭公园，在台湾有点名气。”重庆的公园不少，为何鹅岭公园有名？查阅有关资料，相传蜀汉太守李严曾想于此凿穿高崖，连通两江。鹅岭背倚山城，高挑出世，挟两江而西望，览尽雄、险、旷、秀的自然风光。鹅岭公园前身为礼园，也称宜园，系清末重庆商会首届会长富商李耀庭的别墅，清末宣统年间云南恩安盐商李耀廷父子羡鹅岭之奇美而于此营造园林，名其曰“礼园”，亦称“宜园”。这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抗战时期，蒋介石夫妇在园中“飞阁”居住半年；英国大使卡尔也在“飞阁”居住达五年；澳大利亚大使馆曾设于园中。1949年重庆解放后，为西南军区司令部驻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李达同志先后住居此处。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于1958年3月移交重庆市政府。
杨芝虎在重庆鹅岭当代国学会馆。
鹅岭公园不仅有秀丽的风光，深厚的人文积淀，国共两党的政要都在这里住居过，怪不得在台湾有影响。
话说2008年的一天，一位金融家带我和几位事业伙伴造访鹅岭公园，在鹅岭公园内的鹅项山庄，有一仿古式建筑，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及典型的园林风格让游客流连，山庄主人就是重庆知名的人物“杨芝虎”，他正谋划创办“重庆鹅岭当代国学会馆”，第二年如期创办，五年来，会馆举办公益（讲座）200余场，推行“新三国” 即“国学”、“国医”、“国术”与 “六道德” 即“公民道德”“ 师道师德”“商道商德” “医道医德” “政道政德”“ 律道律德”等活动，此外，会馆以联袂演绎、资源共享的开放型合作模式为己任，与社会各界联手承办各类讲座、论坛、古琴音乐会，古玩鉴赏、艺术品拍卖、人才举荐、品牌推广及项目招商活动。
杨芝虎现担任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咨询研究院综合处副处长
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开放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重庆人的坚韧、吃苦和耐劳给人影响深刻，在快速发展的重庆，如何提高市民的素质与境界，如何给社会转型时期烦躁的人群“心灵调节”，重庆鹅岭当代国学会馆教人诵读国学经典，参悟古人智慧，辅之琴、棋、诗、书、画，音乐欣赏，古玩鉴赏，古法养生、健身之道，创办了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提振市民“精气神”的国学培训课堂，定期举办“天歌论坛”国学公益性讲座，给忙碌的山城一种文化的芬芳。
杨芝虎在“老子哲学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上发表演讲。
“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信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实力，还应该表现在民族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我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更为长远。青年们要懂得这样一些道理。”温家宝总理曾语重心长地说。重庆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发出的德文化声音，2010年5月9日讲座会场座无虚席。蔡律摄
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在这里，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蔡律摄
为了弘扬祖国博大精深的“国学、国医、国术”（简称新三国）和宣讲“公民道德、 师德师道、商德商道、 医德医道、政德政道、律德律道”（简称六道德），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先后举办了提升德素养的“唱读讲传”各类公益活动（讲座）100多场，重庆弘道国学研究院、鹅岭当代国学会馆馆长杨芝虎先生执着坚守令人钦佩。蔡律摄
2011年12月12日，中国长寿工程老龄风采艺术团在重庆弘道国学研究院挂牌成立。重庆弘道国学研究院的八个部门授牌。
2011年12月24日，重庆弘道国学鹅岭会馆2012迎新茶话恳谈冷餐会，与会学者倡导老子“上善若水”，人生七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人生其实很简单，只有“生死”两个问题，只有“时间、空间”，只有“发现、表现”，只有“乐观、悲观”，只有“谋生与乐生”，“乐生”意味着物质、情趣、品位、干净、爱、音乐……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中国长寿工程老龄风采艺术团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应运而生。
“步虚声下御风台，一角山楼雨涧开。爽气西浮白驹逝，江流东去海潮回。俯临木杪孤亭出，静听涛音万壑哀”，清代进士宋育仁这样描绘鹅岭，走进鹅岭公园，但见林木葱郁、奇石峥峙、亭台幽洁，远离尘嚣，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就设在鹅项山庄 。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吸引许多热爱文化的重庆市民。蔡律摄
人生五年，对于在一座城市找到感觉的企业家来说，他的资本财富可能惊人的倍增；对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失衡的市场环境里，一个智者的对精神文化的坚守更能真实感受到一座城市的脉动！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做到没有傲气却有傲骨的文化人，在各种思潮泛滥，仍然坚守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后来我发现杨芝虎先生曾创办重庆“康福来”等知名的品牌企业，细细品读他的故事，犹如苏东坡吟唱“大江东去……”那样豪迈，也有“一碗禅茶品暖凉，山巅晴雨总无常”的人生况味，这就是一位重庆人的文化坚守，向网友分享两篇文章，供品味。
蔡律 2012年4月26日
有关康福来的城市记忆
2012-2-17 来源：重庆晨报
1984年12月21 日，重庆康福来汽车有限公司作为城市交通投资体制改革全新模式亮相重庆，六年后重庆康福来汽车有限公司扭亏为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副书记廖伯康，图为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肖秧等四大班子领导在小洞天为重庆康福来汽车有限公司开业剪彩。
“康福来”是改革开放后，一个被时代制造出来的词汇，今天还被偶尔用于保健、医疗品牌。而这个词语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重庆人，却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在已有点遥远的80年代，重庆城不大，也还不拥挤，有着为数不多的几条公交线路，比如1路、2路、3路、4路、5路、9路……后来突然出现了一种叫“康福来”的中巴车，线路更丰富，空调、软椅，招手即上。重庆甚至因此多了好些方言词，比如“土康”、“刹一脚”。
天涯网站上，重庆市民至今仍极其热情地回忆康福来：
“我清楚地记得，以前重庆还全部都是大公交，必须到站才能停靠的年代。有一种比较小一点的小巴车或者中巴车就开始在各条线路上游走，随时随地招手就停，上下随意，里面还放着音乐。”
“1986年坐过，当时解放碑到鱼洞的公交车是6角，康福来1.8元，有空调有音乐，真舒服呀！”
“后来有其他公司的车也出来跑，就叫土康。”
“康福来第一条线路第一趟车：较场口—杨家坪，我坐过，本来是8角，当天5折只要4角。全新丰田考斯特，冷暖空调。”
“那阵朝天门到上清寺电车才8分钱，康福来5角，算贵得很离谱了。”
“1983年成立的康福来有限客运公司，分大车（日野）、中车（丰田考斯特）、小车（皇冠），后来又有中日，中日只有中车和小车，全是马自达，再后来又有中北，也只有中车和小车，全是日产。在当时算是高消费了。”
“1984年，有一回老师叫我们用‘有限’造句，有一同学说到‘重庆康福来汽车有限公司’，被老师狗血，全体笑翻。”
“那阵我听说，边远地区的人到解放碑来，坐了康福来回去都会大肆宣扬一番哦，说上面冬暖夏凉的，凳子是软的，坐起来一闪一闪的。”
“公交车1角，康福来4角，我们一家三口就是1块2，小时候觉得坐那个好拉风，但是妈妈总不让坐，除非实在没车。”
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据说康福来是作为重庆第一个城市体制改革项目登上历史舞台的，康福来改变了我们的出行，在这个简单事物的背后，则是一场深刻的企业和城市改革；康福来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生活的记忆，还有进步的足迹。
经过几轮公交改革，中巴车已退出城市，今天如果哪辆公交随意上下客，将被重罚；
与此同时，“土康”、“刹一脚”这些老百姓曾经最熟悉的词汇已经消失。
历史的进步是个正反合的过程，回顾重庆的进步，康福来仍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样本。
文/仇峥
杨芝虎：成也康福来，败也康福来
重庆晨报 2012-2-17日 下载
和中国很多改革风云人物一样，杨芝虎也是早早成名。
在他3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执掌重庆知名改革企业康福来。这家企业旗下的中巴车是那个年代里重庆市民的集体记忆。
杨芝虎翻出一叠存封的老相片，指着总是出现在康福来庆典活动画面正中央的自己说，成名太早，年少得志，不知低调，却吃亏太大。这是一个曾经活跃在这座城市并率先参与改革的人物，二十年后对自己的反思，但这些总结也许并不能完全概括当时那一段历史。杨芝虎现在选择的业余生活方式，是栖身在鹅岭公园的鹅项山庄一隅做公益讲坛。他仍在为现在的企业家讲人生哲学。
资料图片 重庆晨报记者 李斌 摄
【对话】
重庆晨报：我中学时候的一个同学，他经常给我们宣讲自己今后的目标，就是去当一名康福来司机。这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的一个片段，可见当时康福来职工待遇多么诱人，已经深入人心。
杨芝虎：那个时候康福来司机的工资确实高，一个月高的能够拿到手里的钱有1700～1800元之多。这在当时确实是天文数字，身边很多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但要知道，这个高工资是属于完全的显性收入，我们把人家体制内的一些隐性收入都完全拿在阳光下，一次性分配。要知道，康福来的职工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医疗看病住院补贴，我们是把这部分拿出来了，所以看上去比体制内的企业虚高很多。
重庆晨报：康福来这个企业，在最初就有了品牌意识，应该说很不简单。
杨芝虎：实际上，这个企业一开始就是立足于现代企业制度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LOGO就是日月同辉，昼夜服务，这和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体制内的企业完全不同。
重庆晨报：当时康福来的中巴车在市区开设了哪些线路？
杨芝虎：第一条线路就是重大到解放碑，然后又陆续开设了上新街到九宫庙等，一共设置了十几条线路。当时这些线路的设置带给体制内的冲击是很大的，以前人们乘车，到达一个地方往往要转几次车，康福来提出一票到家的服务理念，就是在线路设置上更人性化，更合理。
重庆晨报：康福来这个品牌的真正终结，是什么时候？
杨芝虎：这个品牌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1997年，那个时候整个人员解散，被分别安置到各个公交公司。和康福来一起创业的那批员工，应该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本版文/重庆晨报记者 李璐
月工资1800元
当时是天文数字
1984年，杨芝虎26岁。这一年他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而这次选择，完全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杨芝虎之前和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一样，上山下乡、参军、复员回到父亲单位参加工作，从重庆轮渡公司轮修厂作船坞上的轮机员做到厂长秘书、人事股长。到了1984年，这个能说会道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后来知名企业康福来的人事劳工科长。
新鲜的词汇
诞生就贴上改革标签
有些术语闻所未闻
而就在这一年，轮渡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重庆市公用局正在筹建一个全新的企业——一家名为康福来客运有限公司的企业。这个企业在诞生之日就已贴上了改革标签，有些术语为当时的人们闻所未闻。诸如“市财政预算外的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比如“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再比如“工资、奖金、津贴及福利与个人完成营业收入直接挂钩的全浮动联产计酬分配制度”……
这一切新鲜的词汇，引起了杨芝虎的兴趣，他主动申请投身康福来公司参加筹建工作。
但康福来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受着市场无情的考验。康福来试行全员风险运行机制，作为公交运输的补充，采取的分配形式乃是用“高分配刺激高运转，创高效益来还高利贷”的全新模式，在当时并不被理解，探索之路举步维艰。
时代的选择
解决行车难乘车难
全额举债建运输公司
事实上，回顾1984年的中国大气候，不难发现康福来为什么被高层寄予厚望，又被无数市民所瞩目。
这一年，中国大地上还诞生了其他许多公司，后来这些公司名动一时。于是很多学者把这一年叫做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不过这一年里诞生的企业无一例外都非常幼小，他们与掌握大量资源、设备、人才和技术的老牌国有企业相比，除了那宝贵的自由度，其他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而对于老牌国有企业来说，他们在这一年也开始苦恼，在经济体制日益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企业的优势被逐渐消耗得一干二净，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来不被时代所淘汰。
于是在全国各个领域，开始频频发生突破性事件。其一是福建省的55位国有骨干企业厂长发表公开信，呼吁松绑，向体制要权利。这次由闽南刮起的改革风潮很快波及全国，对全国的企业改革起到了强力催化的作用。这份公开信中提到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后来也被政府筹建康福来时所使用。
也是在1984年，重庆市开始试行计划单列，从省辖市的计划中跳出来。这是重庆经济加速的起点，而困扰当时重庆高层的很大一个矛盾，就是重庆的行车难乘车难，与重庆升格后的地位不匹配。
于是，基于各种需求的集合，在重庆创办一家全新的交通企业便顺理成章。于是由当时一国有银行与重庆市公用局合办，全额向银行举债，一个“全民所有”，但“集体经营”的企业诞生了。
时髦的生活方式
多花三倍钱坐康福来
招手可上皇冠出租车
1984年也正是外资重新活跃的一年。那个时候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日本企业大受中国企业欢迎。康福来在打造之初，就希望自己和国际化先进企业接轨，不仅名字是一个舶来品，“康福来”是英语comfortable（舒适）的英译，而且初期引进的90辆汽车全部是日本进口货。“30辆日野牌大巴，40辆丰田牌中巴，还有20辆皇冠牌小轿车。”杨芝虎说，这种后来看来并不经济的采购清单，在当时的确是引起了重庆市民的震动。“真的是让市民大开眼界，耳目一新，在那个时候街上看见一台上海牌小轿车都会惹人注目，你想想，人们居然可以能够招手坐皇冠牌出租车了。”
随着进口车型横空出世的，还有“招手可上、就近下车、一票到家”等企业营销战术出台，这些在旧有体制内几乎无法想象的乘客待遇，很快让康福来成为人们追求时髦生活的一种方式。
杨芝虎现在还很自豪地说，康福来给重庆市民带来的不只是改革气息，还有夏天里凉爽的空调。在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家用空调的时代，康福来给火炉重庆这座城市的夏天确实带来很多惬意的回忆。不过享受空调的待遇显然也不便宜，当时公交车的票价是一毛钱，而康福来大巴的价格是四毛。这种超常规的价格还影响了当时各个单位的报销制度，于是还有了各个单位专门出台关于乘坐康福来车型的报销政策。
吃香的职业
月工资水平几十元时
康福来司机能挣1800
出台即大受欢迎，杨芝虎把最初的成功归结为“选择”的胜利。“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什么选择，国家提供什么服务，我就接受什么服务。”杨芝虎说，当一个全新的服务标准到来后，不光激发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更高需求，应该还激发了大家对改革的热情和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在1984年里，全国的人们提及最多的词汇就是“下海”。这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的开始。根据媒体所做的一份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当时在康福来当一名普通司机，每个月的收入是1500～1800元左右。当时很多人的月工资才几十元。这个将职工福利与营业收入直接挂钩的“联产计酬制”承包模式，最直接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随后客运市场相继诞生了中日、中北、大通、龙门出租汽车公司，它们几乎都是复制了康福来的运行模式。
康福来成立引进的90辆汽车全部是日本进口货。
康福来的风光并没有能够得到持续。领导层走马灯似地更换，公司在几年内更换了多名经理。杨芝虎形容这个改革新生儿一直在颠簸的摇篮之中。到了1990年第二季度，康福来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跌到谷底，用杨芝虎的话来说，是“险象环生”。
转折
财务科的数据显示，企业亏损已经长达30个月，累计亏损近200多万元，企业负债达到1200万元，职工工资尚无着落。而当时全公司共有车辆125台，能够投入运营的只有30多台，还经常发生途中故障，引起乘客不满。而引进全进口车的弊端也在几年后凸显出来，由于外汇风险的转嫁，进口零配件价格过高，让车辆损耗后无法修理，变成一辆辆无法动弹的“废铁”。
面临困局
合作伙伴宣布退出
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曾经风云一时的改革试点企业陨落至此，让相关领导手足无措。时任企业党行办主任的杨芝虎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毛遂自荐，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全面工作，承担起重振康福来的使命。
杨芝虎对当时康福来的困局有他自己的理解。1989年国家为抑制经济过热，开始进行紧缩的宏观调控。在这个大背景下，银行方面宣布退出合作，企业徒增300万元外汇风险的债务。而营运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康福来无法继续顺利发展的一大原因。当时康福来所引进的进口车辆售价高于国产车4倍，而维修价格高于国产车10倍，但因为本地消费水平，票价却无法完全按照成本差距来制定。
杨芝虎还认为自己无法和体制内的同行公平竞争。比如，康福来是“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竞争对手享受的政策优惠，康福来一个都没有。比如康福来所用的燃料价格是计划内企业的近三倍。
以前备受瞩目的“联产计酬制” 运行多年，也被杨芝虎认为设计不完善，职工收入只和营运收入挂钩，却没有和成本与利润率挂钩。这样的制度让车辆损坏情况很常见，而风险全在企业。
杨芝虎的解决办法现在看起来并没什么新鲜感，简单说就是开源节流。先把企业的进口车处理掉，换成成本更低的国产车。然后开始新一轮更大胆的承包运营模式，以激发员工积极参与企业改革。这些看似普通的做法，在当年可谓阻力重重，1990年的中国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人们在改革上已经变得有点缩手缩脚。
新的高潮
结束31月连续亏损
创建17个经济实体
后面证明杨芝虎的这一切努力是有成效的。
一年之后，1991年10月，康福来正式宣告结束过去31个月的连续亏损，企业步入正轨。杨芝虎选择在这一年年底，举办了隆重的企业成立7周年大会。时任市委书记应邀出席，并鼓励创全国第一流出租汽车公司。
一切也似乎朝着青年杨芝虎所期待的方向在发展。而中国经济也在接下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1992年春天的故事被载入史册，直接催生了全国的又一轮改革热潮。杨芝虎作为改革风云人物，他不仅是四川省优秀青年企业家代表，还经常以标杆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多家媒体之上。杨芝虎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做客运了。
在现在还能读到的一本报告文学上，可以看到如下描述。“现在康福来人正抓住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沿江、沿海、沿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海外的经济联系，陆续与海南、广西、云南等省区以及日本、香港的企业签订了合营性协议书和意向性合同，创建了17个经济实体，经营范围涉及出租车客运、货运、商贸、洗车场、停车场、加油站、汽车维修、宾馆、餐饮、娱乐、旅游、康福医院等不同行业。”
刚刚30出头的杨芝虎也几乎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顶峰。他每组建一个分公司，便组织车队上街巡游一圈，这种文化还被写入康福来的广告语，“广结良缘，告知天下”。
短暂风光
“太超前是疯子
适度超前是高人”
最风光的时代显得特别短暂。1994年底，杨芝虎离开了他工作了10年的康福来。
现在杨芝虎谈到他当年离开的原因时仍语义含糊，他的解释是“实在经不起这种精神压力的折腾了”。他认为自己有丰富的宏观战略的设想，只不过这些似乎在当时看来都不合时宜。他现在的总结是，“在中国搞改革，太超前是疯子，不超前是傻子，适度超前是高人。”
现在看来，当时杨芝虎在企业刚刚重新站稳脚跟之时，希望建立的一套集团化运作的理念从理论上看没有问题，但整个企业的体制和外部环境仍有不少掣肘之处。
他离开康福来之后，出走云南。其后多年间辗转于多个企业间，但发展并不顺利。现在，他的身份仍在体制之内，但其重心已经转移到个人爱好之上，他在鹅岭办起了公益性的国学馆，并且定期给大众讲课，内容就是他过去20多年的所思所想。
而最重要的反思，他将自己在康福来的那段经历，总结为过于年轻气盛，干事只顾开拓，缺乏成熟历练。
康福来只能放置于历史之中吗？
康福来只能放置于历史之中吗？
康福来败在中层团队不稳定
（贺小灵 重庆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康福来这个品牌诞生的时候，我还在重庆汽车总公司工作，其前身是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分公司，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省运”。1984年重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省运”也改名成了重庆汽车总公司。就在那一年，“康福来”横空出世，它也很快给我们这些竞争对手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当时，康福来公司给人的感觉，首先是名字洋气，和一般的国有企业取名不同，有品牌意味。此外，康福来所引进的全部是日本进口的新型车辆，而我们这些公司的客运车辆大都是扬州之类的，质量、内饰、外观都没法和它相比。
现在看来，当时国有客运企业的管理相对传统，在服务质量上肯定比不上康福来。虽然票价高，但它的服务质量真是没得说。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它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比如招手即上。在老牌企业里哪有这种规矩，都是“定时、定点、定班”，说到哪儿就到哪儿，没有在中途停车的。
另外，这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很新鲜，在社会上公开招聘驾驶员。那个年代，很多企业都是年轻人去顶父辈的班，这个公开招聘很吸引人，开出的待遇也高。这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也开始学着在社会上招聘部分驾驶员，也开始调整驾驶员的收入待遇。不调不行呀，驾驶员看到有地方可去了，你不给他调整待遇，他就跳槽去康福来。
康福来来得很迅猛，但跌下来的速度也很快。它毕竟是一个新生企业，除了政策上没有相关的扶持，其在战略上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上级部门经常组织各个公司开会，我看到的就是康福来那几个领导人，他们下面缺乏稳定的中层管理团队，这种架构的可持续动力较差。交通运输是一个长期作战的行业，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很难坚持。
老品牌“复活”仍有价值
（秦长生 媒体出品人）
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20年前的知名品牌，可能并不只是回顾历史，还应该看到一些更多的问题。比如，既然“康福来”是一代重庆人的集体记忆，那么它的商业价值仍然存在，这个品牌仍然具备复活的商业空间。
今天，我们可以在其他省市找到知名交通品牌的参照物，比如上海的大众出租车和强生出租车。实际上，这两家企业诞生的时间比康福来还要晚几年，而它们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们在1992年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让整个企业进入了现代化企业发展的轨道，没有发生偏差，也让这两个品牌得以发展至今。
如果要把康福来这个品牌复活，显然不能只靠历史口碑一点，还需要就目前的交通客运市场和竞争机会进行仔细调研。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曾经辉煌但已经消失的品牌。
差异化经营经验仍值得借鉴
（杨 敏 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20多年前，康福来的出现，的确是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
康福来当时采用的是进口高端汽车，其价格高、服务高、第一个装配了步话机和车用空调，这对于当时的重庆来说，既开拓了市民的眼界也代表了重庆的城市形象。
我认为，对今天的重庆城市交通来说，康福来还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地方——差异化服务。我的观点是：城市交通应该比较清晰地分出三个层次。市民出行，应该主要是靠客车和轨道交通；家庭轿车主要用于旅行；而出租车应该体现一个“应急性”，我认为应该提高城市出租车的档次和价格，以及相应的服务水准。现在重庆还是存在打车难的问题。当年康福来普遍使用丰田和皇冠车辆，票价虽高，但其服务却有特色，这就很好体现了市场的差异化竞争。
康福来的改革精神应提倡
（张林东 重庆东赢恒康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改革开放30余年，重庆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康福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年前，康福来率先引入进口车型，不论是空调等硬实力，还是改革、管理等软实力，都迅速让这个品牌家喻户晓。
现在回顾这个品牌，包括即上即下，方便快捷的服务是康福来最大的市场利器。但这种服务模式，无论是安全性还是交通畅通性，早已不适应了。随着几轮改革，康福来也退出了重庆的城市交通领域。但我认为，城市交通还是需要改革精神来推动。
现在主城区的客车运营主体是国营公交公司。近日，有媒体报道说，重庆“公交换乘”项目今年上半年将覆盖内环，年底前延伸至主城区各组团；主城区近期还在积极推出公交智能站牌工作。
此外，主城区的出租车公司也处在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标准化、市场化是其发展的必然方向。
复活老品牌光靠记忆还不够
（张建伟 重庆玮兰床垫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康福来公司的确是重庆人挥之不去的城市记忆。
这个品牌逐渐萎缩，最后消失了，的确很可惜。近年来不断有人在试图复活一些老牌子，但有些效果却并不好。
品牌是个持续经营的过程，光有消费记忆是不够的，很多品牌中断后就没有价值了。康福来当初如果沉淀为一个服务品牌就好了。
本版文/重庆晨报记者 仇 峥 李 璐
本版图/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罗 伟 胡 杰
本期周刊的主角是杨芝虎，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康福来”。“康福来”三个字已经存在于一代重庆人的集体记忆里，这种记忆关于舒适、关于生活，也关于商业模式。今天我们请来五位嘉宾，请他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段历史，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前知名品牌”的看法。
你的企业是否也有“柯达病”
重庆晨报 2012-2-17日 下载
一个传奇的美国公司惊人的崩溃，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这个传奇品牌的管理者为何做事如此糟糕？随着公司的命运现在在法院和债权人的手中，人们想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2001年柯达品牌价值148亿元，2008年却降至百强品牌企业外，价值33亿元。虽然破产公告令人吃惊，但削弱柯达竞争力的因素并不特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也会发现公司里潜在的危险。
权利意识
让柯达失去动力
过去，柯达不仅是成功，而是无人能企及的超级成功。这似乎是不可阻挡的。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当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好运常常与好的管理混淆，利润引擎可能会开始减速，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因此领导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负责事业和资源的掌权人往往在旧政权胜利。他们没有心思去担忧公司会消亡。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公司与柯达一样。在宝洁公司、美国施乐公司以及IBM的精明领导人在意识到问题前，他们曾经也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商业模式会失败。
摇摆不定
创新失去持续性
你不能说柯达没尝试新的和创新的东西。相反，柯达在不同的领域购买和出售多样化业务，如办公自动化和药品。问题在于，像其他公司一样，公司的创新总是动摇不定，受制于赞助商、市场趋势、内部斗争等等。搞乱创新是如此普遍，如果不是如此惨烈它只会引来笑话。诺基亚、施乐、保险公司福尔蒂都推出了新的合资公司部门，但只要看不到短期效果就关闭它们。为了保持公司的健康，创新必须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而不是给运营核心业务的人玩乐的。
忽视现状
满足中积聚问题
问题早有征兆。也许霓虹灯处早就打出“危险”的信号。在1984年《财富》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世界被柯达传递？》。柯达的回应是什么？1984年11月1日，柯达领导呈交了一份七页的单倍行距文件，被称为“咨询备忘录”。文章详细地反驳了记者所说的管理不善、日益恶化的财务表现、对新产品推出执行差、士气低落和无数的其他问题。反驳采用了最令人信服的方式———直接否定，如“柯达没有管理不善”、“目前的管理克服历史上出现的自满，以满足其增长和盈利目标。”可惜的是，如果柯达及时采取行动，许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这显然不是柯达一家公司出现的问题。黑莓手机制造商加拿大RIM公司同样如此。2007年2月，当有人问CEO吉姆·巴尔斯利苹果手机推出对公司影响的时候，他说：“最近推出的苹果iPhone不构成威胁，只是说智能手机市场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抵制变革
组织结构有裂缝
灾难性联盟。这是一个真理，组织抵制变革。柯达的情况是，即使高层领导正在为创造变化和全球经营积极努力，下面庞大组织管理人员并不乐于合作。柯达知情人告诉我一次访问外国子公司的故事。当他把总部下达的新战略递交时，子公司的高管拒绝与总部合作。这就是说新的商业机会从未得到牵引，公司失去了在全球建设其潜在优势的机会。这是公司常有的两个问题，中层管理人员不深入企业一线，创新在组织结构中遭遇裂缝。例如，杜邦公司，战略业务部正在为重大创新而努力，解决的办法是在发展平台上进行公司重组，使创新能得到贯彻落实。
深思熟虑
这些问题问自己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公司走上柯达的这条路，这里有一些问题要问你自己：谁负责确定（真）潜在风险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谁对结果负责？在您的组织中，创新自始至终是否保持系统的、专业的过程？有多少次在过去的18个月里，你观察过现有结构能获取商机？如果回答任何一个问题让你迟疑，也许这是你需要认真审视自己公司的时候。
你的企业是否也有“柯达病”
丽塔.麦格拉思（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标志性品牌为何会濒临破产
重庆晨报2012-2-18
柯达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看上去无懈可击。然而，最好的品牌需要不断创新，虽然有时，这是很难做到的。显然，柯达公司未能跟上从胶片向数字技术转变的步伐。
讽刺的是，早在1975年，柯达就发明了导致其如今消亡的数码相机。他们不仅发明它，一位柯达主管还预言到数码摄影将最终成为行业标准的一些细节。但很难理解，为何这个曾为带来如此多改变世界的创新的公司会悲壮地败给自己早起发明的数码技术。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柯达领导人不适应这个游戏规则，他们不断地改变的新技术，正因如此，削弱了他们的摄影产品和工艺的优势。
问题是，柯达的竞争对手及时抓住了数字时代机遇。今天，数字技术是行业标准，而昔日的行业老大柯达已渐行渐远。许多企业热衷创新，以提高他们在现有市场中的地位，但许多并不热衷于思考的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出局。
通常，在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领导人会越来越谨慎和规避风险。然而，恰恰是在艰难的时刻，需要优先考虑，并带来了新的思路迅速推向市场的创新。领导者需要建立创新，激发下属的积极性，并在不伤大雅下允许犯一些错误。
IBM的品牌转型无疑是最佳典范，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市场中获取了成功，这家曾以其大型机和个人电脑的硬软件闻名的世界领先供应商，当发现自己落后于微软和英特尔时，立马抓住机会重新定位目标客户群，将自己成功转型为全球信息产业服务商，奠定了今天被人所知的领先技术集成品牌。
最近，另一个市场领先者陷入了不安。大型零售商乐购市场份额下降，销售额出现了20年来首次下降的局面，乐购供应商在价格协商方面的压力倍增。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克拉克曾承诺要整顿业务，但最大的挑战是保持创新和敏捷性。乐购的领导力和员工敬业精神一直享有美誉。现在，为了这个成功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它的领导人确实需要给员工新视野和战略，鼓励创新、培育创新。
柯达、IBM和乐购都是伟大创新者。柯达未能及时利用这项已改变市场的发明，无论是开放程度、创新程度还是速度，远远不足以将其推向市场。
同样，IBM一开始对待其核心业务也缺乏创新观念，不过其及时认识了这一点，并抓住了机遇。乐购一直坚持创新并能迅速地将新思路引入市场。乐购领导班子是否能顶住压力继续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鼓励突破性思路呢？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思路是否能切实转换成利润。
本版文/重庆晨报见习记者 王秋思 编译
妮基（英国人力资源杂志作者）
做重庆老百姓自己的“百家讲坛”
一所国学会馆的梦想与坚持
来源：重庆日报
本报记者 兰世秋/文 记者 熊明/图
一个周六的下午，鹅岭当代国学会馆，一堂名为“福泽人生，孝行天下”的公益讲座结束之后，围绕“孝道文化”，一场热烈的讨论又开始了。
“现在的年轻人，离家远，工作压力又大，哪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家住福建、在重庆工作的“80后”周游站起来振振有辞地说。
“‘常回家看看’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周游的话音刚落，72岁的郑本文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因为激动，他的脸憋得通红，“就算不能‘常回家看看’，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总可以吧？什么工作忙、离家远，都是借口！”
空气似乎在这一秒凝固了，气氛一时变得剑拔弩张。
“孟子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的思想家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要孝敬老人了。”鹅岭当代国学会馆馆长杨芝虎的一席话打破了沉默。
“我一个70几岁的老头子，拿着老人卡坐公交车，竟然常常受到歧视。在今天这个社会，应该多提倡孝道文化。”李智荣也站起来发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讨论中……
一年多来，鹅岭当代国学会馆坚持每周六下午为广大市民举办公益讲座。至今，已有3万多人在这里接受了国学精神的洗礼，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失意中读《道德经》 曾经的老总办起国学会馆
2009年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走进位于鹅岭的当代国学会馆。他的脸上，挂着宁静平和的微笑。
“陈老师，您好！您好！”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迎上前来，激动地握着老人的手，“没想到您能亲自来。”
鹤发童颜的老人，就是慕名前来探访的重庆籍台湾著名学者陈琦萍；而中年男子，正是刚刚落成的国学会馆馆长、曾经的“康福来”老总杨芝虎。
会馆办公室里，两个同样热爱国学的人品茗长谈。
“我办这个国学会馆，就是想为市民打造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提升道德修养的课堂。”面对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杨芝虎讲述了自己渴望通过国学会馆来引领社会风尚的理想。
“我也感受到，现代社会里，很多传统文化正在丢失。”遇到了知音，陈琦萍老人有些激动：“芝虎，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我一定鼎力相助。”
3天以后，陈琦萍亲自给杨芝虎送来了自己写的书——《我与论语》；两个月以后，他又为当代国学会馆带来了第一场讲座——孔子思想之髓，并且，分文未取。
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康福来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为什么会转身创办国学会馆，
开办公益讲座？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全国掀起学习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的热潮。
“一个军人，为了他人的安全，只身勇斗歹徒，身中14刀。”杨芝虎说，别人看到了英雄的事迹，他却看到了社会的冷漠———“整整一车人，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最后，他竟然用背心搂着流出体外的肠子，下车追赶歹徒。”
“为什么见义勇为者要流血又流泪？”一个巨大的问号打在了杨芝虎的心上。“这个社会怎么了？为什么往往好人没好报？为什么老人坐车没有人让座？为什么有时帮助别人还怕被人嘲笑？”杨芝虎深深地感到，社会需要一种健康、向上的风气来引领。
但是，什么才是能够净化人心、引领道德风尚的“心灵鸡汤”呢？
1994年，离开了“康福来”的杨芝虎前往云南昆明发展，由于空手无钱，他先是为企业作咨询策划，担任顾问职务多年。后来他也试着参与了几个商业项目，但无奈商场多变，几个商业项目都屡屡受挫。
那几年，他常常深夜才能回家，躺在租来的空荡荡的房间里，陪伴他的是《弟子规》《道德经》《论语》等国学书籍。
那一个又一个夜晚，他读“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渐渐觉得自己能够平心静气，能够冷静下来回顾自己的得失。“现在看来，我很感谢那段时间的沉淀，我发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到了今天还值得传承和发扬的东西。”
杨芝虎说，他找到了那碗“心灵鸡汤”。他开始有了创办一所国学会馆的想法。
合作伙伴来了又走 公益讲座却坚持办下来了
比尔·盖茨、巴菲特……当怀着激动的心情翻看国学会馆的第一本宣传册时，杨芝虎傻眼了：怎么全是商业明星的宣传？
2009年7月，杨芝虎和几个朋友一起合资，将自己在鹅岭的工作室进行扩展，300多平方米的当代国学会馆落成了。
会馆落成的前一天晚上，杨芝虎却失眠了
为了建这个国学会馆，他个人投入了27.5万元，占了一半的股份。只是，他心里隐隐有种担心：自己出于对国学的热爱，提出了会馆要走公益之路的想法，朋友会支持吗？
杨芝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个多月后，当他看到那本印着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巨富头像的宣传册时，他知道，他和朋友的合作到头了。
朋友的理念是：办国学会馆可以，但要专门针对商业人士，这样可以“名利双收”。
杨芝虎却坚持：国学会馆就是要针对普罗大众，国学不是“贵族”的国学，而应该是百姓的国学。
不到两个月，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地退出了国学会馆的运作，走前他们说：谁会投钱给一个完全不盈利的机构？他们也劝杨芝虎尽早“悬崖勒马”。
对此，杨芝虎很坦然：对社会有益的事，做得。
没多久，杨芝虎找到了第二批合作伙伴。然而，这一次的合作也仅仅维持了一年。
和第一批合作伙伴一样，这一次的合作伙伴也想做项目、挣快钱，而杨芝虎坚持每周举办完全不挣钱、甚至还要贴房租和茶水钱的公益讲座，“志不同，不相为谋”，双方就此分道扬镳。
合作伙伴换了一茬又一茬，杨芝虎还在坚守：“我就是想做一个重庆老百姓自己的‘百家讲坛’。”
从2009年10月开始，公益讲座由前期的每周2-3场，后来逐渐规范为每周六下午2点半举行一场。至今，杨芝虎已经坚持举办了100多场讲座。
为了让这个每周一次的公益讲座能够坚持办下去，50多岁的杨芝虎至今没有买房，一家人租住在南坪某宿舍楼里。
朋友常对他说：“你可是原‘康福来’的老总啊，现在这样是不是太寒酸了？”而他的回答是：“我一点也不寒酸，我觉得自己很富足呢。”
从听众变成特约讲师 传统国学重燃星星之火
杨芝虎的执著打动了许多人，这中间，不少就是来当代国学会馆做讲座的专家学者。
“一个城市要提升，人的素质多么重要，这是一个功在千秋的大好事。”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新国学大家邹中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叶贵本、台湾著名教授李鹏远……他们都曾到会馆做讲座，并且分文不取，无一例外。
“芝虎，明天的讲座是什么内容啊？”如今，每到周五，杨芝虎总要接到这样的电话。当代国学会馆的讲座已经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市民自发前往会馆，聆听先人的智慧结晶。
“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这个词，我原来还以为是一个新词呢，听了讲座，才知道它最早源于《易经》。”72岁的王文栋，退休前曾是某单位的党务工作者，一年多前，他成了当代国学会馆公益讲座忠实的听众，无论刮风下雨，100多场讲座，他一场都没有错过。
听讲座的同时，热爱学习的王文栋又重温了众多国学典籍。经历了岁月的沉淀，重读古人的经典，他获得了更多的感悟。
于是，他也开始走上讲坛，成为鹅岭当代国学会馆的一名特约讲师，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国学的理解讲给更多的人听。
王文栋讲座的特点是风趣幽默，善用顺口溜。去年重阳节来临之前，他就做了一场“与时俱进，珍爱生命”的讲座。
“六十退休打麻将，七十聊天晒太阳，八十不知怎么办，做好准备等上墙。”讲座一开始，王文栋就用重庆话念了一段自己编的反映老年人退休生活的顺口溜，一下子就吸引了台下100多名听众的注意。
去年4月，王文栋还把邮电大学学生社团“识途社”的10多名学生带到会馆，让他们听了一堂“国学在今天的十种功能”的讲座。
听完讲座，即将大学毕业的“识途社”社长黄旭东说：“在我走进社会之前听到这样一次讲座，对我以后的成长将有很大的帮助。”
83岁的张积德，从第一天来听讲座起，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年轻人‘哈日’、‘哈韩’，我就‘哈国学’。”张积德把他听的第一场讲座称为“美妙人生”的开启，“国学思想就像清泉，让我宁静，也让我乐此不疲。”
听得过瘾，张积德把自己上大学的外甥也带来听，没想到，外甥也听得津津有味，之后还连连感叹：“比我在大学里学的都要多。”
“老师，我想学习古琴。”上个月末，一场以古琴为主题的讲座刚刚结束，重大在读研究生东方蔚龙就一直围着老师转。
37岁的东方蔚龙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解决别人心理问题的同时，自己也觉得压力很大。
“聆听上古遗音，内心感到特别宁静。”东方蔚龙说，“在这些大多数描述自然的音乐中，和大自然交流，有时候，甚至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杨芝虎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微笑。他高兴啊，通过他的努力，国学在当代的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曾经被冷落的传统国学，终于重燃星星之火。
“国学在今天要发挥心灵鸡汤的作用，还需要长时间的教与授。”鲜于煌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国学会馆的公益讲座，是真正针对草根、针对民间的讲座，它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浸入人心。
祖宗的脸
江省吾
“鹅岭当代国学会馆”，重庆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精神文化追求，这让作为读书人的我，既感意外，更觉欣慰。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又叫“中学”，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这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一个宽泛的概念，经史子集是国学，礼乐射御是国学，行医算命也是国学，但国学的核心内容，还在于思想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文化。说到国学，让人不由想起张之洞的那句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起“中学”“西学”之争的大背景，以及百多年来国学的盛衰荣辱。在我看来，当初的“西学东渐”也好，现在“新儒家”的兴起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匡救时弊，正如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都在于治病救人。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有些病可以看中医，有些急病重症则应该看西医，而中西医结合，可能疗效会更好。我这样类比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可能不恰当，但回想这百来年的历史变迁，得出这样的粗浅结论也很正常。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源于西学，马克思主义更是正宗的西学，它们有如对危重病人施行的外科手术，都给中国带来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我这样类比，可见我对西学并不反感和排斥。我认为，西学之中，也有很多“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比如曾经被新文化运动热情呼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值得我们永远尊崇。
但就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一样，西学也有其弊端。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丛林法则”的大行其道，急功近利甚至不惜杀鸡取卵、饮鸩止渴，便与西学的流弊不无关系。而“中学”也就是国学，包括中医，更为注重整体性思维，顺天应人，和谐共生，阴阳辩证，执中守恒，诸如此类的思想，即是国学所倡导的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恕之道，目的即在于改善世道人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世道也许会更有秩序感，人心也会更为真善、更为安宁。
所以，当张积德老人说“国学思想就像清泉，让我宁静”这样的话时，我是深有同感。虽然我也知道，曾经积贫积弱的背后可能正是文化的积弊，国学并非就是一剂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在一个大家都在感叹世道人心的时代，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碗“心灵鸡汤”。这也正是国学尤其是儒学作为“为己”之学、修身之学、“成人”之学、君子之学的基本价值之所在。
作家司马中原曾经说过一段话：“孔孟可以不要，但你要拿出比孔孟更好的东西才行……文化是流水，挥刀是斩不断的；文化是春风，再快的剪刀也剪不掉。中华传统文化如昭昭日月，当我们看到流云、看到清晨，就看到祖宗的脸。文化人应担负更大创造的责任，坐言起行，努力以赴，让下一代过得更好。”
这诗一般的语言，很契合我对国学的感受和心情。是的，国学，它经常让我情不自禁地遥想祖宗的脸。